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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西泠春拍 | 翁同龢民国出版书札百余通 致阎敬铭重要政务册 领衔翁同龢手迹专题

2026-05-26 09:48:20 未知

雅昌拍卖图录APP可直接线上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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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拍品为翁同龢致阎敬铭信札册,共计六十九通一百零四页。书写时间自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四年(1888),贯穿翁同龢由工部尚书转任户部尚书之重要阶段。内容涵盖财政、河工、军事、外交、税务等中枢政务,同时亦涉及学术交流、书籍校勘、疾病问候及日常生活等私人往来。

其数量之巨、保存之整、内容之详,在现存翁同龢尺牍中极为罕见,堪称目前所见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中最完整、最集中且最具研究价值之一批。

另有,翁同龢、孙毓汶、孙楫《唱酬诗卷》,亦为研究晚清政坛人际关系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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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1830~1904)

字叔平、声甫,号瓶庵、松禅、瓶笙,江苏常熟(今属苏州市)人。咸丰六年状元。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垂三十年。工诗文,擅画。工书,称同、光间书家第一,名闻于时。

《翁同龢集》(下文称《翁集》)已收录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一百三十余通,而本册即包含其中六十六通,另有三通尚未见收录,可补《翁集》之缺。此批信札因史料价值极高,早已受到晚清政治史、财政史等研究者重视,相关论著亦颇丰富。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保存了翁、阎二人密切往还之原始材料,更在于真实呈现了晚清中枢日常运作之具体状态,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视为晚清中央政治运作的幕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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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西泠春拍

翁同龢(1830~1904) 致阎敬铭大学士有关中枢政务等重要信札巨册

纸本  册页(一百零四页)

尺寸不一(册页尺寸:34.5×30cm)

出 版

1.《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中华书局,民国九年(1920)。

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六辑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P4-54,P56-70,P84,P120,P188-195,P197-224,文海出版社,1967年。

3.《笃斋藏翁松禅尺牍》,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其中一百〇三页)

4.《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其中四十四页)

5.《中国民间家书集刊1(清代卷一)》P294-39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8月。(其中九十九页)

著 录

6.《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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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阎敬铭上款。翁同龢为咸丰六年(1856)状元。

文物商店旧藏。

上款简介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荔门,陜西大荔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八年由工部右侍郎升户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十年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十一年升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少保。十四年退休,卒谥“文介”。工书法,著《福永堂汇钞》。

结合《翁集》《翁文恭公日记》及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对本册信札重新编年排序,使其脉络更加清晰,并可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等公藏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互相参照,逐步串联信札原稿之完整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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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1817~1892)

就时间而言,此批信札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为界。

是年阎敬铭由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升补东阁大学士;同时翁同龢由工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接替阎氏原职。此后二人同在户部系统任事,往来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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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件自无可动,惟潘(云南永昌知州潘英章)似多一波折(本例以财请求为从),崔似少一罪名(厪革未科罪)。已致云翁细商,然皆不着要者也。籖处须的当,望留神细检。名顿首,廿五。(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五日)(关于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

具体而言:光绪九年(1883)十七通,光绪十年(1884)二通,光绪十一年(1885)四通,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三通,光绪十三年(1887)十六通,光绪十四年(1888)五通,另有三通尚待考订。光绪十一年(1885)前,信中内容多涉及河工、水利、土木及工部与户部间协调事务;

其后则更多关涉关税、铸钱、盐厘、地方财政及洋务经费等户部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信中上款多改称“中堂”,亦与阎敬铭升任大学士相合,可作断代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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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昨赴香山查工,留滞两日,前呈一笺计入览。(覆晋抚停解绢纸旧欠折应由工部分议,不复会稿否)河事极难,钱粮较巨,乞指示大略为幸。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右,侍龢顿首,廿日。(光绪九年(1884.1)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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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远、拱宸二城工程一百余万,何从筹此巨款,俟户部具稿,会工部具奏何如。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右,侍龢顿首,廿八日。(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册最重要之价值,在于其真实呈现了晚清中枢“正式奏议之外”的实际运作情形。信中大量可见“面商”“乞酌夺”“望留神”“措辞加婉”“幸勿驳”等语,皆反映出晚清中央决策在正式奏折形成之前,实需经由军机、部臣及司员之间反复协商、修改与斟酌。

透过此批信札,得以窥见晚清中枢政务如何于私下意见交流中逐步成形,而非仅由官方档案所呈现之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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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政务内容而言,册中所涉最核心者,无疑为财政问题。

晚清同治、光绪两朝,内忧外患并至,国库长期空虚,而河工、海防、军费等开支又极其庞大,财政困境已成朝廷最大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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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翁同龢先后任工部、户部尚书,与阎敬铭往来之内容亦多围绕款项调拨与工程经费展开。如第二十札《日昨赴香山》言“河事极难,钱粮较巨”;第二十二札《惠远、拱宸二城》称“何从筹此巨款”;第二十一札《今日游公》则有“民命至重,帑项至重,夙夜忧迫”之语,皆可见黄河治理与工程财政对清廷造成之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信中亦屡见财政积弊。

