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北朝以降，四出头椅，是实用家具，又是文化载体，绑定社会身份，具有独特社会生命。千余年来，其演变之路历经异域佛教仪、夷狄之俗与中土改造、叙事重塑、意义载体与形象标榜、奢侈风尚中的硬木精制、衰落与西方经典化阐释、回流中国、中式文化符号高峰。

一、异域佛教仪轨

绳床以绳条编结座面，为古印度佛教僧侣修行坐具，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印度佛教律典明确绳床的宗教功能，《摩诃僧祇律》《四分律》规定僧人坐禅、说法、受食必坐绳床。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前，嘱咐使用绳床：“可安绳床而令北首，我今身体极大苦痛，入于中夜当取涅槃。””（北齐昙景译佛经《摩诃摩耶经》卷二）。阿难受教，施绳床已，佛即就卧右肋着地。这表明绳床的神圣意义，也显示早期绳床原始形态并无靠背，佛祖可卧。南传佛教认为涅槃时间是公元前544年。

绳床代表古印度僧侣修行仪轨，西晋末年后，它伴随传僧侣脚步走入中土，晋书记载，神僧佛图澄由天竺国来华后，曾在襄国（今邢台）作法，敕龙取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晋书·佛图澄传》）

南朝宋（420年～479）时期，古印度僧人求那跋摩（367―431）乘商船渡海来到广州。宋文帝元嘉八年（431），他死于南京，“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南朝惠皎《高僧传·求那跋摩传》）

北齐居士陆法和“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时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北史书·陆法和传》）

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记印度僧众都使用绳床：“昔健驮逻国有阿罗汉，——并坐绳床，凌虚而往。”（《大唐西域记·卷一 三十四国）言从前犍陀罗国里一位罗汉，与众人一同坐在绳床上。还载：“至于坐止，咸用绳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庄饰有殊，规矩无异。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氎，蹈以宝机。凡百庶僚，随其所好，刻雕异类，莹饰奇珍。”（《大唐西域记·卷二 三国》）言绳床是印度全民通用的标准坐具，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只在装饰上分等级，形制无大区别；国王的专用绳床最为尊贵华丽，称作狮子座。 《大唐西域记》为唐人接纳绳床提供知识依据。

印度宫廷贵族，晚于佛教僧侣三百年使用绳床。寺院先行、民间后起的传播路径，恰与后来中国一致。

馈赠，是绳床跨文化传播重要途径。唐玄宗时，印度摩赖耶国金刚智大师准备来中国，其国王曰：“‘必汝去时,差使相送,兼进方物。’遂遣将军米准那奉《大般若经》梵夹、七宝绳床等及诸香药等奉进唐国。”（唐代金刚智：《第五祖金刚智阿阇梨密海宝藏》）七宝绳床指装饰七宝的绳床。七宝又称佛教七宝、七珍。主要指黄金、白银、天青石、水晶或石英、珍珠、珊瑚、玛瑙（琉璃、琥珀、砗磲），用来装饰古印度国王宫殿和佛教用品。绳床从僧侣器具上升为国家间礼器，为其进入中国上层社会奠定基础。

三．夷狄之俗与中土改造

绳床传入，是器物搬运，也是观念输入。其与中土跪坐礼制冲突，频频遭遇反对。如南朝宋国子祭酒范泰《论沙门踞食表》记载：“禅师初至，诣阙求通，欲以故床入踞，理不可开，故不许其进。”（严可均辑：《全宋文卷十五范泰》，中华书局 ）言外来禅师抵达京城，欲携故国踞坐食床，入宫求见皇帝，朝廷以为违礼，未允。这直接在制度层面否定外来绳床合法性。

南朝齐大臣、著名上清派道士顾欢《夷夏论》指责佛教徒：“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南史·隐逸传上·顾欢》）将僧人垂足踞坐污为狐蹲狗踞，是夷狄之俗。强调此种坐姿与华夏传统礼仪相悖，为周公、孔子所禁戒。

