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有一个看法，改革开放带来的迅猛变化，使得我们长期困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的人们，一下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不可思议，便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于是，很多人的眼睛都瞄着窗外，甚至走出门去，直接走马观花……可是，自己的传家宝、自家前人的创造，都被简单地当做了过时、落后乃至腐朽的东西弃置一边。

不过，这也不该责怪当时的人，因为，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同时，不管是由于外部封锁还是闭关锁国，中国人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一旦看到这种差距，如果不被震撼得发蒙倒是有些不可思议。也只有经过学习才能了解，才有鉴别。反过来也会知道自家里的什么东西是宝贝。特别是进一步熟悉了老一辈人到国外取经、回国探索的故事后，就知道了，这就是一个过程，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只是不要把这个过程拉得太长。

我的这个看法，多少受父辈艺术家们的影响，但真正让我变得比较清晰起来，应该是因为《郑可》画集，因为与主编王培波教授的交流。

2015年王培波在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郑可》新书发布仪式上致辞

培波——一条铁汉子

我和培波本来谈不上什么深交，因他与我夫人唐薇是同事，十几年间我们又住在同一座楼里，后来，就有机会到培波的工作室拜访。

进了他的工作室，就像参观一个小型个人展览会，既有雕塑，又有书法，还有绘画、摄影，每次去都有不同；可又像是进了一个作坊，墙上排列着各式工具，工作台上永远都摆着过程中的作品，还有一个饮茶闲聊的角落，雅致，整洁，有序。在这个空间里，既有中国传统雕塑的石膏复制品，都是他自己动手翻制的；也有许多他创作的现代雕塑的模型。不同时代的艺术，出现在同一空间，而且体量反差也非常巨大，却似乎相得益彰，天衣无缝。他还有一个本事，顺理成章却又不可思议，那就是他会3D建模。如今六十几岁的人，一般电脑操作都不见得全能弄通，而他竟在十多年前就掌握了3D建模技术。其实，不是不能请学生帮忙建模，但培波说，我肯定没有学生手快，可是只有自己动手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到位。

再后来和他共过那么一点事，就是出版《郑可》画集，他是主编，我是责编。

这本画集里凝聚了培波的人品、艺德。

那是在2006年。当时，他通过唐薇，希望获得黄永玉先生为郑可先生作木刻像的使用授权，想把这幅作品用在画集封面。于是我知道了他要做的这部画集，同时，我也知道了，出版方根本不准备在市场上销售，更不准备多印，培波对此颇为不满。于是我便想能否在三联书店争取一下。争取这个选题有一点难度，因为画册的市场行情并不好，三联书店的销售渠道又不是画册类美术书籍，何况郑可先生被人淡忘多年。好卖的是那些小本经典，是给美术生的范本。幸好，培波化缘到印制经费，经发行、出版等部门测算，控制在1500到2000册的印量，应该不会积压，不会赔钱，最终以1800册的印量，选题得以批准。

这期间，我和培波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第一个感觉，他是一条铁汉子——不是挂在表面上，而是藏在他做事的过程中。《郑可》画集，我接手的时候已经是一本已经成型的书，这是郑可先生弟子们共同的心愿。其间，家属费劲地把作品翻出来交给他翻拍，不是对培波有充分地信任，是不可能的。当年的图片，还要在浩如烟海的旧杂志上去找，然后，分类编排、筛选，其中的周折、甘苦，不是常人能体会的。然而，更难的还在后面，《郑可》画集2006年通过选题，不到半年，文字校订、设计排版工作就完成了，但直到2014年方才出版。就在要交付印厂的时候，赞助企业因内部管理规定的调整，不能出资了，于是就搁置下来。其实，这事不难解决，第一个可行方案就是郑先生的弟子一起凑钱，早就有人提出倡议，可郑可先生的女公子郑方有言在先：不能让私人出钱出版这本画册。培波答应了，就不改弦更张。到2009年，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刚成立，我向父亲提到《郑可》画集因资金搁浅的事，父亲立即同意出资。可培波又婉谢了我的建议，开始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劝了他两次，后来我发现，他承诺的事，多难也得自己扛着！面对同学，面对家属，那是多大的压力呀！最后，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公司筹到了钱，书出版了。但是，按规矩三联书店给开出的收款发票，他始终没找我要。我隐隐觉得，这是大型雕塑工程中本该属于他自己的设计费。

另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良心。这种良心不仅表现在对恩师的念念不忘，不仅是为恩师争回本该属于他的地位，更多的是对艺术上的浮躁媚俗和数典忘祖的焦虑。

2015年5月23日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王培波与78级同学合影留念  图片：吴桐

郑可先生有多了不起？

郑可先生何许人也？对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办时的四大教授之一，清华美院的毕业生和在校生，能知道他贡献和地位的，怕是没多少人了，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院史上有过这样一位教授。即使在美术圈内怕是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更不用说了解。

