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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利：书法作为中华人文精神之魂

2026-04-25 14:08:06 未知

来源：中国书画家杂志

编者按：

在文化交汇碰撞、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书法的发展关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解读书法艺术是对中华文化进行整体性关照和当代性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推出“大家谈书法”系列访谈，刊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人文社科领域资深专家有关书法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识见，以飨读者。

大家谈书法系列（一）

程大利：书法作为中华人文精神之魂

采访时间：2026年1月

受访人：程大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采访人：张新（本刊编辑）

张新（以下简称张）：程先生您好。您如何看待书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角色与价值？书法的当代转型面临哪些问题？

程大利（以下简称程）：书法在今天，不只有练字修身的老传统，它正在被重新“定义”，它在当代能做的事情有了新的价值，已经“升级”了——从以“实用书写”为中心转向新的时代的文明表达，正在成为“当代艺术语言”的创造媒介。当代书法的创作目的已超越“写好看的字”，而进入了观念表达。艺术家用笔墨、空间、行为进行创作，回应生态、技术、身份等现实议题，使书法成为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当代艺术媒介，成为国际交流的桥梁。在当代艺术生态中，书法的价值在于其处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关键位置上，它提供了与西方抽象艺术、极简主义对话的独特资源，其笔墨语言的特色为新媒体及装置艺术注入了灵感。

书法的转型之路面临的挑战是，硬笔与电脑取代毛笔后，书法迅速脱离日常应用，易成为纯视觉艺术或展览竞技，日渐脱离实用性发展的自然生态。如何避免成为仅存技艺的“非遗标本”，或根本没有法度的“江湖游戏”。这要看如何理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建立古典书论与当代艺术批评的对话机制及当代书法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

[西周]毛公鼎拓本

[先秦]石鼓文（局部）拓本

张：请您谈一谈在当代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科技背景下，书法艺术的生命力何在？是否能够回应时代文化关切？

程：书法艺术的持续性与创新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谓持续性应体现在，汉字的结构、笔画的规律是华夏文化的DNA，它携带着中国古典哲学、文学、文字学和美学的基因，而法度的传承是千年不绝的智慧。这体现着精神价值的坚守：对“中和”“气韵”“骨力”的追求，是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所在。

而书法的“创新性”是生命力的体现。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就在创新，从甲骨文到唐楷宋意，从帖学到碑学，每一次巨变都是对前代的“创新”。而当代创新这个巨大的主题体现在：材料媒介的拓展（装置、数字媒介）、形式构成的突破（少字数、求墨象、视觉大跨度）、观念的注入（将书法作为批判性、哲学性表达的工具）。持续性不等于重复，而是基因的延续；创新性不等于同传统一刀两断，而是在传统基因上长出新枝桠，结出新果实。

AI的挑战在于，它虽能生成“完美”的线条，但无生命。它冲击的是以“手艺”为基础的价值认知。而书法却因此更具生命力，这是因为：1.AI反衬出人性的不可替代。书法的核心价值不是“标准化产出”，而是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情感的灌注、偶然的妙笔、身心的修炼和体验。AI没有“心”的痕迹。2.激发对“真迹”与“本真性”的再思考：在AI复制时代，书写的过程所承载的“此刻唯一”的身体记忆和情感温度，将变得尤为珍贵。

书法艺术能否回应时代文化关切？必然能，而且必须要回应时代文化关切。书法艺术的发展在新时代更加凸显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意义。在全球化和文化碰撞中，书法是汉字文化圈最直观、最深邃的视觉身份标识。同时，它是跨文化对话的桥梁。作为抽象视觉艺术，书法能向世界传达东方的空间哲学、时间观念与审美意志。实际上是在传达书法艺术的独特性。

提供心灵栖居的空间是书法终极价值的所在，仪式性的神圣空间：展纸、研墨、挥毫……创造了一个专注的、个人化的“心理场域”。通过控制呼吸、运笔挥写达到“心手双畅”，正是庄子所谓的“技进乎道”的体验。书法的未来，掌握在那些既深深扎根传统，又能面对成见勇敢地落笔创造的人手中。它的前程无可限量。