为适应华夏文化，佛教在教义、仪轨多方面做出妥协，却坚持保留绳床。同时，沉默的木作工匠，以绳床为母体，慢慢改造其式样，增加靠背与扶手。

绳床为棕绳、藤绳编织的软屉结构。“佛教禁杀生，而以皮革承坐为忌，故代以织绳。《孟东野诗集》(卷3)《教坊歌儿》中有“供养绳床禅”之句。”（冯汉骥：《驾头考》，《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85页，文物出版社）非皮革坐面契合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也成为绳床名称来源。绳编开后世软屉先风。虽然先秦马车座屉已有软屉，应不是一脉。

印度原有绳床是何样貌？没有确切图像和文字记载证据。它有无靠背，学界争议未决。推定印度绳床有靠背的论者，依后世史料前推，并非据古印度资料。笔者认为其应无靠背无扶手，而是“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的小凳，证据如下：

一是《摩诃摩耶经》：“阿难受教，施绳床已，佛即就卧右肋着地。”右肋着地可证，印度绳床无任何倚靠结构，是平面坐具。

二是唐代高僧义净曾游历印度、南海，所著实录《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食坐小床》记：“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卑幼之流，小拈随事。双足踏地，前置盘盂，地以牛粪净涂、鲜叶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触。”言印度僧众吃饭时，各自单独坐蹲坐、垂脚坐在一张小床上。小床大约七寸高，一尺宽，床面用藤条和绳子编织而成，圆形床脚轻便。大家双脚踩在地上，面前放着食盘。座位之间相隔一肘，互不触碰。未提及靠背。又说：“即如连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言像强行双腿交叠跏趺坐姿、并排屈膝挤在一起吃饭，都不是禅修原本规矩。并排而坐也表明绳床为平面坐具。

三是唐代贞元十三年（797 ）《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碑阴铭文 ：“绳床十，内四倚子。”言十件绳床中，有四件带靠背的倚子。名称上绳床与倚子界定有别。绳床为统称，涵盖所有绳面坐具，包括有靠背、无靠背式样。倚字本义为依靠，因有可倚靠背，故得专名。南宋普济《五灯会元》记：“曰：‘如何是万象齐生？”师曰：‘绳床、倚子。’”罗山义因禅师以日常坐具绳床、椅子作答，直指禅机。绳床与倚子并列而称。

四是北朝隋唐壁画图像上，绳床靠背带有中国古建筑、车舆构件形态，看不到其他珠玉在前的遗迹。

五是文献中常记有“小床”，即绳床，形小于传统榻。唐代图像中直腿坐具与其对应。唐代画家李真绘《真言五祖像》。806 年，日本遣唐使高僧空海空将其带回日本，现藏京都教王护国寺（东寺）。五祖即金刚智、善无畏，大广智、一行、惠果等密教真言派的五位禅师。五祖像中，呈现各式凳式绳床。惠果坐四面平直腿绳床，腿间置管脚枨，最具绳床原始形态，如增加靠背扶手，便是日本正仓院所藏“赤漆欟木胡床”一类式样。不空坐四面平局脚绳床，吸收魏晋南北朝局脚榻做法，下置托泥，传统榻与绳床合二为一。善无畏坐如意足绳床，开后世如意足器型先风。

唐代 《真言五祖像》惠果像上的四面平直腿绳床

唐代 《真言五祖像》不空像上的四面平局脚绳床

唐代 《真言五祖像》善无畏像上的四面平如意足绳床

绳床不断讹变，式样不同，有四面平，也有腿收入座面内。小的为一人坐，大的“排膝”。莫高窟23窟盛唐壁画《法华经变》图上，小床腿内收，俩人对坐，绳编屉心与四框颜色不同。

晚唐  莫高窟14窟壁画上的座面喷出绳床

日僧还效法《真言五祖像》，加绘龙猛、龙智及弘法大师三像，合称《真言八祖像》。以后不同寺院、不同流派再创作的《真言八祖像》上，屡见腿内收的绳床。

旧绳床，低座如凳，称为小床，无靠背。这是入华后演变的起点。后来演变分化，一是单纯加大其形；另一种就是本文重点，增加靠背与扶手的椅子，为高座绳床。莫高窟第138窟壁画上，绘三张小床和一张四出头椅（单扶手），两者并列，分别代表当时喷面绳床、四出头椅式样。

