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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花石锦鸡图」瓷胎画珐琅彩碗

直径12.7cm

估价

成交价

2026-06-27 保利厦门

玄览—重要古董器物

「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出版：

《鉴存游艺——五台山人藏清乾隆帝题咏珍赏》，王格非、赵凌甲主编，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5年，页102，编号25；

康熙一朝创烧珐琅彩，功在欧洲传教士。圣祖颁布容教令，向梵蒂冈敞开国门，对内廷传教士，优赏而苛待。教士被安排在慈宁宫南侧的造办处，珐琅彩作是一个逼仄、散发臊气的小屋，意大利教士郎世宁、马国贤、法国教士陈忠信、研制珐琅彩料的荷兰教士，与中国工匠挤在一起，绘画瓷胎或铜胎珐琅彩。

身为耶稣会精英教士，充任杂役一般画师，传播福音的使命遥遥无期，有教士愤以胡涂怠工，圣祖曾一度罢停。瓷胎画珐琅从康熙二十七年试烧，康熙五十九年始成。现存的康熙珐琅彩瓷，仅存一件小花瓶，余为盘、碗、杯、壶等，存放御膳房。雍正珐琅彩骤然身贵，全赖西北战事。世宗每烧新品，旋即赏送西北军帐。雍正二年二月，年羹尧奏折：“臣伏睹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仅缮折恭谢天恩。更垦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足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

雍正朱批：“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件皆此一字之力也!”

作为治国御下之具，赏奖其间，雍正心生偏爱。郎世宁曾致信耶稣会，讲述皇上每日巡视造办处，不数日即传口谕或押帖，关切热忱，溢于言表。

参阅：

《风格故事—乾隆年制珐琅彩瓷》，余佩瑾主编，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21年，页23、页72、页82；

《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余佩瑾主编，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2013年，页90、页120、页178、页202；

香港苏富比，2023年4月8日，Lot.0001， 清乾隆 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盌，成交价HKD 198,220,000；

香港苏富比，2018年10月3日，Lot.0001，清乾隆 御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盌，成交价HKD 169,413,000

备注：

日本山中商会伦敦分公司支店长（任职1903-1922年）富田熊作（1872-1953)旧藏，去世后一直由其家人珍藏；

日本寸巢庵收藏；

北京保利，2022年7月28日，Lot.5505；

五台山人珍藏

康熙珐琅彩瓷器的画面，花朵为主，构画多开窗、缠枝或二方连续排列布局，本质是装饰性图案。雍正珐琅彩以图案变绘画，花卉草木，俯仰丛生，间有竹石翎毛点缀。晚期手卷一般整幅青绿或墨彩山水，尤以锦鸡、仙鹤一类飞禽为主题的珐琅彩器，卓为陶瓷史巅峰之作。世宗审美堪为满清一族不世出的天才，深谙持白守黑，每一朵花，无不绽放一种觉明的空灵。

高宗践祚，重用郎世宁领衔的西法画家及门徒，绘画的色感调性明度，迥异水墨。乾隆珐琅彩瓶、碗、盘、碟、盅和翎管，每一品胎体之轻薄，内廷称之脱胎白瓷。存世珐琅彩中，除极少量使用雍和宫旧藏的永乐白瓷绘画，大多雍干二帝御览钦定首代旧器为样，或如意馆画师创绘纸样，或造办处木作旋制木样，交年希尧、唐英专烧填白袖瓷器，一年之内，数量逾百。

珐琅彩烧成温度低，窑火难控，无瑕成品的数量极少，存世数量不及宫廷藏瓷的千分之一。

据道光十五年《干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载，清宫端凝殿左右屋藏乾隆磁胎画珐琅器约一百八十件。端凝殿是清宫收藏磁胎画珐琅“唯一的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之处”。一百八十余件中，部分琅彩存有争议。康雍干三朝珐琅彩器，大多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民间私藏凤毛麟角。

此碗侈口弧腹，下承圈足，外壁以珐琅彩绘锦鸡一对，其一彩羽鲜亮明丽，五彩缤纷，属红腹锦鸡，又名“天鸡”。各色牡丹盛放于旁，花开吐蕊，富丽芬芳。玉兰花枝伸展至一侧，或含苞，或盛放，粉红海棠映衬于下，繁花翩跹，娇嫩明艳，皆春日花卉，满堂春色。玉兰、海棠与牡丹，谐音“玉堂富贵”画末以墨彩录书唐人吴融诗句：“含影只应天际月”，书胭脂红方章“先春”“金成”“旭映”，底足内笔蘸蓝料，楷书“乾隆年制”四字方款。存世的雍干珐琅彩碗，造型多见微有外撇的侈口，本品直沿，相似之例，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珐琅彩瓷石榴黄鹂碗，清乾隆珐琅彩寿山福海碗。二者尺寸形制，亦与本器相仿。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院体画《锦鸡芙蓉图》，绘锦鸡于枝头扬首凝望，芙蓉、秋菊盛开。诗堂有宋徽宗题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鹭”。乾隆十五年，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所绘《鸟谱》锦鸡绘于第五册，言其“为王者冠服之饰”。由此可知，绘画锦鸡“焕耀如锦”“甚有文彩”，是之象征王者。

