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学会名誉理事，著名油画家、壁画家、美术教育家袁运生先生，于2026年5月7日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年参加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先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以云南西双版纳的线描人物画和首都机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大型壁画引起美术界与思想界的关注。1982年应邀访美至1988年并任教于塔夫茨大学、麻省大学、斯密斯学院、哈佛大学，期间创作了大量纸本水墨综合材料作品。1996年9月应邀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并承担“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刻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课题的研究工作。

袁运生先生

　　回顾艺术家的人生历程。1955年，袁运生以非凡的才华，入学中央美术学院，师从董希文。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1962年创作《水乡的记忆》引发风波，被分配长春工人文化宫工作18年;1978年《云南白描写生集》引起了美术界轰动;1979年回京参加首都机场壁画创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象征。1982年赴西北考察写生，并撰写了《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提出反对美学标准的单一化，“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1982年，袁运生受到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的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并被安排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多家美术博物馆参观，拜访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德库宁、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等，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绘画思想和语言方式。随后，他又接受北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史密斯学院、哈佛大学的邀请，作为驻留艺术家并最终在美国定居，直至1996年归国。在14年的美国生活中，与西方的艺术与思想进行碰撞。这一时期，袁运生在创作上进行了广泛探索。

　　在1982年袁运生先生出国前，就一直在研究20世纪现代主义的美学，深谙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亚尼、德朗、波洛克等等的艺术观念和语言。另外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奥罗斯科(Jose Clemente Orozco)、西盖罗斯(David A. Siqueiros)这些墨西哥壁画家作为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样是壁画家的袁运生在民族主义、民间艺术和英雄主义情结上有着共情和暗合。在到美国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错位，强烈地唤起“魂兮归来”，对汉唐气魄和魏晋风度的笃定，又无不暗合五千年文明的记忆。

　　此时袁运生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在宣纸上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袁运生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即兴感受结合起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也是在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袁运生在纽约14年的生活创作中，从未放弃笔、墨、纸这些来自母体文化的媒介，并且拓展了蜡、油、木板、麻纸、铜版纸等多元的材料运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水墨和综合媒介的绘画。这些作品中的笔和墨已经不是对传统沿袭，而是个人生命意志与现代艺术语言的结合。更是雄强的精神意志之载体。他追索宽厚、博大而有光彩的艺术，是充满生命激情的大灵魂。

　　《眺望远方》是袁运生1991年在美国时期的作品，四尺见方竖长的纸本水墨，悬挂在站台中国艺术机构“眺望远方”袁运生个展的首位。

　　"当年袁先生去美国的时候，是以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文化身份深入美国社会思考和创作的。这种思考也正是《眺望远方》这件作品的背景。也因此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切面作为展览的主题。”站台中国负责人陈海涛回溯整个八十年代，称之为激荡的八十年代。1976年后人们从10年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因此有了80年代中国最奔腾开放的年代，其时东西方相互，都有一种幻想和渴望。1982年至1996年的14年间，作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的袁运生，纽约生活、创作的这段时间，他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思考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眺望远方》自上而下的由浓到淡，由干及湿的墨色，又有间或迅速划过墨线，远处凝重的梯形墨色团块，在毛笔快速扫过处，留出飞白和笔锋。相互交错的墨线与浓烈的墨块相互堆砌和碰撞，既强悍又灵动，浅淡又氤氲变化层层叠叠，相互挤压又相互缠绕。墨色占据之外的留白，显现大开大合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传统笔墨所玩味的笔尖趣味叙事，又不是西方基于理性主义思维的抽象。而形成既有书写的笔意，并兼具诗性意味的生命意志。

　　1949年后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造，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完成现代化的改造。袁运生那一代人背负民族使命和艺术未来的大课题，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未来?怎么去面对过去?

　　二战以后，美国取代了欧洲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影响力也逐渐辐射渗透至全球。袁运生在纽约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鲁明军在《民间性、民族性与个人英雄主义——论袁运生绘画中的线条、造型及其他》一文中谈到 ，“他追求个性，但他并没有彻底转向个人主义，他肩负的‘民族性’及其使命感赋予了他的个性另一重底色和意涵。在此，民间性和大众性恰恰构成了其民族性和个人性的基础。”

　　1996年，他受靳尚谊邀请，回到中央美院执教，着手推动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刻工作。至今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并持续深入推进个人的艺术实践。纵观袁运生先生的生活历程，一直在跌宕起伏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充满英雄主义的气质。

　　美国阶段回来之后，他就投身到教育。他感觉教育是很宏大的民族责任感，最重要的是教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文明遗忘的太久了，他甚至说‘我的艺术不重要’。对于艺术家这十几年全部精力用在画上多好，但他没有为己，他考虑到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指向未来的宏大问题。

