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好事往往不期而遇。不期而遇的好事往往奇妙无比。

　　不久前，一家拍卖公司说有人要卖一幅小画，说我可能会有兴趣。他们将这画通过微信发给我。我第一眼便感到这幅画气息独异，非平凡之作。一尺多见方的小画看似简单：一根秃枝，几片老叶，枝头独立一只长尾的鸟雀，背景是寥廓的苍天，其情其境清冷而孤寂。再看左上角的题跋，令我一惊。上边写道：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临别莫高窟与大千居士合写奉书鸿道兄留念并乞教之 弟谢稚柳并记”。

　　左钤二印，一为谢稚柳的闲章(白文)“迟燕”，一为张大千的名章(朱文)“大千”。

　　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敦煌保护史上一件珍贵的文物。

《孤枝独鸟图》，冯骥才供图

　　民国三十二年是1943年。这一年是敦煌莫高窟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当时在画坛上如日中天的张大千，于1941年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钻进一个个敦煌洞窟临摹和研习中古的壁画。他原本计划在这里工作3个月，但这个人类最浩大和灿烂的“画廊”震撼了他。他一待就是两年。其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书法家于右任到西北调查，听说了张大千在莫高窟，去拜访他，他们长谈了两个晚上。张大千对莫高窟伟大的艺术和文化价值看得很透彻，他对当时莫高窟仍像历史的废墟那样处于被遗弃中而痛彻心扉。他提出保护敦煌的建议。于右任把这建议带回重庆，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聘请常书鸿到千里之外的敦煌筹办。

　　徐悲鸿和梁思成都支持这个决定。

　　常书鸿来到敦煌，有一条曲折坚韧的路。6年前他在巴黎研学绘画时，偶然看到窃取敦煌文书的法国学者伯希和所著《敦煌石窟图录》，即被强烈震撼。他心中怀有奔往敦煌的渴望。1943年，当于右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毅然奔赴敦煌。

　　此时，张大千正要离开敦煌，常书鸿正好来敦煌。他们好像在做一个伟大的文化使命的传递。敦煌是幸运的。在这里工作两年多的画家张大千不仅临摹大批壁画，还将数百个洞窟进行断代与编号。这是纯个人的行为，却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首要的贡献。张大千在《我与敦煌壁画》中写道：“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张大千临行时，还给了常书鸿一个纸卷，叫他回去再看。常书鸿拿回去一看，原来是一张能够在石窟附近找到蘑菇的路线图。这既表达了真正的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体现了当时莫高窟生活极其的艰辛。

　　常书鸿是1943年3月27日到达敦煌的。张大千5月离开莫高窟去往榆林窟，6月离开敦煌。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历史文献总是有限的。然而，今天发现的“孤枝独鸟图”，告诉我们这期间一个从不知道的重要的细节。特别是谢稚柳在画上的题跋提供了太多的信息。

　　1943年4月3日，也就是常书鸿来到敦煌的第八天。张大千与正在莫高窟考察的谢稚柳一起到常书鸿的住所做客，他们一定是相谈甚笃，告别分手时，张大千与谢稚柳要合作一幅画作为留念。

　　于是，当场摆开纸墨笔砚。谢稚柳先在画面右上角画了一只长尾的鸟雀。他用了自己擅长的宋人“宣和体”的笔法，鸟儿画得既精工又生动。然而，他只画了这一只孤鸟，神气还有些特异：它伫立那里，双目圆睁，目光如炬，镇定而专注。他为什么画这样一只鸟?显然站在一边的张大千已经心领神会。他随后“补景”，画了一根光秃秃的枯枝。他叫这鸟“独立枝头”。他还在左下角，同样采用宋人画法，双钩填色，画了一束俊美的老叶，然而叶面上有虫噬的孔洞。此时的常书鸿一定明白，这不是一般的花鸟画。这束带着虫噬洞孔的老叶是莫高窟，这只独守枝头的鸟儿正是他自己。两位画友知道他即将开始保护伟大的敦煌的事业，深知大漠的荒凉和守护莫高窟的寂寞与艰辛，便把对他的期望、赞美、支持的深情寄寓笔墨之间。文人以诗词互答、书画相赠为传统，以至我们今天读画时，能深解其意，深受感动，从而感受到那一代艺术家对祖国文化的爱，他们的担当与良心!

　　这幅画不应该飘落世间，不应私藏，应该回归敦煌。它是在敦煌画的，它是敦煌保护史上一个十分珍贵的细节。它是敦煌重要的文物。我要“通风报信”，尽快把这事告诉敦煌。

　　有幸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摄影家、同样在敦煌奋斗了一生的吴健来天津大学做《敦煌的数字化保护》的演讲。我见到他，把这幅画告诉他，并把照片发给他。

　　三天后，吴健打电话告诉我，敦煌那边已有民间人士买下这幅画，有意捐赠给敦煌研究院。

　　于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稳妥感。敦煌的历史，没准儿因为这幅小画，会更丰满、更生动、更有说服力和一种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