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写一本关于王羲之的书?而且取名为：《王羲之的药》?在夏可君自己看来，有三个具体的原因，这都与一个动机相关：如何以哲学来做书法研究，如何以书法来推进哲学的可能性。

　　一

　　《王羲之的药》写作的三重背景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现实直接的刺激，这就是疫情。哲学已经丧失了现实性，面对疫情与AI的出现所带来的双重打击，学院派与文化保守派本来应该有所回应，但基本上回避了现实而陷入理论的空转。而这本书就是在COVID-19期间的2020-2021年完成，哲学的灵感突然被一个残酷的事实点燃，即夏可君突然发现了一个生命年岁的事实，疫情期间大量80岁以上老年人去世，同时又发现魏晋时期文人们的年岁差不多只有40岁左右，比如曹植曹丕兄弟，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们，等等。古今对比，一个生命的残酷真相暴露出来：即如果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在正值盛年或壮年的35岁，就大约只有5年的时间还可存活了，那么他应该如何度过这剩余的短暂时光?疫情导致了人类对于余存与重活的严峻思考，是以“吃药”来遗忘时间?是以彼此杀死的“打仗”来失去时间?还是求仙访道中“脱离”时间?疫情把生命的无常与余存的压缩，以异常激烈的对比照亮了，而王羲之的生命行状，也在个体年岁的短暂与书法书写的俯仰，二者之极度的张力中也得以被重新考量。

　　因此，哲学首先要面对的乃是生命的实情，伴随疫情借助生命技术寻求生命保护的思考，书法之为生命的艺术，也是复制技术，王羲之书法已无真迹传世，只有各种摹本，但如何把复制上升到哲学高度思考，在夏可君之前并没有人如此思考;同时，书法也是个体生命病痛的表达，离开了表达自己疾病的痛苦就没有真正的书法，而当今的书法其实仅仅是写字而已，并非生命的书写;此外，书法之为道术，面对生死的焦虑，还是寻求生命救治的丹道之术，书法与道教的关系已经有大量学者有所研究，但也还没有上升到“药学”与生命宇宙技术的层面来思考。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对于夏可君所传承的哲学背景，即从德里达的文字书写学解构西方语音中心，写出了著名的《柏拉图的药》(但“王羲之的药”与德里达的文字能指游戏不同，从文字走向了纹理)，还有他老师让-吕克·南希对于身体共在与技术移植的思考，直到斯蒂格勒的代具技术与药学。也是在疫情期间，斯蒂格勒与南希都相继去世：我病故我在，就要求：我医治故我在。那么，书法之为中国整体的生命技术或生命宇宙技术，不同于外在的宇宙技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学”?王羲之的书法与药理的关系何在?现代性在病理学与书写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待于重新思考，这是对于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以及德里达的书写与延异之新的综合思考。

　　这就有了夏可君对“三道药理”的发现：

　　01

　　第一道药是魏晋文人服用五石散之兴奋剂

　　中国文化情本论体现在身体技术上就是文人们长期服食五石散或寒食散，如同鲁迅先生的卓越分析，明知是兴奋剂，却为何如此着迷?这是在公众面前的精神焕发，是福柯所言的生命自我塑造的“花花公子式苦行主义”，是风度美学的体现，其实极为具有现代性。

　　02

　　第二道药则是书法本身成为了药

　　面对个体的病痛，既是吃药所致，也是南方地理气候湿热的不适，但书法在直接表达个体的病痛中，反而获得了真理性的表达，有真人才有真艺术，只有表达切身病痛的书写，才让书法成为了艺术，让今草成为了新的书体。

　　03

　　第三道药则是对丹药的寻求

　　书法并不能最终化解死亡与衰老的焦虑，因此晚期王羲之跟随道士去求仙访道，今草或大草的突破反而留给了儿子王献之，这就是后者从“道符”那里获得的启示，书法就走向了道术。

　　以哲学来做书法，以书法来做哲学，这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哲学，但也是把中国哲学带向现代性普遍问题的艰难转换。

　　“技术”的复制或临摹——个体表达病痛的“艺术”——生命救治的幻念“道术”：技术-艺术-道术三者的统一，才完整建构出书法美学理论的递进层次，在夏可君看来，这当然可以作为当代美学批评的基本范式，艺术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发明，艺术实践还是在技术与道术之间施行转化的过程。

　　这就出现了第三个原由，夏可君不仅仅在做哲学的思辨，也不仅仅在做艺术史与文化史的细节研究——他还是当代艺术的策展人，有着20年的展览经验——，尤其是面对中国式书写的出路，如何把只有中国人可以识读的汉字书法，向着现代性与国际化的当代书写转化?在AI时代，笔墨书写的价值何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夏可君与中国当代艺术家持久的对话互动，在本书中还试图给出某种创造性转换的探索。

　　因此，这本《王羲之的药》乃是：书写的当代哲学美学——书法的艺术史与道教的文化史——书法与书写的当代批评，多维度多时空的整合思考。

　　二

　　《王羲之的药》的四重内容介绍

　　在夏可君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具体而言，我们认为《王羲之的药》还有着如下四个学术要点，让以哲学做书法——书法做哲学的双重运作，具有了实质的推进。