晚唐 莫高窟第138窟壁画上的凳式绳床和出头椅

刘显波、熊隽认为，绳床分为独坐榻式绳床和椅子式绳床。（刘显波、熊隽：《绳床形制考论》，《设计艺术研究》2017 年第 2 期）肯定独坐榻式绳床存在。笔者认为，在递变上，独坐绳床应是四出头椅前身。

南北朝时期，马车轿厢上，有出头搭脑、出头扶手。椅子靠背与扶手形成，借鉴此式样。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画《班婕辞辇》、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石棺床孝子董永图中的轿厢，可见出头搭脑、出头扶手。它们应是四出头雏形。出头式即椅子搭脑、扶手的顶端分别向两侧、前侧探出头。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画《班婕辞辇》上的轿厢

北魏  石棺床孝子董永图中轿厢

（波士顿美术馆藏）

东汉末年刘熙《释名》《释车》言：“輢，倚也，人所倚也。”段玉裁注：“輢者，言人所倚也。” 它指车箱两侧可供凭倚的栏板，其音也是后世倚、椅字源头。

建筑栏杆，也一度参与靠背结构探索。北朝榻吸收栏杆成为围子之床。椅子吸取之，腿上端成栏杆望柱状，高度超过扶手或搭脑。

僧侣打坐本不用依靠，为何在绳床增加靠背？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所说：“倚版为除劳，僧私皆许畜。”言倚板用来解除坐禅疲劳，僧团与个人都允使用。梵国旧有倚板，配合绳床使用，不是独立家具，僧人倚靠可解除久坐疲劳。这是中土绳床增加靠背的教义依据。

南北朝隋唐壁画椅子图像吉光片羽，形象显示绳床增加扶手、靠背的借鉴、改造过程。

陕西省靖边县北魏统万城周边壁画墓，南壁和西壁，各绘僧人所跪坐绳床，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禅椅图像，棕绳或藤绳编网纹靠背，此时尚没有横枨或靠背板。座屉也是棕绳或藤绳编网。直观显示绳床名称来源。直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为借鉴栏杆柱头做法，向上出头。

北朝  陕西省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壁画绳床

西壁上绳床，特殊处是前有栏杆扶手，或是仿效早期轿厢，或仿效栏杆。

北朝 陕西省靖边县统万城周边仿木结构壁画中的绳床

（李永平《围塔拜佛和信仰杂糅——统万城北朝仿木结构M1壁画再解读》《丝绸之路考古》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林间禅修图》中，禅修主人跪坐于绳床，棕藤或绳编网纹靠背、坐面，平直搭脑左右出头。扶手不出头、也无柱头，像后来的南官帽椅扶手一样。这是孤例，可能是画手忽略，早期座椅中没有不出头别例。宋代才出现扶手不出头做法。

西魏 莫高窟第285窟《林间禅修图》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造像碑上，一对僧人所坐绳床，栏杆望柱式，其前腿超过扶手。扶手间有栏杆。

北周 造像碑上的僧人坐椅图

（选自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

莫高窟第427窟隋代壁画上四出头椅，结构为出头与柱头结合。后腿搭脑出头，前腿栏杆望柱，宝珠纹柱头。足与托子相连。

隋代 莫高窟第427窟僧人坐椅子

（杨森：《敦煌壁画僧人所坐榻形高座和椅形高座》《敦煌研究》2020年2期）

莫高窟第334窟初唐壁画《舍利弗》上，椅子四腿上端，均成栏杆望柱状。靠背中间置横枨，取代原始的绳网结构，这是重要的构件节点。

初唐 莫高窟第334窟壁画《舍利弗》上的绳床

日本正仓院所藏奈良时代四出头椅，称“赤漆欟木胡床”，是唯一传世的盛唐座椅实物。它为唐制或日人仿唐制。直搭脑，两端出头。藤编座面。边抹上，三面起栏杆，望柱出宝珠式柱头。扶手下分布矮老。各端头、拐角处铜叶包角，上錾刻宝相花。长78.4厘米，宽70厘米，可盘坐，如后世禅椅。靠背高48.5厘米，座高42厘米。其出头式与柱头式兼具，保留椅子初期遗迹。整体结构比例已经相当精致，审美颇高。采用了中国朱漆工艺与铜叶包角技术。

