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文心所寄——阿英旧藏文献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于荣宝斋美术馆隆重启幕。展览精挑细选阿英旧藏珍贵文献百余件，多为首次公开展出，是其近半个世纪收藏心血与学术积淀的集中呈现。展品共分为三大品类，全方位还原现代文学发展现场、展现古典文献传承脉络。

其一，名家手稿与往来信札。展品收录阿英、吴泰昌与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夏衍、臧克家等一众文坛巨匠的往来信函、手迹文稿。真实还原了近现代文坛的交流图景，留存了鲜活的文学现场记忆。

其二，珍稀红学专题文献。涵盖程乙本《红楼梦》、历代稀见抄本、红楼主题版画、相关戏曲钞本及手稿等核心珍品，完整呈现阿英耗时三十年搭建的《红楼梦》文献基因库，直观印证其作为红楼文献整理奠基人的卓越学术贡献。

其三，晚清小说罕见珍本。清初至清末章回小说多种，覆盖文学史记载的各类珍稀版本、孤本，其中《人月圆》《锦疑团》等孤本极为罕见，是研究晚清通俗文学、小说流变的核心一手资料。

文坛巨匠：中国现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开拓者

阿英（1900—1977），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文学史家、文艺批评家，也是继胡适、鲁迅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核心开拓者之一。

展览现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评价：“阿英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奠基人。”他于1937年出版我国首部断代小说史专著——《晚清小说史》，精准填补了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的重大空白，为后世晚清文学、通俗文学研究搭建了核心框架。

阿英深耕文坛与革命文艺领域数十年， 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发起创立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1930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常委，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核心领导者。

阿英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累计出版著作160余种，研究与创作范畴极为广博，涵盖《红楼梦》研究、古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文艺评论，以及古籍点校、文献编纂等多个领域，深耕细作、成果丰硕，为中国现代文学体系构建与古典文学整理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

红学拓荒：珍罕程乙本《红楼梦》现身

阿英痴迷红楼梦，系统性地开展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与评价工作，先后编纂《红楼梦书录》《红楼梦戏曲集》等重磅文献，构建起体系完备的红学文献资料库，为红学研究的资料体系建设、学术规范化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贡献。

此次展览即展出有阿英旧藏的程乙本《红楼梦》。据粗略统计，全世界公私所藏程甲、程乙本红楼梦约各十部，其中尚包括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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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翁连溪在分享中指出：“这次展览里头我认为价值最高的就是程乙本《红楼梦》，过去不管是藏书家还是研究红学的人，见着程甲本、程乙本都得膜拜。程甲本是中国第一部用印刷形式出版的《红楼梦》，在此之前全是手抄本，误抄很多。乾隆时期用铜活字印刷，活字排一次版、校一次，太难了，第一次印的不多，试探性的印了一部分就叫程甲本。过了70天，在程甲本的基础上，校正了部分错误，又印了程乙本，印的还是不多。现存程甲本，中国书店有一部、社科院文学所有一部，还有四五部，另还有些残的，最贵的一部曾经在中国嘉德拍出两千多万元，程乙本也不多。”

在红学研究领域，阿英深耕近三十载，横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是新红学到当代红学转型期的核心学者。

著名红学家、曹雪芹纪念馆研究员樊志斌在研讨会上提到：“1963年故宫文华殿举办过纪念曹雪芹200周年展览，实际上当年学界是有争议的。毛主席当时有一句话：学术你们接着争论，但是纪念咱们就定了。阿英是当年这个展览的总负责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次展览里有一本阿英旧藏的当年展览目录。据樊志斌介绍，阿英先从故宫调了一批清代生活场景的文物，然后又从各省市博物馆、图书馆也借调了一部分文物，还有就是阿英收藏的红楼梦文献、古籍版本，他从社会上也征集了一部分。后来很多红楼梦展览都受这个展览的影响。

在樊志斌看来，阿英的红学收藏不仅有很强的历史意识，除了藏品本身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它的社会价值非常巨大，远远超出了藏品本身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文脉双璧：薪火接续，留存百年文坛实录

阿英旧藏文献与唐弢藏书并称中国现当代文学收藏界“双璧”，是学界公认的珍贵文学史料宝库。他毕生倾心搜集整理各类文学文献，阿英的藏书涉猎广泛，囊括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戏曲、弹词、宝卷、鼓词等各类通俗文学文献，其中历代章回小说为收藏大宗，覆盖清初至清末各类珍稀版本，品类齐全、体系完整。1987年，其子女遵照先生遗愿，将其珍藏的12000册珍贵图书文献，全部无偿捐赠给家乡安徽省芜湖市图书馆。

阿英自1930年代初开始进行新文学史料的编辑整理，他有两本资料集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周扬曾经评价阿英，说他对近现代史料的收藏和整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王秀涛认为：阿英是新文学史料学的一个开创者，他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无论是收藏，还是编撰，还是写作，他都严格遵循了史料研究的方式， 所以他的很多冷僻的收藏在今天显得更加有意义。如果他不收藏的话，可能很多书都已经找不到了。”

此次还展出了阿英女婿吴泰昌众多信札、文稿及藏书。吴泰昌是当代文坛大家，深耕文坛亲历记与散文创作，与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一代大家交游甚密，所存信札、日记、文稿，既是个人记忆，亦是时代见证。

王秀涛在研讨会中分享：“阿英存史、编史的意识，在吴泰昌那里得到了继承。阿英和吴泰昌两个人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二人有非常相似的一个特点，就是为后人存史这样一种意识。所以他们既是收藏者，又是研究者，他们二人的文献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历史文物价值。”

此次展出的吴泰昌书信，很多都没有披露过，书信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到20世纪文坛、名家非常重要的一些史实，包括由鲁迅与周作人于1909年在日本东京合作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分上下两册，当时只印了一百本，现在存世量非常少。

研讨会嘉宾

资深出版人、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与吴泰昌是忘年交。他说，吴泰昌自1964年在《文艺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和老一辈文人有非常广泛的接触，他认识的名师、名家、大师太多了，那些人跟他通信，他保留下来成了收藏书信的一个大家，在当代文艺界，可能没有第二个人像他与文坛名家交游这样广、这样深。

李昕回忆：“吴泰昌北大毕业那一届出了一大批人才。张钟、谢冕、孙玉石、洪子诚、孙绍振、吴泰昌，他们都是同班同学。”李昕在任三联副总编时，为吴泰昌策划出版了“亲历大家”系列五本书，《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钱钟书》《我知道的冰心》《我了解的叶圣陶》《我知道的朱光潜》。

李昕说：“能写这么一套书的作家，可能在中国真的找不出第二个来。想想看，很多记者、作家，都和冰心、巴金、钱钟书有过接触，能写回忆文章。但是你要把对一个名家学者的回忆写成一本书，那需要的材料就不是一两次接触能得到的，这个需要的材料太多了。吴泰昌有这样的本事。”

此次活动是对阿英百年文心的深情致敬，也是对吴泰昌的一种纪念，他们对中国文学文献保护、整理与传承的过往，为文脉传承注入了生生不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