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郭兄彤彤先生遥赐大著《笔墨山河：从仓颉到王羲之》，且嘱以读后感。虽夙无交游，而闻名已久，于是利用五一假日，快读一过，深受教诲。

郭兄的卓见，王公子今先生和锺公明善先生所说已很详尽到位，王公指出的“将书法史从庙堂请进了客厅”“通过被称作著名书法家的人物的人生故事串写书法历史”，“更明朗、更生动地呈现书法史的若干特点”“也能使读者更清晰、更真切地理解书法史演进的脉络”，锺公指出的“和过往的书法史著作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站在跨学科的立场上来针对书法史的人物、作品进行叙事”等等，都是我深有同感的，也使我再想提出什么新的更有高度或深度的想法，变为不再可能了。

但如果因此而不写读后感，显然又有负郭兄厚爱，也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托词，那就与我的阅读感受大相径庭了。

所谓“深受教诲”，并不是场面话。

看起来“请进了客厅”而“变成围炉而坐的漫谈絮语”，固然“可以使读者体会到亲切感”，这是叙述方法上的高明；然而更高明的，是这“漫谈絮语”所关联的全部是书法史的重大问题。《天雨粟鬼夜哭》讨论了历史写作对仓颉的“神性”塑造过程及结果，对于“（书写）从工具性、实用性到进入艺术殿堂”的关键作用；《善书者众》讨论了甲骨文、金文是否可以被直接视为“书法”的问题；《美好生活》讨论了经典书法作品与书法艺术家的政治身份的关系问题；《诸神之功》讨论了萧何的制度之功、扬雄的“心画说”和许慎的“汉字象形说”对于推动所谓“汉代书法进入‘艺术自觉期’”的合力作用；《赵壹：178年纪事》犀利批判汉灵帝刘宏“见字授官”“放大了书法艺术的功利性”；《壮夫不为》以锺繇为例讨论了书法与“三立（德、功、言）”的关系；《书圣的自我修养》则以王羲之的一生经历为证明，不那么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似乎清晰了一点”）：“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书圣’，不在于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多么恢弘且江山永固的书法世界，而在于他为后来人营筑了一个书法的大梦境世界。”

表面看来，这是一份以代表性人物（《善书者众》除外）为节点、以时代发展为线索的书法断代史，且由于人物数量过少（《诸神之功》稍多）而显得并不全面、更不立体。然而我的感觉却是，这是一部非常有厚度的著作。

郭兄以细腻而扎实的学问工夫，在充分了解所要叙述的每一个体（包括甲骨和金文作者群体）的人生的前提下，将他/他们置入到中国历史的巨大底座上，进而根据已知书法史的叙述，在他/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结构之中进行深刻的追问。郭兄的追问，至少涉及以下几个面向：一个是，在已知书法史中他/他们的定位是否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者说已知书法史中是否充分考虑了他/他们对于推动书法成为一种艺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再一个是，“书法”对他/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一个则是，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他/他们在已知书法史中可以获得那样的位置。

郭兄的回答，几乎与已知书法史的惯常回答都不相同。锺公明善先生说他“不似过去多数治书法史的学者，主要是从艺术发生学的立场来进行书法史的叙事”，点破了关窍。郭兄的旨趣，在于揭示以下诸种关系：书法与社会基础认知（仓颉）、书法与日用书写（甲骨金文）、书法与社会权力（李斯）、书法与文化生态（萧何、扬雄、许慎）、书法与功利（刘宏、赵壹）、书法与德功言（锺繇）。锺公明善先生说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立场”，我们不妨往前推进一步：这不是技术性的学术方法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问题。

郭兄要追问的，不是“独立”（“孤立”）地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的书法到底是怎么自己就长起来的，而是它到底是怎么在这片“山河”所托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生长并扎根，进而如何一步一步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种种造就而后成为这个样子的。

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郭兄落脚于王羲之时，给出的最终结论，竟然只是一个“大梦境”。这不是在贬低书法，而是在点醒处于“梦境”之中的许多人：不要继续生活在以笔墨为中心甚至是唯一的幻觉之中。在笔墨之外，有一片至广至大的山河，那才是真正决定书法为何物、决定书法的当下乃至未来形态的根本。

与锺公明善先生一样，我并不完全认同书中的所有结论以及某些具体叙述，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从这样的叙述架构中所获得的厚重感以及被引发出种种反思。在践行第二个结合理念的学术思考与艺术实践中，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厚重感。

叶培贵：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2003-2007年）。同时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中央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海淀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笔墨山河：从仓颉到王羲之》作者：郭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