如第二十三札《河议续有》称“银库弊深如海”,足见晚清户部库务舞弊已积重难返;第一札《所件自无》与第二十四札《手教至》则涉及“云南军费报销案”,即晚清著名财政弊案之一。第六十三札《羽檄储胥》甚至提及“钞胥应略给津贴否”,亦反映基层吏役俸给困窘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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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议续有交件,当汇齐具藁,前所论官房已画行难改,可饬司坊以时值估报也。银库弊深如海,汇兑者往往分数起,借口镕化未齐拟令所司责成委员备齐后再行付库。则胜挪之弊可少。今日已具牍,幸鉴及勿驳也。名另具,十六日。(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十六日)

阜康因分起,遂亏巨款,然初四日若驳令备齐再收,则并此五万亦无着矣。

此外,本册亦保存了“洋药税厘”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光绪十一年(1885)《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后,“税厘并征”制度逐渐确立,洋药税收遂成中央重要财源之一。

第四十札《由署归》提及“有税即有厘,办法最好”,即反映对“税厘并征”制度之认可;而第四十四札《日来事冗》又言“津海所收转绌于昔,似应将委员参劾”,则显示新制推行后仍伴随大量贪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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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事冗,未获一奉谈笑。铜务已属渔溪口陈,惟宣布一节尚需斟酌。洋药税新章,津海所收转绌于昔,似应将委员参劾,公意以为何如。稍暇趋侍,不一一。中堂钧席,晚名另肃,廿九日。(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九日)

黄河治理则为本册另一核心议题。光绪九年(1883)山东利津一带黄河决口,灾情严重,而朝廷财力又难以支撑庞大河工开支,故相关讨论在信中屡见不鲜。

如第二十一札《今日游公》论及“徒骇、马颊两河分减”与“长堤”“缕堤”之争,即涉及晚清河工治理路线问题;第十九札《前有议覆》与第十一札《前日辱手》亦皆关涉河工拨款与部议。透过此批信札,可具体观察晚清中央对河患治理之焦虑与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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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游公一疏,为山东河工筹长策,已有旨,交户、工二部速议。游公意在徒骇、马颊两河分减,且谓筑长堤不如修缕堤之为得计。侍于河事,一无所知,前此两议,大氐谓分减宜慎重,而未尝为决断之辞。今溃决频闻,亦甚虑长堤之难恃。民命至重,帑项至重,夙夜忧迫,将何以澹此灾乎。旦晚走谒面商,先此奉致。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前,侍同龢谨上,十二日。(光绪九年(1883)三月十二日)

除政务外,翁、阎二人于学术与版本校勘方面亦往来频繁。

第四札《昨承赐》与第四十六札《数语未足》记录了二人围绕阎敬铭新刻《稽古录》之校勘往来;第五十二札《昨日地震》则谈及新刊胡注《资治通鉴》;第五十六札《久缺聆教》涉及《汉书补注》书酬问题;第六十七札《昨晚归》又有孙退谷书册之赠答,以上数札皆是二人关乎学术之日常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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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地震,吁可惧哉。承赐新刊通鉴胡注(《资治通鉴》胡注),津逮后学不浅,可胜叹仰。况字画端劲,俨如元椠,尤可爱,当逐卷点读,庶无负先生懃懃之意。起居安否,近药物否。曩读黄漳浦长安如海独无医诗,为之三叹。其卒章云,拼得一身成药树,解支落莭与人看,有味哉。船山遗书一匣,衡州寄到,奉纳,不次。中堂钧席,晚同龢谨上,五日。(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初五日)

尤为值得注意者,是册中大量关于疾病与身体状况之记载。信中反复出现“燥药太多,恐伤阴”“宜静剂,不宜燥药”“核桃酒可频进”等语,并非泛泛寒暄,而是真正涉及医理与病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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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本人亦常言“发热”“愦愦欲卧”“筋力顿衰”等。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二人交谊之深,更折射出晚清中枢高官长期处于极高压力与身心耗竭之状态。

除此之外,此批信札所涉内容尚包括外交、税收、禁烟、人才选拔、书籍收藏等诸多面向,并牵连光绪帝归政、规复制钱、中法战争、《伊犁条约》签订等晚清重要历史事件,几乎涵盖光绪朝中枢政治与社会运作之诸多核心议题,史料内涵极为丰富。

其不仅可作为晚清中央政务运作之一手文献,亦对晚清政治史、财政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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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未获一语,前削阅改否。律冒支官粮条,承委放支者以监守盗论,监守盗百两以上始拟流。今全案皆以轻比,不得于此曹独重也。福公两条亦迟迟,若能于月初了此乃佳,河议云何,甚悬悬也。中堂钧席,同龢顿首上。(光绪九年(1883)五月初五日)

