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举行的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关良先生的晚年力作《孙悟空大闹天宫》镜框颇为引人瞩目，此件画作尺幅大（92 x 176cm），约14.6平尺，这在关良作品中极为少见的。据苏富比介绍：一九八一年《关良水墨油画展》，展品包括四十至八十年代之代表作一百四十余幅，为画家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大型回顾展。本幅作于八〇年夏，以传统剧目《大闹天宫》中，美猴王酣战众天将一幕入画，取六尺整纸，描绘角色多达九人，似为该题材作品中尺幅最巨兼人物最众者，当为展览特制。画中人物造型、神态生动，如定格瞬间，大圣之英武，玉帝之狼狈皆跃然纸上。用色丰富古艷，质感如油画，间施明快亮色，呼应热烈氛围。画中多处依稀可见打稿痕迹，如天狗位置数经修改，可窥画家刻意求精之构思。此作曾多次被著录和在海外展出，也是关良代表作之一。更重要的是此画作在2019年被苏富比推出过，当时的成交价高达1337.5万港元，创当时关良画作第三高价。而本次苏富比给出的估价仅有300—600万港元，当然给出这样的估价一方面是苏富比考虑当下艺术市场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藏家出售此作诚意满满。

关良先生在作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件画作拍卖时没有到300万港元底价而流拍，整个市场为之惊讶，从中也可看出艺术市场的残酷，尤其是对喜爱关良艺术的藏家打击不小。那么，如何来看待关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流拍，它究竟对关良艺术和市场有哪些影响，笔者作如下分析：

首先，关良力作流拍是受宏观大背景的影响。大家知道，近两年收藏市场包括艺术拍卖由于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谓一片哀嚎，惨不忍睹。有专家说，很多品种像邮票、钱币、紫砂壶、翡翠、和田玉等几乎呈现崩盘态势，而各地的收藏品交易市场交投极其清淡，有的市场关门的门店不在少数，即便开着的不少也是勉强或苦苦支撑。

实际上，艺术品拍卖的主流品种——近现代中国字画的拍卖同样如此，往日的繁荣早已不在，尤其是2021年后宏观资金退潮，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传统藏家主力行业深度调整，高净值人群资产缩水严重，艺术品投资预算大幅收缩。书画作为高风险、低流动性的非标资产，首当其冲被减持，这一态势反映到艺术拍卖上，无论是成交量、成交率、成交价，还是拍场人气、买气都极不理想，有不少大藏家可能由于资金问题不惜大幅割肉抛售藏品，像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等大家作品都未能幸免。

从成交情况看，许多拍品甚至是大师级拍品打折或腰斩或流拍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次关良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流拍也是如此。从艺术市场的资金面看，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下，藏家避险情绪上升，资金优先选择流动性好、价值稳定的标的顶级油画和古董，规避高波动、低流动性的近现代国画，以关良的油画为例，2025年关良1964年作《花果》油画在西泠印社以高达2415万元成交，远超估价，目前他的油画价格很坚挺，价格动辄上千万元。

其次，流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良作品前期被艺术市场过度炒作，价格被严重透支。根据笔者观察：发现关良的画作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可谓一波三折。九十年代初国内艺术品拍卖刚兴起时，关良的作品在市场上并不热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一些拍卖行陆续推出关良的作品，但价格不高。1994年他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关良的力作《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以7.9万元成交。以后，他的作品在市场上露面较多，价格不理想，大多作品在万元左右。2001年上海敬华曾推出过一幅红色题材的《红嫂图》，该幅作品尺幅很大，最后以24.2万元拍出，创下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与国画相比，那时他的油画也没有什么行情，价格低得离谱。2001年他的油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中国嘉德获价22万元；2002年油画《灵派山》在中国嘉德获价28.6万元。关良画作价格大幅攀升和迭创新高是在2010年后，如2010年《西游记人物》横幅在北京翰海获价168万元；2013年《贵妃醉酒图》镜框在佳士得以243万港元拍出；2014年《东郭先生受教图》镜片出人意料地以1552.5万元被一买家收入囊中，高出估价高端2倍多，令市场为之一振。以后，关良的画作价格居高不下，动辄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这次流拍的关良《孙悟空大闹天宫》画作在2019年苏富比春拍中以高达1337.5万港元成交，高出估价低端近6倍，这个价格与关良高价位油画不相上下。之后，关良画作一度在艺术市场上呈现出国画油画比翼双飞的态势。近两年，由于艺术市场疲软，国画极具降温，名家作品的市场价值正处于理性回归的过程中。加上关良戏曲人物国画存世量较大、题材重复度高，稀缺性明显不足，近年溢价能力持续减弱。特别是这次关良《孙悟空大闹天宫》300万港元的底价仍高于市场心理预期，所以，本次流拍正是市场去泡沫化的体现。

