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

　　前不久，我在首尔参观了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Korea，简称MMCA)的首尔馆与果川馆，这是MMCA四大场馆中的主要两座，另外两座分别是德寿宫馆和清州馆，它们共同建构了一套极为系统和深入的韩国现代艺术叙事体系。可以说，这种历史性的梳理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偶然，而是韩国在国家文化战略、学术研究、机构运营和全球对话等多层面长期努力的结果。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常设展：韩国现代美术亮点

　　一、确立“自主性”与“独创性”，构建区别于西方的艺术坐标

　　韩国现代艺术的叙事，关键在于跳出了“西方影响与东方回应”这样简单的框架，而是改为从“影响焦虑”到“平行对话”，从“追赶现代性”到“主导东方现代性”的叙事转向，凸显其“自主性”和“独创性”。比如MMCA通过系统收藏、专题研究、国际巡展，论证单色画 “物我相融” 的东方哲学内核，将单色画塑造为 “东方美学与现代主义对话的典范”，既区别于西方抽象，又超越东亚传统的符号化表达，强调其对全球抽象艺术的独特贡献。这种叙事逻辑其实是把单色画从西方现代艺术的追随者定位中剥离，放置于与国际极简主义、物派、抽象表现主义的平行比较中，彰显其独特的哲学根基和美学诉求，以及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发展逻辑。打破全球艺术史中以欧美为中心的叙事垄断，确立韩国作为 “现代性另类路径” 的提出者与实践者。

　　如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韩国艺术家已经有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他们十分自如地运用全球当代艺术通行的媒介和形式，但其内核是韩国特有的历史、社会和心理经验。所以，有效的“自我书写”必须同时具备“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和“全球可交流性”的语言。

　　从中给我们的启示是，本土艺术的 “自我书写”，关键是挖掘本土文化基因与艺术表达的深层关联。不必套用西方现代艺术的评价标准，而是要为自身文化经验、历史处境与现实感受，创造并提炼属于本土的艺术语言、美学特质与思想内核，形成差异化的艺术坐标和评价体系。

　　二、学术研究先行，以专业话语支撑文化认同

　　韩国现代艺术的 “自我书写” 并非单纯的展览与收藏，而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作为底层支撑。比如MMCA一方面通过系统收藏、学术研究、多馆分工，构建了权威的“正典”叙事。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艺术家档案、出版系列专著、开展口述史研究、建立材质数据库，为本土艺术史提供了严谨的学术依据。同时通过国际学术对话，让本土艺术叙事获得全球学界的认可，而非自说自话。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果川馆常设展：韩国现当代艺术I、II

　　因此，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专业话语的支撑，而非空泛的 “文化自信”口号。梳理本土艺术史时，要重视档案建设、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用专业的研究成果，让本土艺术的价值被内外部共同认可。同时，文化身份的梳理和确立，需要战略性投入和专业的、持续性的机构工作，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或个体。另外，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市场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基石，比如对单色画的历史定位，而市场的关注又反过来推动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公众认知。因此，艺术史书写、学术批评与艺术市场其实需要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塑造文化的认知价值。

　　通过韩国案例，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原有西方学术体系下的艺术史书写实践和理论建构其实隐含了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所以中国本土理论话语建构需要立足我们的现实需求、时代语境和理论诉求，从本土语境出发，加强对中国现代艺术百年脉络的体系化研究，尤其关注中西交融背景下本土创新的独特性，形成清晰、自信的“中国现代性”叙事，从而去确立自身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身份地位和话语权。

　　三、国家文化战略为艺术叙事提供框架与动力

　　如果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现代艺术的叙事与其国家文化战略之间存在着深刻而系统的联动关系，也是韩国自20世纪末以来实施的 “文化立国”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韩国通过精心构建的现代艺术叙事，不仅重塑了民族文化认同，更将其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软实力”资产。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果川馆常设展：白南准的“电视塔”

　　我有留意到，韩国的现代艺术没有回避民族最痛苦的伤口，比如殖民记忆、战争分裂、军事独裁、民主化抗争。他们直面创伤，通过艺术将民族记忆转化为深刻的视觉思考，形成强大的情感与思想张力。这告诉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断裂和阵痛，本身就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资源。事实上，艺术不仅是政治抵抗的工具，更是对发展道路、现代性本身进行批判性反省的媒介。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歌颂成就，而在于能否用艺术语言对自身历史进行诚实、复杂的剖析。韩国现代艺术的 “自我书写” 没有割裂殖民时期、戒严时期等敏感阶段，反而将这些时期的艺术表达纳入通史叙事。比如殖民时期艺术家在西方技法与本土精神间的挣扎，戒严时期实验艺术的隐晦批判，都被完整收录并研究。这种 “不回避” 的态度，让艺术史成为真实反映社会变迁的镜像，而非选择性的美化叙事。由此，韩国现代艺术史被构建为一部 “民族精神视觉化” 的史诗，从日据时期的抵抗、战争分裂的创伤、军事独裁时期的压抑，到民主化后的批判性反思、经济腾飞下的物质性探索、乃至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身份表达。

