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三草\文

一九七四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引向了上海南昌路47号的科学会堂。彼时，那里不仅是一处学术场所，更藏着一间画室，是沪上丹青妙手们时常雅集、挥毫泼墨的所在。对于我这样一个痴迷于丹青的少年而言，那里无异于一个神圣的殿堂。也正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程十发先生。

那日的记忆，至今清晰如昨。程先生戴着一副眼镜，身形清癯，虽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画大家，身上却没有一丝一毫我想象中名艺术家可能会有的架子。他面容慈蔼，眉宇间透着一股和善之气，言谈风趣，令人如沐春风，瞬间便消解了我这个十几岁少年的忐忑与拘谨。

彼时，我正沉湎于对古人笔墨的追摹，课余之暇，便摊开画册，对着前人的山水花鸟一笔一划地临写。尤其喜爱人物画，七十年代初，我便被关良先生笔下那稚拙率真、意趣盎然的戏曲人物所深深吸引；而程十发先生笔下那些别开生面、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更是让我心向往之。记得那天，我带去请教的习作共有两幅：一幅是临摹沈周的山水横披，另一幅则是仿效陈洪绶笔意的仕女图。或许是因为人物画更能直接体现用笔的趣味，程先生的目光落在了那幅仕女图上。

他端详了片刻，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对我这幅小画作了点评。他注意到我用了高古游丝描，便和声问我：“你临过哪些画？”我鼓起勇气回答，几年前曾临摹过《八十七神仙卷》的印刷本，对于古法十八描中，最为倾心的便是这细劲绵长、如春蚕吐丝般的游丝描。程先生听了，点点头，赞许道：“怪不得你对线条很有感觉，画得轻松，也有古意，笔性不错。”受到这样一位大师的鼓励，我心中既兴奋又有些惶恐，便将自己平日里的一个困惑和盘托出：我虽常临摹古人，但有时也会在造型上做些改变，不知这样算不算是一种抄袭？

程先生听罢，并未直接给出一个刻板的定义，反而笑了起来，用他那一贯幽默风趣的口吻说道：“学习的过程，这样画也无妨。我自己有时，也是‘抄袭’的。只不过，我不抄袭人家已经抄过的东西，我抄的，是人家里头不易发觉的东西。”话音落时，举座皆会心一笑。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来艺术大家的思想竟可以如此灵动而深邃，不着痕迹地将前人的精华化为己用，这比任何刻板的教诲都更令人深思。那一次短暂的接触，如同一颗种子，悄然落入了我的心田。

时光荏苒，倏忽便是六年。大约在八十年代初，我从浙江雁荡、天台山一带写生归来，积累了不少山水画稿。心中惦念着要向程先生请教，便趁一次赴沪的机会，住在了大姐家。大姐家住淮海中路，与程先生所居的延庆路相距不远，她与程先生也颇为熟识，便热心地陪我一同前往拜访。

记得那是走进延庆路一百四十一号一栋老洋房的一楼，程先生正在家中。当我把新近的画作呈上请他指点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在科学会堂见过的那个少年，这让我倍感温暖。他仔细翻阅着我的画稿，目光中流露出欣慰之色，说我这些年的画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难能可贵的是，已经看得出与别人有些不一样了。

他呷了一口茶，缓缓说道：“画画本身，其实不那么重要，画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才重要！”这句话，掷地有声，如同一盏明灯，瞬间照亮了我心中那些模糊的探索与坚持。我向他吐露了另一个困惑：自己总喜欢变换画画的形式，尝试不同的面貌，这样会不会容易走上弯路？程先生摆了摆手，语气恳切而坚定：“你就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画，千万别为讨好什么人而画，这才是最要紧的。”他强调，要想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首先要形成个人的艺术性格。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和艺术性格的人，其作品终究是苍白无力的。

临别之际，他又赠我一句意味深远的话：“要用最古的笔法，与最新的现实相结合。这样，可以为中国画走出一条新路，同时又保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番话，将传统的厚重与时代的鲜活如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中国画创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两次会面，两番教诲，时间跨度虽逾六载，但程十发先生那慈眉善目的长者风范、幽默风趣的言谈，以及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灼见，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他不仅是在指点画艺，更是在点拨一个后学者如何看待艺术、看待自己、看待传统与创新。这些宝贵的教誨，如同一股清泉，多年来一直流淌在我的艺术探索之路上，滋养着我，提醒我保持独立思考，勇敢地追寻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

2026年3月1日沈三草回忆

​（国画四尺开三程十发1978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