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美术馆展出的综合材料作品《甲壳虫乐队》（8.4m×2.5m，2026）中，程亚杰以跨媒介的语言，完成了一场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奇妙对话。这件大型装置作品，不仅是对英国摇滚传奇“披头士乐队”的致敬，更是一次对大众文化符号的解构、重塑与诗意化再编码。艺术家以儿童般天真烂漫的视角，将摇滚乐的激情与能量，转化为一场色彩斑斓、充满童趣的视觉狂欢。

一、符号的解构与重塑：甲壳虫与音符的共生

作品的核心意象“甲壳虫”与“音符”，构成了一组充满张力的视觉叙事单元。程亚杰摒弃了对甲壳虫乐队成员的具象描绘，转而提取“甲壳虫”这一乐队名称中的动物意象，将其作为作品的主角。画面中，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甲壳虫剪影被赋予了丰富的色彩与形态：有的通体单色，如粉色、橙色、墨绿，呈现出近乎波普艺术的纯粹性；有的则被三角形、菱形等几何色块拼贴装饰，充满了儿童画般的稚拙与幻想。这些甲壳虫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昆虫，而是被赋予了人格化特征的“乐手”，它们或隐或现，或动或静，仿佛在墙壁上随着节奏自由穿梭。

与此同时，色彩同样鲜明的音乐符号散落在画面各处，有的是单个音符，有的是连音符号，它们与甲壳虫形象相互穿插、彼此呼应，构建出一种动态的视觉节奏。音符不再是抽象的乐理符号，而成为画面中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与甲壳虫共同编织出一曲无声的摇滚乐章。这种“甲壳虫”与“音符”的共生，巧妙地将“披头士”的音乐身份转化为可被观看的视觉元素，实现了从听觉到视觉的无缝转译。

二、材料的层次与场域：平面与立体的对话

作为一件大型综合材料作品，《甲壳虫乐队》在材料与技法上展现了程亚杰一贯的实验性与驾驭力。作品以一面完整的墙面为载体，基底并非纯色平面，而是由多层色彩晕染、叠加而成的朦胧背景。背景中，模糊的甲壳虫与音符轮廓以喷绘或拓印的方式隐现，形成一种“虚”的层次，仿佛是过去时光里回荡的余音，为整个画面铺垫了一层温暖而富有动感的基调。

在此之上，艺术家叠加了一层立体的、由板材切割而成的甲壳虫与音符剪影。这些剪影脱离了背景平面，以浅浮雕的形式悬浮于墙面之上，形成了强烈的前后空间关系。当观者在作品前移动时，光线在这些立体造型上投下的阴影随之变化，使整个画面产生了微妙的动态感与呼吸感。这种“虚实结合”“平面与立体对话”的处理方式，打破了二维绘画的局限，将静态的墙面转化为一个可被体验的沉浸式场域。观众不仅是在观看一幅画，更是在步入一个由色彩、光影与造型共同构建的摇滚音乐现场。

三、色彩的狂欢与情感的释放

色彩是《甲壳虫乐队》最具感染力的语言。程亚杰摒弃了摇滚乐常被赋予的叛逆、灰暗色调，转而采用高饱和度、高亮度的马卡龙色系与荧光色系：粉、橙、黄、绿、蓝、紫，这些明快而活泼的色彩，如同糖果般诱人，瞬间消解了大众对摇滚乐的刻板印象。不同颜色的甲壳虫与音符相互碰撞、组合，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与喜悦的视觉节奏。

这种色彩的选择，既是对披头士后期迷幻摇滚风格的呼应，也体现了艺术家对音乐本质的理解——音乐是纯粹的、快乐的、能激发想象的。背景的朦胧灰调与前景鲜亮的造型形成对比，使主体形象更加突出，也让整个画面在喧闹中不失秩序与层次。大面积的背景晕染，如同舞台灯光的光晕，将所有元素笼罩在一场温暖而梦幻的氛围中，营造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属于所有年龄段的集体欢乐。

四、童趣表象下的诗意与哲思

初看之下，《甲壳虫乐队》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趣，仿佛是一面专为儿童设计的艺术墙。然而，程亚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看似简单的形式，包裹了复杂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个人情感。作品既是对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致敬，也是对艺术、音乐与大众文化关系的思考。他将曾经代表反叛与先锋的摇滚乐，转化为一种普世的、温柔的快乐语言，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愉悦与共鸣。

同时，作品也暗含着艺术家对生命与时间的隐喻。甲壳虫作为一种微小而坚韧的生命形态，与曾经风靡全球的乐队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暗示着文化符号在时间中的流变与新生。那些隐现的背景轮廓，如同记忆的残影，与前景中鲜活的立体造型形成对话，探讨着过去与现在、记忆与当下的关系。

结语

程亚杰的《甲壳虫乐队》是一件成功的跨媒介艺术作品，它以儿童般天真的视角、明快的色彩、立体的造型和沉浸式的场域，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音乐、色彩与想象的视觉盛宴。艺术家巧妙地解构了“披头士”这一经典文化符号，将其转化为人人都能理解和感受的视觉语言，实现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成人情感与儿童视角的完美融合。这件作品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致敬，更是对艺术本质的回归——艺术，如同音乐一样，最终的目的是传递快乐、激发想象，并连接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画评人 果粒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