汉末后，称马扎为胡床。赤漆欟木胡床实证唐代沿用旧习，此名也扩至高坐具上。756 年，光明皇太后为纪念圣武天皇，向东大寺大毗卢遮那佛献宝物。此椅为宝物之一，也收录于《国家珍宝帐》。它宽大，带有皇族、佛家僧侣宝座意味。四出头椅分化，形态加大，成为宝座。

日本正仓院藏赤漆欟木胡床

（日本正仓院所藏）

唐代四出头椅，搭脑又分二式，即直背搭脑、弓背搭脑。正仓院藏赤漆欟木胡床为直背搭脑。敦煌壁画196窟晚唐壁画《劳度叉斗圣变》中四出头椅子，出头搭脑为弓形。下腿后侧、两侧有管脚枨，似乎没有前管脚枨。其扶手出头，与腿交汇处置栌斗形态构件。

竖材上细下粗，名为收分，为建筑做法。如果椅腿收分，便以栌斗上托搭脑、扶手。栌斗为建筑斗拱的斗。其横面支撑面积比收分立柱上端大。

晚唐 敦煌壁画196窟壁画《劳度叉斗圣变》壁画上的四出头椅

莫高窟186窟中唐《弥勒经变》中的四出头椅，搭脑弓形，其他构件均方木直材。靠背横枨。四腿收分。

中唐 莫高窟186窟《弥勒经变》中的四出头椅

甘肃莫高窟第9窟晚唐壁画《舍利佛宴坐》中，舍利佛结跏趺坐于四出头椅，四腿收分明显，上端有栌斗。搭脑、扶手均呈弓形。足间四面有近足管脚枨。

晚唐  甘肃莫高窟第9窟《舍利佛宴坐》上的四出头椅

敦煌莫高窟晚唐138窟，椅弓形搭脑，单面有出头扶手。同类椅子还见于唐代其他壁画上。

晚唐 莫高窟138窟壁画上的单扶手椅横枨

南北朝至盛唐，借鉴中国传统营造式样，四出头椅结构、功能、工艺基本定型，完成本土化。其框架结构奠定古典椅具母体形态。此后延续一千余年，至今不衰。

四．叙事重塑

绳床与中土社会存双重隔阂，一是地理之隔，其源自境外，属外来器物；二是社会之隔，南北朝，它作为僧团专用器具仅存佛寺。

七八世纪之交，寺院成为公共传播的重要空间意。武周时期（690–705），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律宗、禅宗为自己称帝造势，律宗每季法会，皇室、门阀参与，聚众数千。禅宗影响更大，北宗开创者神秀（ 606–706 年）被尊为 “两京法主，三帝门师”。 久视元年（700）被武则天迎入东都洛阳，“住洛阳天宫寺，王公士庶，日来礼谒，皆升高座说法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神秀传》，中华书局，1987年）：“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全民崇禅，加速四出头禅椅进入世俗社会。

盛唐前，依托宗教寺院传播。民间上层、宫廷、文人士大夫三大圈层，几乎同步接纳四出头禅椅，呈现鲜明时代特征。

8世纪初，四出头椅已经进入世俗顶级家庭婚礼中，武周大足元年（701），洛阳唐代门阀韦氏家婚礼上，：“传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座。”（《太平广记》卷二九九・韦安道《广异记》）高档四出头椅为公婆所坐，与绣茵绮席、翠屏画帷、锦步障、数十侍婢阉奴、十余箱翠玉金瑶等，共同构成士族大家尊长仪式排场，是身份象征。

西安唐开元二十九年（742 ）薛柔顺墓，主人身为皇室贵戚，且终身奉佛。其墓壁画上四出头椅，比例协调，造型简洁。搭脑弓形、弧线柔美，四腿方料、扶手出头修长，与后世四出头官帽椅形态共通。

