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专家：王 林

文字整理：马怡诺

艺术批评家 王林

　　一、王林：中国家庭家族文化的历史崇仰与现代性转型

　　(一)超验世界与人类信仰的本质内核

　　卡尔·萨根在《伊甸园的飞龙》中指出：“人大概是世界上惟一能清楚知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死亡意识将世界划分为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这一划分贯穿人类文明始终。人在经验世界中追逐物质与权力，欲望永无止境，却始终会受到死亡必然性的约束，这种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促使人类不断探寻超验的精神维度。世上并无永生之法，彭祖长寿传说与马斯克的永生设想均无法改变死亡的自然法则。杨振宁认为宇宙的精妙秩序源于造物主的力量，而人类在暗物质与暗能量占主导的浩瀚宇宙中，显得无比渺小。巴斯卡将人类比作脆弱的芦苇，但人类拥有知晓宇宙与死亡的智慧，不过宇宙的创造力量必然洞悉自身与人类的存在，而意识的超验性正是所有信仰的根本依据。物理学的量子纠缠实验，从科学层面佐证了意识对物质形态的作用及宇宙的超验属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在做，天在看”的“天”，便是原典文化中主宰宇宙的超自然力量。面对高更提出的“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命题，经验世界无力解答，唯有超验世界能给予回应。西方宗教通过耶稣连接上帝，而中国人的清明节祭奠则以宗祖、宗亲为核心，形成独特的亚宗教信仰，我个人称之为"祖教"信仰。这种信仰与各类宗教信仰本质相通，都是人类对超验世界的精神向往，通过仪式化祭奠搭建起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沟通的桥梁。

　　历史上，超验世界的沟通权曾为巫史把握，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武帝以李陵之祸用宫刑断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后。故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从今以后的《二十史》都只是为皇权歌功颂德的篇章。中国皇帝自称“寡人”，以“天子”之名独占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这是皇权时代中国最大的认知谬误。路德宗教改革打破神权专制，让个体可以直接与超验世界建立联系，彰显了“向死而生、虽死犹荣”的生命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托梦、幻觉、灵显、冥念等等现象，正是超验世界对人的偶然显现，证明人类的精神维度并非仅限于功利现实即经验世界。

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二)中国原典文化中家庭家族信仰的历史根基

　　中国家庭家族文化始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延续时长远超世界三大宗教。从尧舜禹禅让制到夏启嫡长子继承制，血缘传承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核心。夏商周三代中，商周作为轴心时代，以确切典籍与实物证据，形成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原典超验文化。商人秉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其青铜器与甲骨文均与祭祀密切相关，构建了对于超验世界的完整崇仰体系，商王及其统治集团是通过巫史作为天人关系的中介来主导祭祀活动的。商周实行分封制，诸侯共治的格局为文化不同倾向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促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西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原典文化的成形，有非常重要的作为：

　　其一，以春秋笔法确立了历史书写的真相臧否与价值诉求;其二，推崇周代祭祀文化，强化等级制度，以其"未知生，焉知死"的实用性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明显回避生死议题;其三，打破贵族教育垄断，兴办民间教育，提高“师”的地位，使知识传递纳入到超验崇仰范畴，以至后来进入中国人的神位之中;其四，整理《诗经》，在"国风"中保留民间社会对超验世界的认可及其文化创造。中国文化的推动力，其中之一正是从孔子尊重民间、重视教育开始的。

　　东周衰落之后，进入战国“争于气力”的时代，群雄争霸，丛林法则兴盛行。秦国凭借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郑国渠和都江堰)，带动农业发展强化军事实力，加上法家特别是《商君书》一整套治国治民的严酷手段，最终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的中央集权专政制度。焚书坑儒(主要是坑求不死之药不得的术士)并兼并各国文化包括长江流域发达的楚文化及巴蜀文化，失去了长江文化对于黄河文化即中原文化的异质性张力。楚文化的巫术性和超验性想象力消失殆尽，仅屈原《离骚》得以留存，而维系着民间的超现实想像力(曾侯乙墓发掘出土文物即可明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印证了楚文化的抗争精神，也是后世岳麓书院敢说“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话儿的底气。