第三，流拍并不代表关良作品艺术价值的缺失和艺术地位的动摇。换言之，流拍从来不是对艺术价值的否定，而是市场认知、审美偏好与作品特质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关良（1900—1986年）是最早实现“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双向探索的艺术家之一，与林风眠、丁衍庸合称“广东三杰”。早年留学日本，入川端研究所和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师从藤岛武二、中村不折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1922年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先后担任上海神州女学、上海美专、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教授。参与“东方艺术研究会”的创办工作。1924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名声鹊起，被郭沫若、郁达夫等激进作家组成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聘为美术编辑，经常为该社出版物画插图及设计封面。1926年回到故乡广州，担任广州美术学校教授，北伐时期担任政治部艺术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公职，长途跋涉去西北诸地考察石窟艺术，沿途卖画为生。1942年他在四川成都举办个人画展，引起美术界很大反响，郭沫若观赏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第一批画师，还担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56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关良个人画展》，数天之中观者如潮，第二年民主德国邀请关良在东柏林举办个人画展，观者人潮涌动，并引发了德国民众对关良画作的浓厚兴趣。

他一生致力于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并为最早将西方绘画艺术介绍到我国的先行者之一。关良最初专学西洋画，后转向水墨戏曲人物画。建国后关良的彩墨戏剧人物画独树一帜，最见风格，影响最大，他打破了传统国画题材的局限，将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京剧艺术纳入绘画创作，将京剧艺术中“概括性”“程式化”的特质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形成了“形不似而神似”的独特风格，若细细地品味关良的戏曲人物画，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用笔造型极简，笔势笔趣，质朴平易，所做不拘泥对象的解剖、透视和比例，而是夸张、变形的手法传神写照，人物情态天真而幽默，尤其是眼神刻划最见功力，眼睛瞳孔用浓墨点醒极传神。据说，关良每次画画，都是等画全部画完后才画眼睛的，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他的画作不属于雅俗共赏之类，很多观者对关良作品缺乏理解，记得在关良一次画展上，画家李苦禅曾带着一批学生去参观，许多学生提出关良老师为什么不把人物画得标准些，李苦禅先生说：“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李苦禅所谓的“得意忘形”指的是“绘画之形象”，而不是“形象之绘画”。关良以最理解相许。如果从题材上看，关良的画法弥补了传统绘画中戏曲题材的空白，为中国画“别开一生面”。他的艺术史地位早已被学界所认可，北京画院、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文博机构多次举办关良专题展览，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中西融合艺术先驱”的地位。有专家认为，关良戏曲人物画审美门槛高，但大众接受度低。市场火爆时，资本可引导审美；市场冷清时，缺乏视觉冲击力、不懂欣赏的买家直接放弃。

对关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走向，笔者在九十年代后期就曾阐述过：人物绘画向以传神为极致，关良独具风貌的彩墨戏剧人物画是划时代，他的作品现在或许还不能被人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关良戏曲人物画的艺术价值，并有望在市场上东山再起，成为艺术市场的热门收藏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图片来自网络和图录

2026年5月5日写于上海五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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