珐琅彩所绘纹样需先由宫廷画师设计划稿，皇帝御览恩准，由画师用珐琅彩料绘于素白釉器。传教士郎世宁、马国贤、陈忠信之外，如意馆画画人唐岱等，均曾作为钦定画家主创珐琅器样稿。康熙一朝三位传教士作为主创，在瓷胎或铜胎上蘸料绘画，因初时尚未发明粘合剂，绘画每一笔，提笔如提心。

本器所绘锦鸡、海棠纹样，曾见于郎世宁笔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郎世宁《锦春图》，绘锦鸡一双立于石上，海棠花开似锦。图中锦鸡位置与本器相若。本器款署“乾隆年制”绘画出于郎世宁一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珐琅彩瓷锦堂富贵图碗”，锦鸡伫立嶙石，周遭牡丹盛放。其植株分布、枝干抑仰、釉彩渲染及诗文后“金成”“旭映”诸印，风格趋同，均应出自郎世宁一脉。

墨彩诗句书写，《清文件》记载多为戴临事旨执笔。戴临，历任翰林院待诏、内阁中书、户部贵州司员外郎等职。除奉旨书写屏风、书格等，曾充皇帝代笔，题书珐琅彩器的诗句。《清档》载:雍正九年，谕命“照朕御笔，着戴临写”。自雍正九年，《清档》始见戴临与珐琅作、漆作、玉作合作的条目。乾隆践祚，珐琅彩题诗延用戴临。乾隆八年唐英编撰《陶冶图》，旨命戴临书写文说。《石渠宝笈》著录有“院本陶冶图，戴临书图说一册”

本器题诗书法，对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戴临《杂书画册》，应出戴临手笔。

“含影只应天际月”第一字“含”原为“合”，出自唐代诗人吴融《僧舍白牡丹二首》。清康熙雍正烧瓷，常引用唐诗装饰。康熙十二花神杯题诗，多取康熙四十五年编定的《御制全唐诗》。本器亦录于《御制全唐诗》。雍正珐琅彩诗句，时有如本品一般裁字重拼，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珐琅彩瓷花竹图盘，诗选唐代李咸用《庭竹》裁字拼为五言。

诗句裁构之风，始兴北宋，黄庭坚尤好之。本器落款为宋体印章样式，书写方式颇具独特“年”字左侧短竖与上面一横有间，中间长竖长近下方“制”字，“制”字左侧中竖向上伸向“年”字。

金缮，『金継ぎ』是日本一种用金粉来修补破损瓷器的传统工艺，被修缮好的瓷器不但重新附和为一体且更加坚固，更因为对其裂痕的醒目强调，从而获得别具一格的独特美感。

日本的金缮工艺历史悠久。早在绳文时期，陶器上已经能看到用漆修复破损部的痕迹。室町时代以后，随着莳絵等漆工艺的发展，以接受修理过的器物的原始状态为美的茶道精神的普及令金缮工艺的艺术价值得到认可和追崇。因金缮工艺的优美而将原物指定为日本“文化财”的器物也不在少数。

本器虽署乾隆款识，但纹样见雍正珐琅彩之神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珐琅彩瓷锦堂富贵图碗（故瓷17540），饰锦鸡一对，伫立于石上，环以各色牡丹，绘制风格有相近之妙。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珐琅彩瓷玉堂富贵图碗（故瓷017735）、清雍正珐琅彩瓷玉堂富贵图盘（故瓷8657），同饰三种花卉，植株排布、枝干顿挫、花瓣釉彩渲染，皆极其相仿。

本器经由富田熊作与寸巢庵递藏雅蓄。1900年，山中商会在伦敦开设分店，富田熊作于1903年加入，后成为伦敦分店店长，直至1922年回日本独立经营。正是在其努力下，山中商会伦敦店蓬勃发展，于1919年及1920年分获乔治五世、玛丽皇后颁发的英国皇室御用认证。富田熊作知识渊博，深为艺术鉴藏家所信赖，客户中不乏英国贵族及富豪。1924年，其与阿尔弗雷德·鲍尔相交，并成为后者在中国艺术品领域的重要顾问。在此后的约三十年间，鲍尔购入了富田熊作推荐的每一件艺术品。今日在鲍尔基金会官网上，仍刊录有富田熊作的介绍及二人合影。大英博物馆藏一宋元时期钧窑小盏为富田熊作捐赠；另见一宣德款红釉盘，为大英博物馆于1923年购自富田熊作。

寸巢庵，著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古茶道具鉴定家、东京美术俱乐部前理事。其所藏金石明清书画率多精妙之品，且多出自日本重要收藏家族，传承有序。杨维祯之《壶月轩记》便为其旧藏之一。

此碗虽落乾隆款识，但无论绘画与书法风格，还是纹样构成、款识书写，皆深得雍正雅韵。乾隆时期珐琅彩盘碗内多画花卉，本器留白，亦与雍正风格近似，更证其为乾隆早期所制。得以流通于世之珐琅彩碗，屈指可数，件件有别。此件画工精湛，锦绣光灿，春色满堂，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既承雍正之清幽风雅，亦得乾隆之繁贵富丽。经百年于日本秘藏流转，今日得归，实乃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