　　(三)皇权专政下家庭家族信仰的演变与文化民间的坚守

　　两千多年来，秦制专政及汉承秦制确立以后，皇帝集权专政制度从未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孔孟之道被奉为统治者主流思想，强调君、官、民的一致性与仁礼相契，服务于皇权专政统治，包括“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说法仍然是基于大一统思想意识。可贵的是，孟子提出“无恒产即无恒心”之说，确立家庭财产私有制，为农业社会的家庭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但孔孟之道重农轻商的倾向，则埋下了中国文化超稳定的基础，长期阻碍社会走向商业化进步。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历史成为皇帝可以改变但皇权从不改变的非历史化状态，也就必然会形成固化的超验世界信仰。汉武帝剥夺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作为天人中介的通灵权，亲赴泰山封禅，使皇帝成为天人沟通的直接主体和唯一主体。司马谈自杀，司马迁继承父职后惨遭宫刑断后，虽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却不再能够延续巫史传统的独立性。此后的二十四史皆沦为皇权服务工具，丧失了巫史传统对历史真实性与超验价值观的话语权。皇权专政之下，超验信仰被彻底实用化：统治者通过厚葬皇帝及皇帝家天下成员和主要以血缘嫡长子单传皇位的方式，来维系皇权专政的世袭统治。天坛地坛的祭祀，不过是皇权统治合法性的象征而已。

　　然而，民间社会对超验世界的文化崇仰并未中断，清明节祭祀传统持续至今，接续着《诗经》荐新祭天、家庭家族共享"万寿无疆"的祈愿。还有以“红白喜事”的乐感文化来缓解悲感文化，构建起连接经验与超验世界的民间信仰通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承秦制，中国“置官到县为止"与“吏不入乡”的郡县制行政管理，在某种范围内，为民间社会留下自治、自主与一定自由的文化空间。三老、乡贤与宗族力量形成的民办非营利宗法关系，成为家庭家族历史信仰的实践载体。民间文化精英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推动了祠堂、书院、家谱编修等文化实体的形成和发展，维系了家庭家族文化的历史承传，构成中国超验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 中国原典文化的超验性起源于家庭血缘关系，原始“万物有灵”的天地信仰转化为“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体系，其中的“亲”与“师”("师"是非血缘的)则构成了民间超验世界精神崇仰的重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宗土信仰，秉持“叶落归根”、"父老乡亲"的原乡理念，以清明崇拜将“天人合一”的神性落到实处，形成了基于耻感文化的亚宗教信仰，与西方罪感文化的救赎信仰不同。“光宗耀祖”的价值诉求，成为连接经验与超验世界的民间通道。

　　(四)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多元格局与核心特质

　　中国历史有儒道互补、儒道释并存的传统。老庄思想蕴含仙道超验基因，与儒学在入世与出世维度相互补充，但未形成完整的超验信仰体系，道教源于道家亦未成为具有复盖性的全民信仰。佛教传入后衍生出禅宗等中国化宗教分支，也始终未能取代儒家思想主导的皇权秦制专政地位。道教与佛教在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功利化变异，如地狱暴政、求福敛财等等现象，实际上背离了超验世界的真正信仰。中国人真正的核心信仰，乃是对宗土、宗祖、宗族、宗亲的崇仰，称之为“清明家庭家族历史崇仰”可也。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历史性信仰，契合联合国人权宣言对个人与家庭权利的强调，具有普世性的启示意义。

　　周有光提出过“双文化论”，将欧亚四大原典文化与世界性现代文化并置。文化因地域与自然条件形成差异性，文明则是人类约束身体健康自身动物性、不断趋真向善的共同成果。文化的历史进步过程，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挑战自身动物性丛林法则之野蛮而走向普世化文明的过程，二者共存构成了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丰富性的基础。“双文化论”凸显出现代文化的共同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与不同文化的进步发展方向。