唐代西安薛柔顺石椁壁画墓薛柔顺墓壁画

陕西西安唐代高元珪墓（756）壁画中，墓主人双足垂地，所坐于四出头椅，方材打造，出头搭脑高至头部，中间弓起，两头微挑，开启此后椅类三弯曲线之路。四腿上端存栌斗之法承托搭脑与扶手。靠背加装横枨，是唐代四出头椅典型做法。高元珪为高力士之兄，官至从四品，是中层官员。

盛唐 高元珪墓壁画上的四出头椅线图

（张鸿修：《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在唐代最高政治殿堂紫宸殿，皇帝亦坐大体量四出头椅（高座绳床）接见群臣，《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载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499 页）唐穆宗（821-824 ）时期，四出头椅形态加大，分化出宝座雏形，被正式纳入国家最高礼仪体系。《唐六典卷二十二・少府监》记载：“凡宫中之床榻、几案、绳床，皆少府监供之，其制有差。” 宫廷常备绳床，依地位等级定不同形制。

唐代士大夫多信佛，亦常交往僧人，绳床进入其生活，亦频频入诗。《旧唐书・王维传》云：“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家中，绳床是日常禅修核心器具。李白《草书歌行》写僧人怀素：“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孟浩然《陪李侍御访聪上人禅居》：“石室无人到，绳床见虎眠。” 钱起《衡门春夜》：“木槿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绳床。” 白居易《爱咏诗》：“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自远禅师》：“自出家来长自在，缘身一衲一绳床。”《三年除夜》：“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睡后茶兴忆杨同州》：“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秋池》：“洗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 岑参《题华严寺瑰公禅房》：“锡杖倚枯松，绳床映深竹。” 韩翃《题玉山观禅师兰若》：“朝持药钵千家近，暮倚绳床一室空。”

唐代社会生活中，四出头椅的使用，或多或少关联佛教，承载文化属性。

四出头椅的名称，从“绳床”到“倚子”，再到“椅子”。本土化、世俗意味越来越浓重，而大椅则象征更大权势地位。

唐代贞元十三年（797 ）有“内四倚子”碑文。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载开成三年（838）在扬州开元寺所见：“相公看僧事毕，即于寺里，蹲踞大椅上，被担而去。”以木字边出现之椅成为肩舆。《新五代史·景延广传》：“天福八年(943年)秋，出帝幸大年庄还，置酒延广第。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

回归一下，胡床与绳床同为外来坐具，均是垂足踞坐自然省力，皆合乎人性，却因文化叙事不同，走向两种命运。

跪坐，被数千年礼制束缚，成社会秩序象征。汉末，胡床（马扎）传入，汉灵帝偏好胡风，直接引领京师洛阳风气，率先打破跪坐制度，撕开旧礼制缺口。南北朝，它逐步深入社会各阶层。南朝萧梁庾肩吾《咏胡床》印证其用于宫廷。唐代《唐六典》明确记载 “凡士庶宴居，多设胡床，取其便也。”胡床成为士庶日常宴居的主流坐具。杜甫、李白、白居易、王维等文人更是将其融入诗文，表达异域、行旅、宴居。然而，胡床始终是边沿，跪坐依然为主流。

胡僧东来，绳床同样是外来品，也违悖旧礼，传播亦多阻碍。但是，唐代四出头椅凭借禅修内涵，获得道德正当性。文化合法的叙事重塑身体和家具。同时皇室权力推波助澜，四出头椅局面大开。

任何时期，行为、器物之胜利，都是某种观念、叙事的胜利。正义与否，崇高与否，因意识形态而变，没有绝对。权力每每是推手。往后翻翻年代，清中期后，明式黄花梨家具没落，又因现代主义产生而重新复兴，也是此理。

四出头椅也暗合人类坐具的普世追求。靠背、扶手、四足，是人类跨文明通用的坐具结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独立发展的实例，印证这点。

埃及18王朝 带有贝斯神形象的椅子（公元前1550-前1295）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展》，上海博物馆，2024年）