我了解郑可先生，是因我的父母黄苗子、郁风对他的才学赞不绝口。何以赞不绝口？我当时不甚了了，直到编辑了郑可先生的画集，并参与了“张光宇艺术研究”工作以后，才算是真的了解到郑可先生有多了不起。

少年郑可生活在广州手工艺区，对金银器、红木家具、玉雕、牙雕、贝雕等传统手工艺造型和技术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并师从牙雕艺人潘亮。他从圣心中学毕业后，曾在广州 工业专科学校机械专业学习一年。1927年到法国留学，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1931年他创作的雕像就获得法国沙龙奖。1933年，留法学习期间，参观了德国包豪斯在巴黎的展览，敏锐地意识到其艺术理念的生命力以及对中国的意义，在包豪斯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的当时，他就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介包豪斯，堪称中国研究、推介包豪斯的第一人，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充分体现着“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理想。

非常可惜，郑可先生保存下来的作品少了些，在《郑可》画集中，我们只能看到他雕塑、素描和陶瓷作品以及一些设计手稿，其实他的创作远不止这些。黄永玉先生讲过：郑可先生“懂建筑学，给清华建筑系谈过‘巴黎圣母院拱顶相互应力关系’”；1934年，他在勷勤大学建筑系教授室内设计，并为当时广州、香港的一些大厦、剧场、舞厅做过设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爱群大厦和百乐门舞厅；1938年在新加坡一家家具公司从事设计工作期间，参与了新加坡大厦的室内设计；1952年主持北京新侨饭店的室内设计，并设计了雕塑和餐具……1940年到1950年期间，郑可先生先后在香港、柳州等地创办了“郑可美术供应厂”、“郑可工作室”以及几个工厂，期间设计有家具、灯具、煤炉，还成套的炉具——包括烘箱、电炉、灶台及橱柜。这些作品都见不到了。

1951年，满怀一腔热血，郑可先生变卖了工厂，带着机器设备和技师来到北京，先后参与了“建国瓷”的设计生产，“出国展览瓷”和漆器等工艺品的设计生产，参与了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的设计监造和55式军礼服铜扣的设计监造。1957年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他在那里将现代科技引入到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研究成功了“电动磨玉”、“超声波玉器雕刻”、“电成型”、“旋压成型”、“失蜡铸造”、“滚胎成型”等新工艺……说他是中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也一点不为过。

包豪斯如今已经变为艺术圈里的的常识问题，但第一推介人却被人淡忘，单凭郑可先生对包豪斯身体力行的实践和推介，就值得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大书特书。

2015年郑可先生110周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合影

让先师告诉未来

在编辑《郑可》画集的过程中，自然时不时地就会涉及到郑可先生和他们那一代艺术家。培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种在先生面前自愧弗如的感叹。

我觉得培波的作品中，不管如何变化，都在美感中蕴含着一种阳刚之气。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第一眼看郑可先生素描时，我脱口而出：“画得这么‘横’！”培波说：“他们那代人作品里蕴藏的力量，我们这代人怎么都赶不上，因为我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丁聪先生《转蓬的一生》中这样写道：“在‘八一三’之前，我的漫画中固然有爱国的积极主题，但是总体来说，实不乏小市民阶层的趣味。‘八一三’使社会风气振作起来，一向发彩色美女的《良友》封面，也改换成发抗日将领的照片了。……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我的思想和以后的生活道路。”民族危亡关头，全民奋起抗战，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那是中国崛起的起点！在培波看来，即使难以企及，也不能让它就这么湮没了，更不能不屑一顾。

培波对国外的艺术发展有着深入的考察，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有着很深的感情。还记得他讲起在山西看了几座封闭管理的庙宇时眉飞色舞的情形，讲雕塑，讲壁画，颇有见地，还约我们一起开车去，再好好欣赏一回。可是，一次聊到郑可先生的“罪名”“包豪斯+孔老二”时，他便有自愧起来：郑先生的国学是童子功，我们根本就没怎么学过古文。我就算是很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的了，那也就是一堆碎片，不成系统。郑可等老艺术家，是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们从小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其中的利弊深有感触。他们当时同样经历了如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激烈冲突。但是，到了1940年代，很多中国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索民族化的道路，即借鉴国外，立足本民族，尽管方式、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开一条中国自己的艺术现代化的路。遗憾的是，后来将这样的探索，被简单粗暴地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西方现代艺术被视为资本主义没落的标识；中国传统雕塑绘画，也因为其内容多被归入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于是便有了当年批判时郑可、张仃最“犀利”的讽刺——“包豪斯+孔老二”、“毕加索+城隍庙”。加上十年大“革”文化的“命”，我们这代人不得不又重新看世界。可是，我们这代被隔绝了二三十年的一代人，由于既缺少传统的熏陶，又没有对西方的全面了解，郑可先生那辈人用了七八年就找到的方向，我们这辈人用了近三十年，似乎才理出些头绪。