　　(五)中国家庭家族文化精神崇仰与灵魂归宿的现代性转型路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需要以传统的转化与接轨作为前提，而非"打倒孔家店"式的彻底决裂。以家谱编修作为切入点，转型路径是清晰可循的：

　　其一，改变宗法制度中关于立法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家法”已丧失其合法性，法制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拥有理性、个性、契约精神等合法权利与纳税义务。但家法消亡不代表家庭伦理丧失，比如家训即可转化为具有指导意义与约束力的家庭文化契约，确立人权高于主权从而建立法权的现代社会理念。

　　其二，尊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化发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普世价值，家谱编修则可通过“户口名+族名”的方式，在保留字辈传统的同时，兼容个性化命名，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无缝衔接。

　　其三，确立男女平等的现代原则。打破传统父权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的束缚，将“天地君亲师”神位调整为“天地祖亲师”神位，凸显宗祖-宗亲崇仰在中国人超验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家谱编修则应父系与母系并重，将女性及其子女纳入其中，通过“他姓户口名+本姓族名”的命名方式维系传承，顺应社会人情网络化的需求和趋势。一一人情是社会联系的纽带，乡土之情、宗亲之情是经验世界运转与超验世界构建的重要依据。关键不是要否定人情，而是要用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来重建以家庭为单元的中国现代社会，由此为全世界的家庭家族文化及合理合情的亲子关系作出贡献。男女平等是现代基本人权，女性承担生育繁衍职责，应得到更多尊重。人生而平等指的是起点平等，而承认差异、控制差别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其四，强化清明崇仰的重要地位。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假日与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连接家国情怀、维系家庭家族情感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内容和中国老百姓的亚宗教仪式。民间“清明会”作为家族联系、家谱编修的重要组织方式，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与大力支持。同时，亦可整合春节、中元节、母亲节、父亲节等中外节日资源，构建多元化的纪念与祭祀体系，使家庭家族文化崇仰成为贯穿日常生活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老百姓个人与家庭家族的生命寄托、精神向往与灵魂归宿，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王林发言纪录稿由马怡诺整理，本人根据整理稿再作修改后作为原文修改稿)

中国城乡清明节

　　二、对“中国家庭家族文化的历史崇仰与现代性转型”的深入交流

　　彭 德：我非常欣赏王林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立言”的坚守，也想结合会议所谈，补充纠正一些历史事实。关于秦始皇的最大贡献，是改变家族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但这一制度究竟是秦始皇独立创建，还是借鉴了西亚的相关制度，目前还没有定论。在历史文本造假方面，中国古代较西方更为突出，比如《尚书》分今文和古文两种，今文尚书获广泛认可，而古文尚书被认为是孔子后代孔安国伪造。从文字学角度看，你说的“祖教”实际就是礼教。“祖”字由“示”和“且”两个字根组成，“且”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形，是祖宗的标志; “示”的两横一竖，表示祖宗牌位，左右两点，表示祭祖时的祼礼，祼音灌，即用玄酒洒在牌位上。玄酒就是天水，不是雨水，而是让青铜盘遇冷凝结的水。祖宗牌位也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形，也同生殖崇拜相关。云南剑川石窟的女阴造像，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礼教的“礼（禮）”字为“示”字旁加“丰（豐）”的繁写变体，“丰”的三横一竖代表穿绳的玉器，下方是祭天器皿，名叫豆，总之都与祭天祭地祭祖相关。此外，“上帝”并非西方概念，《尚书》和历代正史早有大量的“上帝”这个词。西语不称上帝而叫God。远古黄帝的六世孙名叫重黎，重黎作为火正，既管人间之火，也观测大火星(星宿二)以便指导农耕，后来他下令“绝地天通”，将民间巫师与上天沟通的权力收归天子。 关于孔子未当过官，有误。孔子曾任鲁国的代总理，上台后便诛杀论敌少正卯，开了文人杀文人的先例。孔子也不是首个记录君主罪恶的人，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史官记录赵盾弑君和崔杼弑君而被杀的记载。另外，徐福的故乡不在重庆，史学界的共识集中在江苏、山东一带，日照与连云港之间的区域可能性较大。我对“民间文化”的判断持不同观点，因为中国古代并无真正的自由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民间始终在帝王管辖之下，即便隐士也逃不出帝王的掌心。比如民间美术中的年画，其题材如忠臣、孝子、义士直到耕种纺织等，均为官方推崇。历代帝王为了鼓励男耕女织，指示宫廷画家画耕织图，然后由州郡县画师临摹颁布。民间年画用色，采用的是官方五色体系，源自官方治国推行的阴阳五行框架;《诗经》的“风”也不是民间诗歌，而是各诸侯国经官方认可的作品，将其归为民间歌曲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人偷换概念的结果。像韩滉《五牛图》，并非表现农民生活，而是与阴阳五行、皇后的五牛车相关。按《旧唐书》记载，韩滉本人后期是贪官。上世纪画史研究说韩滉关注民间疾苦，纯属信口开河。最后补充，国人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最初是由康有为提出。他游历欧洲，听欧洲人说埃及、巴比伦、印度、古希腊文明为四大文明，回国后改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我认为，中国文化进步自古不在民间，而在于商界、官场、学界中具有清醒意识的少数人。他们才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希望。历代民间起义都是对文明的全盘摧毁，然后不断重复。

