文/任明

那热闹的年，仿佛已被推往遥远的从前。我独坐画室灯下，许多旧时情景不由分说涌上心头——尤其是小时候年三十夜里抢鞭炮的情景。那噼里啪啦的响声，那扑鼻的浓浓的硝磺味，仿佛还在记忆深处回响着、盘绕着；而许多小伙伴一起扑上扑下抢鞭炮的那股热闹劲儿，至今一想起来，心里依然会涌起一阵沸腾。

人们总说，真正的“年”是从三十夜开始的。一进腊月，年味便像灶上渐渐滚开的粥，慢慢稠浓起来。“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白天，母亲开始在灶间忙转，炸丸子的香气混着油雾，从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钻出来。父亲则把红纸铺开，写春联的毛笔蘸得饱饱的。天一抹黑，整个村子便沉入一种毛茸茸的安静里。那时候我家乡还没通电，夜是靠烛火和油灯点亮的。母亲把炸好的麻叶、丸子盛上一碗，油亮亮的，让我给东邻西舍送去。烛光把大人们的脸映得温温润润，他们说着去年的收成、开春的墒情，话音像灶膛里哔剥作响的柴火，暖和而扎实。

夜要守到很晚，临睡前要放关门炮。有时是三个大点的鞭炮，有时则是一挂小鞭炮。放过关门炮，大人们便准备入睡。而我们这些孩子，谁也不肯睡，裹紧棉袄，聚在堆柴火的夹道里，哈出的白气在寒夜里搅成一团。我们压低声音交换“情报”：谁家买了“大雷子”，谁家的鞭炮最长。一种隐秘的兴奋，就在冻得通红的小脸之间悄悄传递。

过了半夜，给祖宗牌位磕完头，换上新衣裳，小伙伴们便吆喝着涌出门去。有提纸灯笼的，火苗在里头一跳一跳；我就神气地举着父亲从卫生所带回来的手电筒。那笔直的光柱往村道上一扫，伙伴们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扎成一堆，像埋伏等待冲锋的战士。

“噼——啪！”第一声总是吓得人心一跳。紧接着，密密匝匝的鞭炮声就追了上来，震得人耳根发麻，仿佛要把旧年里所有的憋屈、新年里所有的盼头，都在这震天的响声里释放出来。鞭炮炸开的红纸屑，像狂喜的雪片在半空里纷纷扬扬。那股带着硝烟的喜庆味儿，热烘烘地冲过来，让小伙伴们再也按捺不住了。

“抢呀——！”

不知谁扯嗓子一喊，我们像听见冲锋号的士兵，齐齐扑进那团呛人的硝烟里！帽子挤歪了，胳膊压痛了，你的头撞到他的屁股，他的脚踩到了你的手，可谁也顾不上这些，都拼着劲儿在地上的鞭炮碎纸里摸索。堂哥摸到一个“大雷子”，眼睛倏地亮了，映着未熄的火星，像藏了两颗宝石。身下不时还有零散的鞭炮“呯——啪——”炸响，火星溅到手背上，烫得人一激灵，可谁也管不了那么多。当摸到一个还没炸的小鞭炮时，那种快乐真是难以形容。我常常跑得慢，更是胆怯，捡到的大多是没炸开却已没了捻儿的“小豆茬炮”；有时运气好，摸到一个沉甸甸的“大雷子”，就在手心里紧紧攥着，粗糙的纸卷贴着掌心，那种兴奋、那份满足，什么奖赏都比不上。

年三十夜里，我们从东家跑到西家，从村南奔到村北，听见哪里鞭炮响起就往哪里狂奔。有时不等主人高高挑着的鞭炮炸完，我们就一手捂着耳朵扑上去，另一只手猫着腰去抢掉在地上的鞭炮。炸开的纸屑和泥沙迸在脸上，生疼，可谁也不在乎，依然大呼小叫地抢得欢。天快亮时，我们聚在村口老槐树下，展示各自的“战利品”。小伙伴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有人的新袄口袋烧了个洞，有的小手被炸伤了也不觉得痛，只咧着嘴笑，鼻尖上还沾着鞭炮的红纸屑。

疯了一夜，竟一点不困。兴奋渐渐退去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我们三五成群，去给长辈磕头拜年。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正陪着这座睡了又醒的村子，一起郑重地送走旧岁。

拜年回来，怀里的花生、糖果塞得鼓鼓囊囊。我把捡来的鞭炮倒在堂屋扫得发亮的泥地上，摊开一片。蹲下身，认认真真地摆弄起来。然后，挑出那些“哑炮”，屏住呼吸，轻轻捻开它们紧紧包裹的纸皮，把里面乌黑的火药粉，小心地、均匀地倒在地上，撒成一条弯曲的长线。最后，捏一截点燃的香头，手微微发抖，凑近那根火药铺成的、灰灰的线。

“嗤——”

一道幽蓝发白、近乎妖异的光，猛地窜起来！它发出细密急促的、仿佛在啃咬什么似的声音，顺着我预设的路线拼命奔跑、燃烧。那一瞬间的光，亮得骇人，把昏暗的堂屋照得透亮，满屋子顿时腾起熟悉的硝烟味，辛辣又温暖。

许多年后，当我提起画笔，在宣纸上追赶那些远去的光影时，总会突然想起童年时的年三十夜，想起抢鞭炮的情景。我要用手中的毛笔，把那些扑进硝烟里的身影、那些冻得通红却满是兴奋的脸——那道划过黑暗的幽蓝火光，原来早已潜入我的血脉，如今总在墨色深处隐隐闪现，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无声的抵达。

那鞭炮声里的旧时光啊，原来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