四．意义载体与形象标榜

宋代，四出头椅横向扩展出多种小变体。诸如大三弯构件、扶手出头（搭脑不出头）椅、倚板四出头椅、竹节四出头椅、树根四出头椅。佛教继续赋予意义，创造新器型是重要特点。

北京房山天开塔地宫出土的辽代（1110年）四出头椅，构件突显三弯形和弧线形，开历史先河。搭脑为横向弓形，扶手为横向三弯形，出头外卷。靠背双横枨，间置双矮老、四叶圆环纹卡子花。踏脚枨上加双矮老。同地宫出土的供案子为成套设计，上置石佛、檀香木佛造像，现藏首都博物馆。

辽代 北京天开塔地宫出土四出头椅

南宋《五百罗汉图》大轴，由周季常、林庭珪等明州（宁波）的职业画家绘制，成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元年（1190）之间。其上有明确年代题记，可见多种四出头椅：

其一，出头外卷四出头椅，大弧线弓形搭脑出头上卷，三弯形扶手出头外卷。与北京天开塔辽代地宫出土四出头椅实物形态相近。前后腿间双枨。束腰三弯腿脚踏，与椅子风格不同。

南宋《五百罗汉图》上的出头外卷四出头椅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其二，搭脑扶手同高两出头椅，搭脑不出头而扶手出头，两者高度同一，为四出头变体。自然木（树根）制，与南宋《梵像卷》上的树根四出头椅形态对应。附有草编倚板。腿间各置一枨，前面踏脚枨低矮，其他三面连脚枨较高。这是此时通用做法。有学者称此类为“折背椅”。

南宋《五百罗汉图》上的扶手出头椅

其三，倚板四出头椅，椅体进深加大，靠背低，前附加倚板，为软编屉心木框形态，可斜绑在椅子靠背上。南宋道忠《禅林象器笺・器物门》解读：“倚版，坐绳床时倚之，所以安背也。余曾获之于古寺，其制斫版厚三分余，长一尺八寸，横三寸九分，上下穿小窍，用时以纽缚定床之横绳，而其斜之急不急，随意而已。 ”文献可释上图。

南宋《五百罗汉图》上的靠背四出头椅

日本京都二尊院藏《净土五祖像》上，一位高僧坐于屏风宝座，另外四僧坐搭脑扶手同高两出头椅，搭脑不出头且与出头扶手同一高度，与《五百罗汉图》上的自然木搭脑平扶手椅相近。附有框架倚板，搭脑出头，靠背板三段。腿间各置一枨，前面踏脚枨低矮，其他三面连脚枨较高。此式样明代继续变体，分化出搭脑与扶手同高扶手椅椅。

日本净土宗史料《法然上人传》等记载，日僧法然上人（1133—1212，）入南宋宋求法，将此《净土五祖像》托付给后栗房重源，后传入日本，今藏二尊院。日本净土宗内部信仰的净土五祖指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

南宋《净土五祖像》上的扶手出头椅

（日本京都二尊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梵像卷》（又称《大理国梵像卷》），学界普遍认为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等画师绘制，画于盛德五年（1180）前后。其中多个禅师座椅为四出头椅，分为四式。

一是弓形搭脑四出头椅，弓形搭脑，扶手出头外撇。延续栌斗做法，管脚枨偏上。

南宋张胜温《梵像卷》上的四出头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直搭脑直扶手四出头椅，形制宽大，搭脑、扶手的出头较长，顶端微撇。靠背双枨式，也有靠背板与双横枨结合式。

三是竹制四出头椅，以天然竹材为骨。搭脑出头上翘，扶手出头外弯。前腿间横枨上置双矮老。另有竹制变体四出头椅，靠背、扶手竹材垛边，为变体。

竹子蕴含禅宗精神意象，传说佛陀在竹林精舍说法，竹林为清净道场源头。唐以降，竹子成为佛教艺术固定符号，禅宗寺院多植竹。唐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锡杖倚枯松，绳床映深竹。”将竹与禅修境界绑定。南宋大慧宗杲《大慧杲禅师书・答曾侍郎》：“公既与竹椅、蒲团为侣，不异善财见最寂静婆罗门。” 以竹椅喻禅修，视其为进入清净境界之具。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将竹之品性等同于佛法。