　　这似乎在提醒我们，梳理本土艺术史时，不应刻意规避历史中的冲突与矛盾，而是要将艺术放在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解读。只有正视 “不完美” 的历史片段，才能构建有厚度、有说服力的本土艺术叙事。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正式将 “文化产业化” 提升为国家战略，旨在通过诸如K-Pop、影视、艺术、数字游戏等文化内容来驱动经济增长，重塑国际形象。其中，现代艺术被视为 “高端文化资本”，通过《文化产业振兴法》等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以及MMCA等国家级平台的系统性建设，将艺术叙事整合进国家文化输出的整体框架中。再通过光州双年展、釜山双年展等国际平台，强调 “亚洲议题”和“全球南方”视角，利用艺术作为地缘政治与全球对话的软性工具，将自己定位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 “文化桥梁”。

　　四、企业赞助如何成为“自我书写”的关键推手

　　韩国不少大企业，通过提供物质支持，不断提升本国艺术家的全球能见度。比如三星Leeum美术馆的收藏与展示结构，既有古代艺术馆，又有现当代艺术馆，这种场馆结构的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书写”的物理框架。它将韩国传统美学如瓷器、书画与国际现当代艺术并置，暗示了一种 “从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性” 的叙事，而非断裂。

韩国三星美术馆

　　有些大企业通过赞助，搭建国际平台，让韩国艺术直接登陆世界顶级舞台。例如：现代汽车集团自2015年起，成为泰特现代美术馆大型年度艺术项目的赞助商，项目因此叫“现代汽车系列：泰特现代涡轮大厅委托项目”。此项目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艺术家，为涡轮大厅创作大型场地特定装置作品，该系列已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展览之一，吸引数百万游客。而2024年泰特现代涡轮大厅“现代汽车系列”的委约艺术家是韩国的李美来，她是该系列历史上首位受委约的韩国艺术家，显现出韩国企业对本土艺术家的国际推广力度。也表明韩国财阀在全球艺术权力场域中的角色正在不断升级，从本土支持者转变为国际顶级艺术项目的关键推动者。因此，也可以说是韩国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企业与艺术共生模式”的海外延伸。

　　韩国企业深度参与文化艺术建设，其实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多维度的启示。比如中国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可将文化艺术支持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通过设立专项艺术基金，系统性地支持中国当代艺术、音乐、电影、设计等领域的创作者。借鉴三星、现代等韩企的“艺术赞助+品牌建设”模式，将文化输出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相结合，提升品牌软实力。企业还可联合艺术机构，在全球重要艺术平台，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等设立中国艺术家推广计划，提供参展、驻留、交流机会。或者利用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资源，在海外文化中心城市设立中国艺术展示空间。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与LG电子联合打造的“首尔盒子”

　　五、警惕与反思：避免“模式化”陷阱

　　近年来，韩国现代艺术在强调民族身份的同时，也面临着“民族主义叙事”的局限。因此，中国艺术在挖掘本土性的同时，应更主动介入比如科技伦理、生态危机、城市化等人类共同议题，展现超越国界的普世关怀，以及超越“民族叙事”的全球对话。

　　另外，韩国官方叙事曾过度聚焦“单色画”，导致国际视野中韩国艺术被简化和符号化。反观我们中国现当代艺术，也应展现多元并存的现当代艺术生态，避免被简化为“政治波普”“山水符号”等单一标签，防止艺术叙事和自我书写的单一化，应该主动与充分地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

　　还有，韩国政府在强力推动文化战略的同时，也面临艺术创作受政策导向影响的争议。因此，中国文化政策也需要在导向性与包容性之间寻求平衡，为实验性、批判性艺术保留空间，避免创造性被行政逻辑消解。

　　韩国案例的核心启示在于：当艺术叙事被有意识、系统性地整合进国家文化战略时，它能同时完成对内凝聚认同、对外输出价值的双重使命。这种艺术叙事作为文化战略的“高维引擎”，“艺术与战略”一体化模式，事实上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利用文化资源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尽管其背后的国家主导逻辑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张力，仍需被持续审视与平衡。

作者：傅军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