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石（原名宋毓莹）是一名现居伦敦的跨领域艺术家、诗人。她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并于2022年来到伦敦，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开始深入剧场行业的学习与实践。而异乡的工作与学习反而使她重新咀嚼、反观自己在外语环境中的中国身份，并更进一步由感官经验出发，将异质而交错的记忆与现实相结合，展开了自己的跨文化书写与艺术实践。

在川石去年出版的诗集《湍流与神经末梢》中，“伦敦生活”的书写占有极大的一部分比例。她在伦敦的第一首诗《旅居日记》在书写异乡生活时，以可清晰窥见一种糅合的跨文化感官体验：“蚝油生抽糖，两倍水，蒜末一把/淋在焯过水的罗马生菜上/妈妈，这太难了，我是你失败的作品/下次请为我少加一勺糖”。中国调味品与西式蔬菜的碰撞是海外生活必经的尝试和探索；这种探索或许五味杂陈，却是离散亚洲群体共历的经验。

诗集《湍流与神经末梢》，川石著，2025年出版 | 摄影：蔡筱筱

类似地，在川石于去年创作完成的长诗《伦敦生活》中，她藉用诗经中《蒹葭》的结构与意象，进行了海外离散中国酷儿的写作重构。她以泰晤士河替代原诗中的河流，以中国酷儿替代美人，在第三节“溯游，溯洄”中进行万花筒式的速写伦敦生活艳丽、疯狂又充满意外的一面。而这种写作既建立在古典的中国意象之上，又将其原本含义迁移，试图以其具身经验重构古典。

这种尝试从第一节的引语便初露端倪：“泰晤士河水汤汤，响如我的汤”。古典的用字与审美和现实海外生活经验相融合，将历史中的河流切分为诗人的切身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写作着眼于细微处，又在细微处爆发，折射宏观的时代景象。如在“中国酷儿”一章里，写作主体主要为“我”和“你”一对酷儿的亲密与连接，其中不乏中国意象的重构与反思；然而在最后小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她笔锋一转，从这种一对一的亲密关系和感官体验，嫁接到被注视的，具有表演性质的剧场意外，最终落笔呼应到艾略特的“荒原”：“巧合中走上舞台中心，众目睽睽中/演员们停下动作，演出中止，我向观众席鞠躬/就是这样，我凑巧在不上不下，不前不后的地方/或者你偶尔戏称的：荒原”。这种蒙太奇式的嫁接在川石跨文化写作中不断出现，既是其生活中，对游荡的，碎片化生活经验的真实体验，也是她在英国旅居，对于异乡生活迂回的抵抗与深入——正如她诗中所言，是一种“刀锋般的亲密”。

《白噪音·归属·定—住的涟漪》诗歌表演，伦敦国王学院，伦敦，英国 | 2025年11月9日。摄影：李诗曼

异乡的亲密和疏离，在川石的写作与表演中始终以一种彼此缠绕的方式共存，而她于伦敦国王学院的诗歌表演便是一例。在《白噪音·归属·定—住的涟漪》展览现场，川石将诗作打印在不同质地与尺寸的纸张上，散置、张贴在舞台周围，结合丁璧榕的舞台设计，将白盒子空间中央的黑色方台临时打造为“语言祭坛”。诗歌此时成为咒语，而川石的蒙面诗歌表演也显得颇具神秘色彩，仿佛介于仪式、梦境与自我暴露之间。在表演中，她时而仰卧在方台之上，将腰身高高耸起，又随着诗句念诵的节奏将其落下，折叠；时而离开舞台，缓步穿过观众席，徘徊，踱步。与此同时，安静的诗歌表演中，又突兀地穿插知名的华语经典流行歌曲《日不落》片段，原本庆典般明亮、欢快的旋律被重新置入异乡生活的语境中，用以铺垫、重构她伦敦生活中经历的生离与死别。熟悉的流行文化记忆因此从共同的怀旧经验偏移，而成为离散处境中的一种情感残响。

通过对呼吸、停顿、身体姿态与声音节奏的调度，川石试图在表演内容与形式上共同传达一种极为亲密而细腻的感知经验。她不断返回那些关于关系、身份、孤独与日常感官的个人记忆，将作为海外离散中国酷儿的情感经验转化为一种可被感知、却难以被完全言说的现场氛围。然而，这种亲密感并未最终导向稳定的自我确认。相反，在表演的后半段，她将诵读过的诗稿随即散落、丢弃，半是玩味、半是严肃地高声宣告：“她们厌倦地走了，不回来了”。此前仍然贴近私人经验的叙述，也在此刻逐渐滑向更具群像意味的描写。伦敦生活此时被呈现为一种漂流，一种始终处于移动、悬置与未完成状态中的生存经验。于是，表演中的“我”不再只是单一主体的自我抒发，而开始指向更广泛的离散身份困境：那些关于归属、亲密与文化认同的追问，始终在靠近与抽离之间反复摆荡。

民谣诗歌现场“几近透明的白”，Theatreship，伦敦，英国 | 2026年4月25日。摄影：Heather

今年四月，川石与歌手摩西一同于Theatreship展开了一场围绕“近乎透明的白”主题的民谣与诗歌合作表演，探索了纯粹、轻盈、荒诞等由白色展开的情绪和联想。表演场地位于停泊于金丝雀码头的船上剧场，其漂浮于水面之上空间状态本身便暗含某种悬置与临时性的意味，与川石长期以来关于“漂流”的书写形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这场合作表演并未试图将诗歌与音乐简单融合为一种完整、和谐的整体；相反，两者之间始终保留着微妙的缝隙。诗句与民谣旋律彼此交叠、渗透，有时互相托举，有时又故意错开节奏，在内容与形式中试图寻找一种流动性，仿佛也对应着她与伦敦的生活经验之间某种看似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亲密与摇摆。

然而，川石对于“异乡”的处理并不建立在某种明确的文化对立之上。她并未将伦敦经验简单书写为一种“他者”经验，也并不执着于强调身份政治意义上的文化冲突。相反，她的创作始终停留在一种更为暧昧、流动的感知层面：异乡并非绝对外部的环境，而是一种不断渗入日常感官、语言结构与身体经验内部的状态。正因如此，在她的作品中，最具力量的部分往往并非宏大的身份叙事，而是那些极为细小、几乎稍纵即逝的感官瞬间。也因此，川石的跨文化写作并不试图提供一种稳定的“身份答案”；更多时候，她试图呈现的是一种“途中”而非“抵达”的生活状态与态度，是人在迁移与语言错位中，如何重新感知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川石的写作与表演中，亲密与疏离并未彼此抵消，而是同时发生。

或许正是在这种反复靠近与疏离的过程中，川石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属于当代离散经验的特殊质地。她并未将跨文化经验处理为宏观叙事中的文化象征，而是重新将其拉回个人情感、身体与感官的层面。异乡因此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也不只是身份政治中的标签，而成为一种持续作用于身体与语言内部的情绪结构。那些漂浮于记忆、声音与空间之内的碎片，最终共同构成了一种“亲密的异乡”——一种既无法真正归属，又无法彻底抽离的生存状态。 （文：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