[东汉]郙阁颂拓本

[东汉]张迁碑拓本

张：请您谈谈中国画具有的“书写性”。

程：中国画的“书写性”带有很强的民族性。东西方绘画都有“线”的表达，西洋绘画也有“以线塑形”。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线质都很好，飞动灵活，且有主观色彩。但那不叫“书写性”。“书写性”是指书法介入中国画后，中国画的笔法有了审美的特殊性。书法线条的丰富性为中国画线质变化提供了发展空间。“骨法用笔”是对书、画的共同要求。“生死刚正谓之骨”与人格价值相联系。由此，精神旨归下的“书写性”具有了独立审美价值。如笔法要有情感介入，严谨淳正，松放有度，对“内美”的追求与人格要求是一致的。黄宾虹总结为，用笔须“平、圆、留、重、变”，最忌尖、扁、轻、滑。当然，也忌板、结、滞。

无论工笔或是写意，“书写性”都是用笔的根本。比如历来强调的“写”是不能描、不能涂、不能抹、不能擦的。要见笔，见用笔的力量感。自唐代以后，尤其明清的画论皆强调笔法，强调线质的“写”。书法进入绘画除线条点画外，在章法结构、空间布局、韵律节奏、虚实处理诸多方面都给绘画带来启示，所以，赵孟頫说“方知书画本来同”，黄宾虹说作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至为画匠也”，可视为学习中国画的规律。

[东晋]王羲之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纸本

[东晋]爨宝子碑(局部) 拓本

张：您的早期画作，如《大河出峡图》《曲尽箫笙息》中，笔意以雄强为主。近期作品如《林间有禅堂》《溪行渐远》《嵩山将军谱》等，线条变得更具韧性，表现出既沉郁又跃宕的状态。这种线质的变化，是否得益于您的书法修习？

程：我的绘画的线质，确实得益于书法的学习。我坚持书法练习，不是为了作书法家，只是为了提高绘画线条的质量。如篆隶行笔要“逆行、涩行、紧收”，篆书不宜有圭角，要“化方为圆，化圆为方”“体方而用圆，体圆而用方”。隶书行笔以圆意起势，要做到单纯、苍浑、高古、圆劲。这些感觉用到画上，点线就不会单薄浮弱，能见到入纸的力量和线质的美感。黄宾虹很看重画中线质的力量，他管这个叫做“力学”——行笔力量的学问及功夫。

《毛公鼎》藏头护尾、起止圆融，《散氏盘》用笔松弛、灵动自由，《石鼓文》朴拙沉厚、静穆典雅。吴昌硕《石鼓文》功夫下得深，所以，他的写意以线质朴厚见长，创时代高标。沉郁又跃宕，是我的审美追求，我一直喜欢一种朴厚、苍拙的笔趣，喜欢带有崇高美的苦拙趣味。吴昌硕、晚年黄宾虹，历史上的髡残、八大，笔下都有这种感觉。笔法变化与年龄也有关系，但变化须在坚持研究和追求的基础上。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老”是什么意思？是苍、是厚、是朴、是拙、是辣，是无尽的内蕴。

[北魏]张黑女墓志（局部，何绍基跋）拓本

[北魏]刁遵墓志（局部）拓本

张：请您谈一谈碑学书法对于黄宾虹绘画艺术的影响。

程：道咸以来，碑学（尤其是金石学）复兴，推崇先秦青铜铭文、秦汉魏晋碑版、摩崖刻石等。这些文字历经风雨剥蚀，呈现出浑厚、朴拙、苍茫、奇崛的美学特质。黄宾虹深研金石，收藏古玺印，这种趣好成为他审美的基石。他追求的“浑厚华滋”，所谓“浑厚”正是碑学精神的视觉化体现。“厚”即是金石般的沉甸甸的质感与力量感。以“金石用笔”入画是碑学对黄宾虹最直接的影响，“平、圆、留、重、变”就是碑学转化成的绘画语言。黄宾虹笔下，线质不再是物象的简单轮廓，而是承载着力量的“金石痕迹”，所以，他的山石树木往往充满书法（篆书）性的抽象美感。碑学的“金石气”不仅在于“笔”，也在于“痕”。碑刻因风化而产生的斑驳、残损及虚实相生的效果，启发了黄宾虹对墨法的极致探索。碑版文字，尤其是钟鼎铭文、摩崖石刻，其章法往往大小错落、欹侧相生、浑然天成，黄宾虹将这种“不齐之齐”“乱而不乱”的章法理念引入绘画。他的山水构图纷繁密实，但气韵贯通、浑然一体，正是对金石文字章法布白的借鉴。