始祖像 麻布油彩 200×180cm 2009

三个枪手 油蜡、色彩、蛋、墨、麻纸 180×380cm 1991年 中国美术馆藏

对话 纸本水墨综合材料 135×205cm 1991

抽烟斗的老农 纸本炭笔  73×37cm  1974年 中国美术馆藏

大海 麻布油彩  250×180cm 2012年 中国美术馆藏

黑色抽象 纸本水墨  138×70cm  198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千年土地翻了身 麻布油彩 240×260cm 2008

大家和睦相处 纸本水墨 145×368cm 2013

变相图之三  纸本水墨 174×192cm 1985

八路军来了！我们去迎！ 麻布水墨  200×300cm 2016 中国美术馆藏

“生命的赞歌——泼水节”壁画小稿（局部） 纸本钢笔 55×486cm 1979年 中国美术馆藏

殉道者 墨、麻布 198×188cm 1981年 中国美术馆藏

渔民 布面油画 240×260cm 1984 中国美术馆藏

寞 油蜡、色彩、蛋、墨、麻纸 240×240cm 1996-1998年

线·象 纸本水墨 180×193cm 1991、2015

咤 纸本水墨综合材料 135×205cm 1991

　　1996年，袁运生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同时，其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此时的袁运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考察中国传统雕塑的工作之中，他相信要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体系，造型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必须能画出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从欧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创作体系中来。他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头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确，你就会围绕着这个问题来思考。”就像他在展览的自序中所谈到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友人悼念：

　　舒群：我与袁运生先生的“情缘”

　　1973年9月，我考入吉林艺校美术科。入学之前我就听说过许多吉林画家圈子中的名流，比如付植桂、英若识、王杰、蚁美楷……还有胡悌麟、王绪阳这个级别的“权威”人物。付植桂曾因在文革期间画出《大字报好》而在70年代画坛成为家喻户晓的油画名家，而英若石则因其家族关系而在坊间名声颇盛，其祖父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其父英千里台湾辅仁大学校长;其兄英若诚，表演艺术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侄儿英达、英壮，儿子英宁。此外英若石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学问大家，其脱口演讲古今中外艺术史，尤其讲述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绝对是如数家珍……只是刚好他在精力最旺盛的年华赶上了文革十年，而在这十年，他的那些家学都属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毒草”。因此，除了在劳动之余的“小憩”时间他向我们这些喜欢胡思乱想的“白专生”卖弄一下学问之外，他的才华直到他离世也没能得到公开表现。我第一次听到袁运生的名字就是英若石老师讲给我的……其时他从央美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具体工作为辅导工人队伍中的业余画家画画。

　　然而70年代的画坛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好像学画的学生都很傻、很土，而且属于无知者无畏那种民工型人才，那时的我们特别在意某画画的特有才、有个性、有范儿，尤其是谁敢脱离集体，沦为另类人物，谁就更在我们心目中成为真正的英雄!而袁运生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经过英若石老师闪烁其词的描绘，袁运生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显神秘莫测、玄奥深邃……记得那是在1975年，我们艺校美术科73班去汽车厂锻造车间(长春一汽)写生，正好碰到袁运生老师在那里辅导工人搞创作……袁运生手执斯大林式的烟斗，他的肖像隐没在烟雾缭绕的氛围当中，即使你有时看清他的面庞，他的神态也和那个时代我们普遍持有的表情格格不入，大概他那时就拥有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酷”的表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果然龙归大海，去云南按自己的探索画了他独特的白描写生集。他的写生集出版以后在画坛反响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的画坛还普遍笼罩在文革遗留下来的“喜闻乐见”情调或模式当中，而袁运

　　生的画却有着深度的“苦涩味”，这不是普通的专业高手所能企及的高度!袁运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家，他的“表现力”远远超越了他的同代，甚至超越了他的下一代、下下代……

　　由于命运的驱使，冥冥中注定了我和袁运生先生的情缘，我曾有一次巧遇他在长春南湖游泳场给一个少年画写生，被来来往往的行人挤得站立不稳，我就走过去帮他维持秩序，大声告诉那些浑然不觉的行人：请您让一让!请不要遮挡模特!请不要挡住画面……

　　1979年袁运生绘制了轰动中外的北京候机楼壁画;1980年袁先生由长春市工人文化宫调回北京中央美院主持壁画系工作，而我却于1982年于鲁美毕业后分配到长春工人文化宫工作。其后我也像袁先生那样从工人文化宫调往我所神往的专业平台：黑龙江省文联《北方文学》杂志社，并在那里组建了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史话语秩序的“北方艺术群体”。虽然就社会交往层面，我跟袁先生走得不算近，但也有过几次在展览开幕式上插肩而过……在无意识深处，袁先生始终是我最敬佩、最景仰的伟大前辈之一!袁先生不朽!

　　2026年5月7日舒群致悼词于成都胜利新村12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