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开拓者，罗贻先生的名字，与新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史紧密相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正规美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正是罗贻先生与老一辈开拓者们，秉持着开荒播种的决心，将一生奉献给了这片讲台。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言传身教，更年复一年地带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了各民族第一代接受过正规系统训练的美术高级人才。这些学子后来如星火般散落大江南北，也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面貌。

罗贻先生自身的艺术底色，同样有着传奇的色彩。1956年，罗贻先生受国家公派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布拉格美术学院学习。在布拉格的四年里，中西艺术的碰撞让他开始深刻思考“油画民族化”。1960年学成归国后，他将这种开阔的国际视野带回国内，不仅在个人创作中开启了将西方油画色彩与中国传统写意笔墨融合的探索，也将这一学术思考带到了学科建设中。

历史的印迹——罗贻作品回顾展 开幕式合影

从 195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算起，罗贻先生在艺术与教育的道路上已深耕了75 个春秋。2026年5月7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馆承办，中国美术家协会民族美术艺委会、中国油画学会提供学术支持的 “历史的印迹——罗贻作品回顾展” 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馆开幕。虽然展览已于5月26日圆满落幕，但展厅里那些融汇中西艺术精髓，扎根祖国大地与民族生活，以油画、水粉、彩墨、素描、色粉笔等多样形式的作品，不仅系统呈现了罗贻先生的艺术成就，更是新中国油画中国化与民族美术教育事业发展的鲜活见证。

去年底，罗贻先生将个人艺术数字文献永久捐赠并入藏国家版本馆，成为首批入藏的 30 位艺术名家之一。这些数字化的印迹，连同此次展览，共同拼贴出一位美术教育家、艺术家的赤子初心。在展览举办之际，我们有幸与罗贻先生面对面。老先生语气温和、神态谦逊，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尘封的教学往事、多媒介探索背后的艺术思考，以及他对新一代艺术学子最真挚的嘱托。

【对话】

艺术家 罗贻

Q：请您谈谈此次个展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契机与缘起？

A：去年年底，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领导班子一行七人专程登门慰问。在交流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两个学术想法：一是为我举办个人学术回顾展，二是邀请我回校作专题学术报告。

这个展览其实是学院“老教授学术回顾系列展”的一部分。学校对展览非常重视，还特意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把很多业内的专家学者请来了。这不仅是一个展览，更是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也让社会上对我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理念有了更深、更系统的了解。

Q：您是哪一年到民族大学任教的，当时的美术专业是什么情况？

A：我是1960年从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毕业回国的，回国后先在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当教员。到了1962年，因为要解决和老伴两地分居的问题，我调动到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

从1963年开始，我就担任了美术教研组的油画教学小组组长。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单独的美术系，只有艺术系，其中涵盖了音乐、舞蹈、美术三个专业。后来随着专业发展，在1983年，学校党委决定把美术专业从艺术系里独立出来，正式成立了美术系，我是第一届美术系系主任。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我们这批人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历史的印迹——罗贻作品回顾展 展览现场

Q：本次展览命名为“历史的印迹”，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层内涵？

A：“历史的印迹”这个名字，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个人艺术生涯的印迹。我是195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至今整整 75 年了。展览中特意挑了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包括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前夕的创作，还有后来在布拉格美术学院时期的创作，是对我这一生艺术轨迹的梳理。第二层，是我们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史的印迹。我不仅是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创建与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也是开拓者之一。

历史的印迹——罗贻作品回顾展 展览现场

Q：您当年带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写生实践，培养了少数民族第一代接受正规训练的美术人才。当年在招生和教学方面有哪些侧重点？

A：当年我们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中国少数民族培养高级美术创作人才和美术教育工作者，定位是本科以上。我在担任美术系主任时，还争取到了绘画艺术研究生的授权点，这样我们除了本科，也建立起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在招生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专业每年只招12人。招生政策明确规定 12人中只招收1名汉族学生，其余名额全部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确保了在 60多平方米的教室中，老师能给每位学生进行充分、细致的指导。

在教学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生活。既然是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就必须到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去了解他们真实的现实生活、历史和文化。我们每年都会带学生去少数民族地区待上1到2个月。这样大家带回来的写生和创作，自然而然就带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们在日常人物写生等专业课中，教学模特都穿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让少数民族的视觉符号与文化特质融入学生的习作、创作和基本功训练中，整套教学都是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化来展开的。

Q：本次展览涵盖了您创作的油画、水粉、彩墨、素描等多种形式，您为什么会进行多媒介的艺术创作？

A：我觉得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应该尽量做到“一专多能”。因为现实生活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有些东西适合用油画去表现，有些东西可能更适合用国画或者其他媒介。

这其实跟我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我1951年考入美院，1955年毕业。后来去布拉格美术学院学习，学校审查了我的毕业文凭和画作，同意我免修一二年级，直接进入了三年级的专家工作室。当时教授问了我一句话：“你们国家的传统绘画那么好，为什么要到我们这来学？”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开始思考“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如果把欧洲的油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很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我们中国画的传统要比油画深厚得多。教授的意思，其实是提醒我不要把眼光完全盯着欧洲油画，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国画。

在国外时，我学的是风景和肖像。那时候每年会有两次深入生活，进行基础训练的机会。捷克主要是丘陵地带，我当时开始尝试画水粉。1960年我回国的时，国内还没有水粉画，我就一直坚持画了下来。

到了1986年，我正好卸任了美术系主任的职务，时间充裕了，就画了第一张尝试民族化风格的油画《雪域马帮》。我当时的想法是，把在欧洲学到的油画理念和中国画的审美结合起来。我将人物的脸和衣服用油画的色彩和体积去塑造，把轮廓线条融入了中国画的笔法。后来我又画了第二张《梦中山水》。

到了 90年代，我觉得光画油画和水粉还不够，我又开始琢磨墨彩画。这几年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就以墨彩画为主。这样一路走来，媒介多了，我能画、想画的东西也就更丰富、更自由了。

Q：去年您将艺术数字文献捐赠并永久入藏国家版本馆。您认为这种“数字化文献”有着怎样的意义？

A：首先，国家版本馆能把我个人的这些艺术数字化文献永久收藏起来，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美术工作者，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也深受感动。

另外，我觉得像雅昌目前做的艺术家数字化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以前做美术史、做理论研究的人想要研究一位画家，往往要东奔西走地去搜集资料，费尽周折可能还凑不全。而现在的数字化做得非常详尽，它把一个艺术家的生平、受教育经历、各个时期的作品，以及当时社会的反馈，都很完整地收录。这为后人研究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演变历程，打开了一扇极其便利的大门。

这对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术教育史、艺术留学史也有着很重要的文献价值。比如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情况、他们学成归国带回了什么样的艺术成果，在这些数字文献里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有了这些详实的数字化资料，后人再去研究我们国家艺术发展的脉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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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面对新一代的艺术学子，您对他们从事民族美术创作与研究有怎样的期许或建议？

A：艺术是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画出来的东西首先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作为老一辈的美术工作者，我希望年轻一代能记住这么几条：首先是对艺术要忠诚，要真诚。无论你怎么去创新，心里都要想着人民能不能接受，不能只是自我陶醉。其次是要有民族的审美。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跟外面的世界脱节。一定要多去思考、去体会我们自己民族的审美意识。第三是要多考虑我们自己的传统。最后一点，作为美术创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这几点虽然听着简单，但希望大家能真正记在心里，踏踏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