　　贾方舟：王林此次演讲十分精彩，让人印象深刻。他以“后89”、官方与民间关系、艺术市场劳务费等具体艺术问题为起点，不断延展话题边界，涵盖死亡意识、经验与超验、宗祖宗族、宗教相关议题及不同思维方式等诸多内容，堪称包罗万象、结构恢宏。他的演讲从艺术观、文化观延伸至人生观、历史观、生死观与宇宙观，展现出极为广阔的思考范围，让人没想到王林的思考能拓展到如此宏大的层面，也让大家重新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王林。 特别要感谢高岭创造的良好条件，让王林老师能有近两个半小时的充裕时间，向在场认真聆听的观众完整呈现这份精彩演讲，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此外，从彭德老师的回应中能看出，王林的演讲触及了彭德老师涉猎的诸多领域，二者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足见其学识广度与深度。

　　荣 剑：王林此次两小时二十分钟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核心围绕当代艺术与中国家族文化传承展开，从先秦务实传统追溯至家族、宗族历史，重点阐明了民间文化信仰的重要性。我十分赞同贾方舟老师的评价，这次报告彻底改变了我对王林老师的认知，其研究深度足以支撑一部大书，更可构建更大的理论架构，聚焦中国民间社会发展，探讨其源于务实传统、独立于官方权力之外的权力系统。王国维在论述周秦之变时，强调周代文化创新的核心是三项制度成就：嫡长子继承制、封建分封制、宗法制。冯友兰等学者也探讨过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联，以及周制与秦制的纽带。宗法制虽为帝制统治模式奠定了基础，但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也需承认它代表了民间权力系统，是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王林的研究涉及艺术史与思想史的重构，极具价值，更引出了民间社会重建这一重大课题——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并非要毁灭传统，而是要恢复和发扬民间社会的优良传统。听完报告后我意识到，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特构成，正是我们可以保守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王林的研究全程令人深有感触，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启发，值得继续深入推进。

　　王端廷：王林老师的报告题目宏大、内容庞杂，其中不少话题是我长期思考的，但也有诸多观点我仍旧保持自己的态度。我的核心看法是，我是一名悲观的民族基因宿命论者，此次报告更强化了这一认知。在我看来，世界万物的多样性源于基因差异，物种的一切表现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且都会本能维护自身基因。王林老师所谈及的宗法、祖宗崇拜等观念，本质上是维护民族基因的体现，与民族主义乃至西方唯神论有共通之处，核心都是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而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思维方式：西方是二元论，天人、灵肉两分，这也是其宗教产生的基础;中国则自古秉持天人合一、灵肉不二的理念，因此未产生本土宗教，外来宗教也多被中国化改造。这种差异决定了，既要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特性，又要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条件、食物、生产力、社会结构等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上帝赋予中国人庞大的人口数量与繁殖能力，若中国人采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让地球难以承载。因此，中国人的基因中缺乏西方那样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及推动科技生产力的相关特质，这是基因层面的限制。