此册亦堪称翁同龢中晚年小字尺牍书风之重要代表作。其书写时间横跨六年,正值翁同龢中晚年书风成熟阶段。

此时翁氏已逐渐形成“碑底颜面”之典型面貌,他在颜书的平正与北碑的险绝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又参以东坡之沉着、襄阳之灵动,笔划凝练、干净利索,结体开阔,在晚清“尊碑抑帖”风气中形成一股清流。沙孟海曾评翁同龢“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又称其尺牍“文词雅俊,有晋宋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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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疏于造请,旭之来,知尊体新感多汗,顷渐康复,驰企之极。伏祈屏思虑,慎风寒,一切簿书且勿省览,至祷至祷(《翁》作“至祷之余”)。余非面莫罄。专请日安,不次。中堂钧席。晚名另肃,廿八日早。(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二十八日)

此外,此册原稿尚可对《翁集》中若干误释、漏释文字加以校补。如第二十三札《河议续有》“驳令备齐再收”,《翁集》尚有三字未释,作“今□□□收”;第三十札《昨散衙早》“榜书不敢任”,《翁集》误作“牍书不敢任”;第三十六札《数日疏于》“至祷至祷”,《翁集》误作“至祷之余”;第四十札日期“廿日”亦被误释为“二十二”等。

由此可见,本册对翁同龢文献整理与晚清相关史料研究,均具有不可忽略之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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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西泠春拍

翁同龢(1830~1904)、孙毓汶(1833~1899)、孙楫(1827~1899)  行书 唱酬诗卷

纸本  手卷

引首:90×28cm  画心:66×28cm  78×23.5cm  47.5×26cm  89.5×23cm  65×28.5cm  题跋:92×28.5cm

出 版

《憨斋珍藏书法集》P108-109,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著 录

《瓶庐诗稿》卷五,[清]翁同龢撰,民国八年(1919)邵松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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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蒋元庆、潘伯鹰、庞国钧、俞鸿筹题跋。庞国钧题签。俞鸿筹、吴南生旧藏。

此卷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至十八年(1892)间,翁同龢、孙毓汶、孙楫三人以行书所作唱酬诗卷。卷内包含翁同龢和《驾航次昆仑关图》韵诗一帧,孙毓汶和诗三帧,孙楫诗稿一帧。

跋者简介

1.蒋元庆(1866~1946),字志范,又字鄦楼,江苏常熟人。康熙中大学士蒋廷锡之后。清末拔贡,任学部七品京官,民国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曾编清朝野史,尤以书、联号称双绝。

2.潘伯鹰(1898~1966),原名式,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人。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国共和谈时,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对文学颇有造诣,曾著说多种,后潜心于诗词及书法。是近代书坛“二王”书风的积极追崇者之一。著《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玄隐庐诗》等。

3.庞国钧(1884~1968),字蘅裳,号鹤缘、鹤园,又号莪闇,别署梦鹤词人,江苏吴江人。早岁受业于钱崇威。拔贡,曾充七品京官。后入江苏巡抚陈夔龙门下。抗战前与吴湖帆、潘博山等发起组织“正社”书画会。1950年由柳亚子荐举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工书法,尤精行楷,熟掌故外,亦善诗赋、倚声。

4.俞鸿筹(1907~1972),字运之,号啸琴、舍庵,别号羼提居士,江苏常熟人。钱仲联表兄。工书,擅辞翰,精考证,富收藏,精版本目录之学。有《舍庵诗词残稿》《俞鸿筹日记》。

翁同龢所书诗稿见载于《瓶庐诗稿·卷五》,而孙毓汶、孙楫叔侄二人诗稿则未见著,尤具文献补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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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驾航次昆仑关图》

据相关文献与诗作往还可考:光绪十七年九月,翁同龢为孙楫《昆仑关题壁图》题诗,以送其赴湘臬任;十月,翁氏以前韵呈孙楫,孙毓汶见而和之,翁复次韵酬答;十一月,孙毓汶再和,适逢孙楫奉召内调顺天府尹,翁闻讯后复有诗作。至光绪十八年二月,孙楫《昆仑关图》诗见示,翁遂复和,最终汇成此卷。

若依时间次序重构装裱顺序,当以孙毓汶辛卯十月三迭和诗三帧为首,其次为孙楫壬辰正月诗稿,末为翁同龢壬辰正月十一日所书诗稿,如此则唱酬脉络井然,时序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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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汶辛卯十月诗一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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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汶辛卯十月诗一帧

济宁孙氏为晚清显赫宰辅之家,数代簪缨。孙楫之父孙毓溎,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官至山西、浙江按察使;从叔孙毓汶,咸丰六年榜眼,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历任刑部、兵部尚书,谥文恪,深得慈禧倚重,时人信札中常以“大圣”代称。

孙楫亦为咸丰二年进士,历任闽、陕御史、高廉道、高州知府、广东按察使、湖南按察使、广州知府,终至顺天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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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楫《昆仑关图诗》

翁同龢与孙毓汶同年登科,仕途并进,俱至尚书并入军机,交谊逾三十载,往来频繁。

《翁文恭公日记》中多有记录。历来关于二人不和之说,或缘于“人蔘状元”事件,或因政见歧异,然据其大量书札往还观之,实则情谊深厚,此卷之存,尤为有力之旁证。是以本卷不仅为文人唱酬之作,亦为研究晚清政坛人际关系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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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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