“内美”精神正是金石学的精神，它超越了形似。故而黄宾虹山水于意象雄浑之外，更具有一种深邃、古雅、厚重的气质。应该说，把碑学精神引入山水画是黄宾虹对中国绘画的重大贡献。这对山水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黄宾虹认为中国画有“三不朽”：用墨不朽、诗书画合一不朽、远取其势近取其质不朽。这段话傅雷有解读论证。在宾翁看来，墨法无穷，用墨也是用笔写出，而不是一泼了之，更不是仅靠烘染，而是用笔一遍遍地积出，保持墨华的透明和灿烂。诗书画合一是中国文化特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是宋人的鉴画标准。这个“质”就是笔的质量，笔质高下立判，全赖腕下功底。

[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拓本

[唐]颜真卿祭侄文稿纸本

张：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法的？有哪些切身体会？

程：我小时候，在父母督催下写过《智永千字文》和颜楷，但属涂鸦。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把书法丢了。画宣传画、年画、水墨人物，把素描看得比书法还重要。但到了三十多岁临《八十七神仙卷》，明显感到腕力不逮。于是，从吴昌硕《石鼓文》开始，下了一点笨功夫。

那时开始做编辑，接触到林散之、萧娴这些老人，点滴教诲，皆是金句。散老大草行笔极慢，似沙沙有声，对我的书法大有启迪。我的美术编辑工作，使我能学到很多前辈手迹。如编辑林散老和萧老临的《石门铭》，胡小石、刘海粟、林散老、高二适的手卷。在20世纪80年代即编辑出版了《黄宾虹信札》。在工作中增长对书法的认知，是我人生的幸运。我专门写字的时间的确不多，但用心体悟，比较鉴别，还是大有裨益。我的同事乐泉书法造诣深厚，我向他学习，我们也探讨一些碑帖关系和传承与革新的逻辑，那是最愉快的岁月。我审读过系列书法理论出版物，包括《中国书法全集》的有关部分，主编过《中国篆刻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部分）。这些阅历都是对书法的学习，而临池和练笔，几十年没有停止过。

[北宋]苏轼黄州寒食诗纸本

[明]徐渭杜甫《怀西郭茅舍》纸本

张：您在主持《江苏画刊》工作时，介绍了许多具有探索性的、前沿的文艺理论、观念，而您本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艺术家。请谈一谈您如何面对文化差异？

程：我在《江苏画刊》担任主编有十年时间。我对传统艺术的挚爱与我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有关系，但我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艺术家”。我的编辑职业提升了我的眼界、胸襟，我保持着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一直关注着世界艺术的发展、变迁。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艺术家一下子打开了视野，《江苏画刊》是应运而生的时代弄潮儿，我有幸参与工作,为那个解放思想的时代留下了一份艺术档案。我撰写的《江苏画刊》改版致读者，标题就叫做《为时代立传》。

我热爱中国的传统艺术，尤其热爱山水画，我的努力方向是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向世界上一切优秀的艺术成果学习。1400年前，谢赫说“艺无古今”（《古画品录》）。20世纪40年代，黄宾虹说“与一切来者握手”（指艺术交流）。所以，应破除“古今东西”的执念，坚持按艺术规律办事。人们接受我绘画的“笔墨传统”那一部分，而我自己觉得这并不是艺术的全部。所以，我在思考如何破除自己的习气，如何“破坏”自己，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未来。

书法是通贯古今的，是中国艺术“与一切来者握手”的基础与力量之源，书法仍是我继续深入学习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