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郎绍君

2026年1月19日，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原主任郎绍君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7岁。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发布的讣闻称：先生德高望重，其磊落的品格与强大的人格力量，是学界公认的精神楷模。他秉持学术的真诚，以坚持真理为毕生追求，以坚守原则为立身之本，在众说纷纭之际敢于直言，毫无随波逐流的敷衍；他始终勤勉笃行，在书山学海中深耕不辍，以深厚的学养涵养出通透的风骨；他教导学生始终全心全意、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学。他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以质朴纯粹的言行，为后辈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双重典范。

郎绍君，1939年12月生于河北定州。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1978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至今，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任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长于中国美术史与艺术评论。曾应邀到日本、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及国内诸多大学、艺术院校或美术馆讲学。 著有《论现代中国美术》《重建中国精英艺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郎绍君美术论评》《20世纪中国画家》等。另有关于中国古代、近现代美术的论文、评论、序跋约百余万字发表。

郎绍君：《论中国现代美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郎绍君先生的学术人生，是一部以沉潜之力拓荒开路的史诗。自1961年从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毕业留校，到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深造，再到此后数十年深耕于美术史论研究与批评一线，他始终以“为中国画立标准、为美术史存真相”为己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重要的美术评论家之一，他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考据精神，构建起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史论体系——从提出重塑20世纪中国美术认知的“近现代四大师”之说，到创立“传统型、泛传统型、非传统型”的中国画分类理论，他打破了二元对立的论争僵局，为多元艺术生态提供了理性对话的方法论根基。其主编的12卷本《齐白石全集》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专著《齐白石的世界》斩获首届文化部学术研究成果一等奖，这些鸿篇巨制不仅为艺术家个案研究树立了典范，更构建了可复核、可引用的学术基础设施，让“传统如何进入现代”的世纪难题有了坚实的证据底盘。在李可染艺术研究领域，他主编的《自然的再发现》系列文章，同样以独到视角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学术参照，彰显了其跨领域的研究实力与权威地位。

郎绍君著：《齐白石研究》《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

先生的治学之道，是后辈学者永远的精神圭臬。他一生秉持“史论结合、古今融汇”的治学准则，既反对脱离史实的空谈，也警惕功利性的“翻案”式研究，始终强调“材料扎实、观点立得住”的学术底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曾评价郎先生的文章“平实而准确，同时富有文采与韵味”，这种文风背后，是深厚学养、独特阅历与丰沛人生体验的沉淀，更是对学术真诚的坚守。在研究中，他既深耕微观个案，又构建宏观体系，从黄宾虹、潘天寿到林风眠、吴冠中，从传统笔墨到现代水墨，他以“去遮蔽”的自觉，拨开历史的迷雾，让艺术的真相得以显现。即便在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史》等重大课题，同时照料年迈母亲与年幼孩子、应对自身病痛的艰难岁月里，他依然笔耕不辍，用四十余封饱含真知灼见的书信点拨同道，用百余页手稿记录学术思考，这份勤勉笃行的治学态度，令人动容。

郎绍君 《好景良辰》 设色纸本 38cm×37cm

郎绍君 《林中泉影》 设色纸本 45cm×47cm

作为师者与长者，郎绍君先生的人格魅力如春风化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学。他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始终全心全意、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为学界培育栋梁；他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以质朴纯粹的言行诠释着“治学与为人并重”的人生信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时安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便拜读先生文章，后来获赠的《齐白石的世界》一书，以深透的研究给他带来巨大触动；学生杭春晓则铭记着先生关于“历史的遮蔽与去遮蔽”的谆谆教诲，以及对后学独立思考能力的悉心培养。在学术场域中，他是敢于直言的批评家，在众说纷纭之际坚守真理、不随波逐流；在生活中，他是温润谦和的长者，与夫人徐如黛以“砚田秋耕”之名寄情书画，在笔墨间保留着文人雅士的纯粹与逍遥。这种磊落品格与强大的人格力量，让他成为学界公认的精神楷模。

郎绍君 《新绿》 设色纸本 40cm×51cm

郎绍君 《天行有常》 设色纸本 46cm×74cm

郎绍君先生的离去，是中国美术界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如业界所叹：“这不仅是一位学者的谢幕，更像一个‘方法’与‘尺度’的暂时失声”。当艺术界充斥着浮躁与功利，他所坚持的“把问题说清楚、把标准立住、把史料做硬”的学术理性，愈发显得珍贵。但先生并未真正远行——他留下的《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现代中国画论集》等著作，仍是学界必读的经典；他倡导的“重实戒空”的治学方法，仍是后辈遵循的准则；他守护文脉、拓进创新的精神，仍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