儒家将竹的中空、有节、常青形态比德君子道德，南宋后，诗词绘画，松竹梅并称。元明后“岁寒三友”成为固定文化符号。清代出现刻竹节木质玫瑰椅。

四是自然木四出头椅，有高低两类，均四出头椅框架，保留树根、树枝天然姿态，与规整家具形成反差。它体现禅宗天然本真、不事雕琢观念。此类屈曲之木制成的坐具，称为曲彔、曲录，为禅门专用。日僧无著道忠（ 1653～1744）《禅林象器笺》：“曲录，禅床也，取曲木为之。”

南宋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作《新作火阁》：“中安煮药膨脝鼎，傍设安禅曲彔床。”曲彔床就是树根四出头椅，它从禅僧高座变成士人日常家具。

南宋 张胜温《梵像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家具寄托精神，也是形象标榜，往往交叉存在，难截然区分。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几榻・禅椅》云：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槎牙四出，可挂瓢笠及数珠、瓶钵等器，更须莹滑如玉，不露斧斤者为佳。”树根禅椅演变为符号，表达追求自然拙朴，也夸耀淡薄，以物炫人。

清代雍正帝、乾隆帝也热爱此道，其汉服《行乐图》《十二美人图》一类绘画上，屡见树根家具。此时，权力大肆征用文化符号，风雅成为统治术一部分。

家具并非仅为工具，而是有精神之文化物。唐宋四出头椅向有梵修意涵。竹制四出头椅、树根四出头椅更为典型，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器物，还反向规训人的价值观念，器以塑人。

随着年代流逝，家具上意义所指逐渐衰去，符号慢慢变成一种形式审美对象，今天依然存在。

出土资料更为真确，江苏溧阳县竹箦村北宋李彬夫妇墓（1091）出土陶四出头椅肩舆。椅搭脑弓形，两端上翘。两段式宽靠背板雕花。圆扶手，方四腿。腿下有托子，作为脚蹬。搭脑两端上翘的做法，还见于宋代其他椅子资料上。

北宋 江苏李彬夫妇墓出土的陶四出头椅肩舆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四出头椅冥器，通体圆材，直搭脑、直扶手。四腿明显收分、侧脚。直牙板、圆弧牙头。四面管脚枨偏上。后腿上段向后倾斜，在宋代座椅中屡见不鲜，而唐代座椅后腿平直。独木靠背板是宋代产物，唐代尚未明确见到。硬木厚板座屉，与唐代绳床软屉殊异。座屉厚板四角出榫，与前后腿榫卯连接，早于椅子座面四角格角榫结构。

金代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椅（冥器）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8年4月）

传为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南宋《白描罗汉图》上，均见四出头椅。画作来源和年代均不可定论，附录参考。

参考图：

（传）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传）南宋 《白描罗汉图》上的竹制四出头椅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元代 《玄沙接物利生图》，现主流意见认为元代作品。上有清拙正（1274—1339）题赞 “净慈佛心智慧”。清拙正澄1326年渡日，并住持日本净慈寺。其玄沙所坐宽大四出头椅，圆材髹黑，直搭脑、直扶手，宽背板前附藤倚板。直牙板弧线牙头。前后管脚枨低，两侧双管脚枨高。

元代 《玄沙接物利生图》绢本墨画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弘法大师空海》，学界以为年代属日本镰仓时代后期，13世纪下半叶。其上四出头椅，方料，直搭脑出头上翘，靠背中置横枨。直扶手出头外撇，金属包角。四腿收分，延续栌斗做法，可见盛唐旧法延续至此。

《弘法大师空海》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四出头椅普及是划时代革命，它让家具史分成了上下两段。垂足高坐合乎人体生理习惯，高椅塑造新的坐姿，下肢自由，久坐不累。它还带动桌案、柜架同步增高，室内从平面铺陈转为立体。高桌又间接加强合食制，重塑家庭与社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