　　高 岭：首先，我补充两个相关历史情况：一是90年代郎绍君倡导精英艺术，后续美术界出现了有关“知识分子艺术”的提法，我曾在《画刊》等刊物发表文章探讨过这一话题;二是关于90年代的润格费争议，彭德老师等人积极倡导，1993年《江苏画刊》等平台还出现了相关批评家公约。当时我明确反对批评家直接收费，撰写文章提出质疑，主张借鉴西方经纪人模式，由杂志社、经纪人等中介机构处理报酬事宜，避免批评家直接谈钱，这一模式在演艺界早已普及，但美术界因多为个体从业者，缺乏相关依托，难以推行。其次，针对王林老师所谈的“祖、亲、师”体系，其对血缘、师承关系的细致研究值得肯定，但我不完全认同将其作为重建社会信仰、夯实艺术创作根基的核心。如今我们身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大家均不认同传统封建集权治理与法理体系。因此，艺术创作与话语阐释的重构，不应仅局限于传统宗法文化的合理部分，更需在民间社会重建与数字社会、未来科技社会开发之间寻找平衡。我们应结合二者探索艺术新可能，重塑新一代人的艺术创作形态，为艺术发展注入新活力。

　　王 林：我对王端延表达的绝望深感理解，但不认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唯民族基因决定论的看法。中国文化传统和普世文明对全人类有其历史贡献，不用赘言。我有不少朋友皈依基督教，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我表示佩服和尊重。但从可考的甲骨文开始，中国人就有关于宗祖-宗亲的历史信仰，时间远在在基督诞生之前。因此，我无法面对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到此为止，面对列祖列宗、父老乡亲和兄弟姊妹，我无法放弃或让渡中国人对超验世界的故土珍视和宗祖-宗亲信仰。

　　端廷兄说到思维方式，以推理为重、讲究逻辑的理性思维方式，的确推动了从古到今的西方文化和普世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比思维也确有其弊病，但并非全然没有理性思维的科学成分。思维方式并不是中西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艺术文化对非理性思维方式的看重、吸纳、兼容和推动，从西方人对中国瓷器艺术和日本浮世绘的看重，即可证明。近读荣格，荣格从集体无意识谈及中国文化经典《易经》的同时性或同步性思维方法，非常赞赏。这不仅可以印证当代物理学双缝实验和量子纠缠理论，同时也可旁证中国人对经验世界通向超验世界互相关系的理解，以及中国祖亲-宗亲超验信仰从生到死的价值诉求与历史意义。

　　从甲骨文开始的中国文字所代表的是延续至今不灭的世界文化成果。对中国人而言，鲁迅早就认识到，其国民性改造任务艰巨。重要之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以苏俄意识形态为宗，笼罩至今，现代文化的启蒙与转型其道路漫长。而对中国社会而言，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怎么折腾都是一个死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只有通过精英和民间的文化意识渐变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改变我们这个古老中国。其中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抛弃苏俄意识形态对中国近现代长时期的毒害，这里不细论。而另一点则是中国人生命生存能力极强，生育繁衍延续能力极强，这恰恰是我所谈到的故土观念、祖教信仰所，使得中国文化得以长存、使中国人能够在经验世界的艰难困苦中保持着对超验世界充满向往与归宿的民族文化基因。

　　人到临死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耶稣?佛陀?真主?还是逝去的亲人?——这才是中国人最后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归宿。推己及人，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永远离不开家庭这个人类生存最基本单元所作出的贡献。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中国文化人，我们对此要有耐心、韧性和尽力而为与不遗余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