《郑可》画集全体学生编委留念 图片：吴桐

“包豪斯+孔老二”本来是讽刺，却被郑可先生用以自勉。私塾开蒙、牙雕师承以及广州传统手艺的耳濡目染，加上机械学习、海外留学，自然对两者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郑可先生这里，“包豪斯”代表的是依靠先进科技创造新文化，“孔老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唯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才有能产生无愧于前人、自立于世界的中国现代艺术。早在1929年，张光宇先生就在《研究者的的意志》一文中这样写道：“研究‘工艺美术’的意志首先是要认识时代！而且严防着顽固者的作对。也就是说无疑地把新的思想尽量灌输，无疑地把科学组织成的种种力量把他采取；而更其是把我们中国人一向停顿着的懒脑子来捣乱一番！也要叫他嚷出‘立体派’或者‘表现派’的建筑及用具一一速现呢？如其更野心一些连欧美或日本的‘工艺美术’的发达也超过了！要使他们震惊起我们并不是专靠唐、宋、元、明的古瓶，或商鼎、汉瓦来吹吹牛的工艺美术才是啊！”

按说，在中国艺术现代化的道路上，培波的创作比老师走得更远，他还把计算机3D建模技术用于雕塑创作。可当我们谈到那些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时，他却说：他们对科技艺术的认识是一种自觉，有着理性的思考，我们这代人虽然有这种意识，但是缺少这种自觉。说到中国现代艺术市场上的乱象时，他说，很多就是模仿、媚俗，根本就没这个意识。

中国美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即“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一度交锋甚为激烈，多集中于学习还是否定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上。但对“我从哪里来”关注较少，即使关注，更多的也是关注古代而忽视了近现代。

培波之所以要编辑出版《郑可》画集，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从哪里来”，告诉后来人不要数典忘祖。不了解 “我从哪里来”，就很可能找不到“要到哪里去”的路。

一个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长大的人，若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诞生的艺术形式中崭露头角，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模仿得再好也不过就是模仿，没有魂魄。所以，学习、模仿的目的，应该是借鉴并创造出中国自己现代艺术。郑可先生那一代人深知，中国的美术到了晚清，已没有了盛唐宋元的的气度，若要重整旗鼓，需补充新鲜血液，借鉴海外，同时也发掘民间。现代工业、现代印刷业的进入，使得文人、庙堂上的艺术，可以进入市民的视野和生活，也增加了艺术家的手段。日寇的入侵，更使得爱国艺术家把振兴中华美术作为己任，不辞劳苦，不计名利地探索，即使被误解、被打击，依然孜孜以求。

2015年5月23日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留念  图片：吴桐

今天的艺术家比起郑可先生当年，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一些人却少了先生的责任担当。现在的干扰太多了，诱惑太多了，更有甚者，良莠不辨，指鹿为马，黄钟不语，瓦釜雷鸣……培波深受郑可先生的影响，他也有着那种责任担当，他觉得，如果清华美院学子都不了解郑可先生，不以先生为骄傲，就是他的失职！他更希望后来艺术家能抗得住干扰，甩得开诱惑，辨得清良莠，让中国的现代美术和设计为世界瞩目！

培波在《郑可》画集卷首语中说：“郑可先生不会被后人遗忘，后人永远铭记这位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现代工艺美术事业和雕塑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先驱者。他的人格魅力，将激励当代，感召未来。”画集的出版，2015年纪念郑可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培波的愿望基本实现了。

可是，太突然了，仅仅一年后，培波也匆匆离去，以致证实噩耗后，我一直努力回想和他在一起的细节，回想他讲过的话，哪怕是一句笑话，可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在我脑海里转的就是深深震动我的那颗良心，闭上眼看见的就是那条铁汉子……

再打开《郑可》画集，我想：不珍重自家的历史，就没人会珍重你。培波，大约会同意我的想法，我更希望后来者也能珍重王培波老师。

黄大刚   2017年2月19日于北京

黄大刚  1953年出生于北京。1971年初中毕业在京郊插队，1974年招工回城当售货员。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毕业后，先后在《中国地质报》、《中国技术监督报》、《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2001年调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事编辑及市场推广工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光宇艺术研究”课题工作；曾担任吴冠中先生四卷本画集《生命的风景》、王培波主编《郑可》作品集编辑及《张光宇集》大型作品集的主编之一。

资料来源：文章和图片选自常沙娜主编、执行主编吴桐《王培波》画集及吴桐主编《精谨圆融王培波纪念文集》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