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王器

御窑对观

——明宣德·青花留白卷草纹鱼篓尊

「大明 国风--明代宫廷御用器物」专场

明宣德 青花留白卷草纹鱼篓尊

口径16.8cm；高13.6cm

估价   1,100万

成交价

2026-04-26 上海仲轩

大明 国风--明代宫廷御用器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口径16.8厘米，高13.6厘米

来源：

1. 北京藏家旧藏。

2. 中国嘉德，2017年12月18日（封面拍品），Lot2829。

（成交价：RMB 11,500,000）

出版：

《嘉德精品录（2014-2023）》，文化艺术出版社，2023年，页55，图16。

参阅：

1.《故宫博物馆藏古陶瓷资料选萃·卷一》，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122，图96。

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缠枝花纹鱼篓式尊。（馆藏编号：新00124547）

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缠枝茶花纹鱼篓式尊。（馆藏编号：故00143462）

4.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藏14世纪黄铜錾刻阿拉伯文鱼篓式尊。

5.《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页118-9，编号49。

6.《明代宣德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页114-5。

来源2：中国嘉德，2017年12月18日（封面拍品），Lot2829。

（成交价：RMB 11,500,000）

出版：《嘉德精品录（2014-2023）》，文化艺术出版社，2023年，页55，图16。

一、王朝对话：

海上交通与两大宫廷体系的相遇

15世纪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内政平稳，工艺制度趋于规范，景德镇御窑厂的运作也随之步入成熟阶段。与此同时，马穆鲁克苏丹国（Mamluk Sultanate）雄踞埃及与叙利亚，掌控红海及东地中海贸易干道，是彼时伊斯兰世界政治与商业秩序的核心所在。两者虽地处文明板块的两端，却共同嵌入由印度洋季风贸易网络所构建的跨区域流通体系之中。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马穆鲁克王朝版图

二、王器对观：

天方金属器与御窑瓷作的形制关联

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所藏14至15世纪马穆鲁克嵌银黄铜碗，形制上普遍呈鼓腹敞口状，器身以横向分带为基本构图单位，各带之间填以库法体铭文、几何网格及阿拉伯式卷草纹，整体装饰具有高度程式化的秩序感。据大英博物馆相关研究，此类器物铭文中频见"苏丹"（Sultan）与"埃米尔"（Amir）等皇室与贵族称谓，其性质当属宫廷礼仪用器，而非日常器皿，兼具实用功能与政治象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宣德御窑鱼篓式尊所呈现的"鼓腹敞口"造型，在中国陶瓷传统谱系中并无明确前例，其与马穆鲁克黄铜碗在器型结构上的高度吻合，表明这一形制的确立有着明确的域外参照来源。御窑匠师在将这一伊斯兰金属器形制转译为瓷器语言的过程中，跨越了材质与工艺的壁垒，完成了一次有意识的文化摹仿与宫廷外交层面的器物回应。

三、纹样之序：

几何结构与植物纹样的双重体系

在伊斯兰装饰艺术体系中，几何网格纹并非单纯的填充性装饰，而具有明确的神学与哲学内涵。以重复单元构成可理论上无限延展的秩序结构，被视为对宇宙法则的视觉表达，亦是伊斯兰"无偶像崇拜"神学观念在艺术层面的具体体现。此类纹样通常作为装饰体系的底层框架，为卷草等复合纹样提供秩序支撑。传入中国后，相近的几何结构被融入本土的编织纹与锦地纹传统，在视觉形象上有所调适，而其作为装饰骨架的结构功能则基本保留。

卷草纹（Arabesque）是伊斯兰装饰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类型之一，以枝蔓连续回旋为基本形式，经高度抽象化处理，强调图案的律动性与延展性，而非对自然植物的写实再现。在马穆鲁克金属器上，卷草纹通常叠加于几何网格之上，两者共同构成"秩序骨架+有机生长"的复合装饰逻辑。进入中国御窑体系后，卷草纹与本土缠枝花卉纹样相互融合，在保留其蔓延动势的同时，被纳入吉祥寓意的本土表达语境之中。

四、馆藏所见：

传世与出土的相互印证

宣德鱼篓式尊存世数量较少，重要实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有标本出土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两者在器形比例与纹饰布局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御窑厂出土标本的发现，为这一器类的官窑属性提供了考古学层面的直接证据，确认其为御窑制度框架内有意识烧造的宫廷供御器物，而非民间仿制品。

五、器物陈设的“当代性”

鱼篓式尊的造型语言——低重心的鼓腹、明确的横向分带结构、大面积留白与纹饰区域之间形成的视觉张力——与当代设计中对几何秩序感的追求在审美逻辑上存在内在契合。其置于当代陈设语境中，并不依赖历史背景的注解，便能作为独立的视觉对象成立，体现出这一器型在审美层面超越时代的有效性。

综述

此件青花留白卷草纹鱼篓尊，在器型来源、纹饰系统、宫廷属性三个层面均有明确的历史依据可循：其形制源自对马穆鲁克金属器的有意摹仿，纹样承载了伊斯兰几何秩序与植物纹样的双重传统，而故宫院藏与御窑出土标本则从文物层面确证了其宫廷供御的身份定位。作为明代中外文化交流在御窑制度层面留存的实物见证，此器兼具文献价值与艺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