　　1这本书包括三个方面的综合研究：

　　1，王羲之与书法的发生，以及王羲之书法的笔法与节奏的艺术现象学分析。这是深度进入书法史的研究，夏可君阅读了大量王羲之书法的相关著作，但并非用传统书法理论去套用，而是以线痕与节奏的现象学加以了当代哲学的还原与重构。

　　2，分析王羲之书法发生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与道教的关系。魏晋时期，书法与家族，家族与道教有着内在深度的关联，其中有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夏可君对大量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加以了历史哲学的提炼，比如提出“新战国时代”与带有反讽意味的“王羲之主义”，并且提出自己的历史哲学：上古的“贞人”——到中古的“真人”——再到近古的“圣人”，以书法来观照历史的命势，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有趣读法。

　　3，展开了书法走向书写的现代哲学批判，讨论了AI时代书写的哲学意义。这是与德里达与韩炳哲等人的直接讨论，以中国式复制技术，再次解构韩炳哲的山寨论，也不同于德里达的书写解构说，围绕复制与痕迹的艰难思辨，让我们看到中国技术的复杂与诡诈。

　　——很少有学者或思想者，能够从书法艺术史、文化宗教史以及当代哲学批评，三个方面，展开相互关联而且具有深度的写作，这体现出夏可君过去几十年来的艺术修养与哲学探索，在哲学美学、艺术史与当代批评三个层面的整体考量。

　　2本书最为独特的思考，是围绕书法的书写，提出了“三重药性”的思考：

　　1，文人们服用药物所展现的风度。魏晋人士反复服用五石散或寒食散，以体现出场时神明焕发的光彩。而书法书写也与当时的玄学清谈相关，此成瘾的药食同源性，需要普遍器官学的解析。

　　2，书法之为表达病痛的药物。王羲之的独特与生命书写在于表达身体疾病的痛苦。夏可君完整罗列了王羲之家族关于身体疾病的所有文句，也收集了传统相关的大量病痛书帖，这是王羲之主义或王羲之书法为什么如此独特的标志。

　　3，针对生死救治的丹药。一方面，书法依然无法克服死亡，书法要从艺术走向道术。另一方面，道教符箓也对书法产生了影响。而王羲之家族也是信奉道教，尤其受到南方茅山道教上清教的直接影响。

　　非常有趣的事实是，王羲之有两个老师，一个是众所周知的教导书法的姨妈卫夫人，另一个也叫魏夫人，不过是上清教的导师魏华存，知道她的重要性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甚至，王羲之把自己唯一的女儿王孟姜嫁给了后者的刘姓孙子，打破了贵族通婚的惯例，据说王羲之的妻子也活到90岁高龄，都可能与茅山道教的修炼隐秘相关。

　　3本书的图录与设计非常精彩，把古代书法与当代书写完美结合，体现出思考的当下性与当代性：

　　1，本书把王羲之家族所有与病痛表达的文句编辑出来，非常醒目，也要求我们思考，书法与生命的内在关系，尤其本书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对于生命-艺术-医治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指明。

　　2，本书还收录了大量与疾病相关的传统书法的经典书帖，从王羲之家族到傅山等人的疾病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书写的内在文脉。大量的图片以及相关的分析，还有诗句的引用，让本书具有某种诗意的文学性，乃至于小说的虚构性。

　　3，作者作为当代艺术的策展人，还收录了大量当代书法家与艺术家书写的《心经》与《兰亭序》的相关作品，体现出内在创造转化的当代艺术批评范例，也指明了书法国际化的可能性道路。

　　这本书绝非仅仅是传统书法的研究与美学思考，而是立足于当代与世界，反思汉字与书法的内在困境，把“文字”带往更为本源的“图文化”，即纹理与文字的二重性，而发现了汉字书写的“原错论”，尤其体现为草书的差错之美，这是一种新型美学的暗示：

　　一种未来的差错美学，差错文学，差错艺术是否可能?

　　4本书的思想贡献，还在于面对AI算法时代，给出了一个艺术批评与哲学审美的三重区分：技术——艺术——道术：

　　1，艺术离不开“技术”复制，中国书法最为体现中国式复制的特点，从中国上古的青铜器模造，到书法的各种模仿拓写与摹写，是中国式艺术与技术不可分离的结合，也与帝国的统治术相关。但这也借助于相关思想资源，比如，本雅明对于技术复制的反思，雷德侯对于中国技术之为模造制作范式的发现，以及傅申对于书法史上各种临摹手法的总结，而提出了技术复制再生产与生命技术的新框架，这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AI时代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2，“艺术”的个体性则来自于艺术家对于个体生命病痛的表达，AI不可能有着机体的痛感，但艺术的真理性内涵，来自于表达自己的痛苦，尤其是器官学的疼痛，书法之为艺术，不同于日常的写字，就在于表达出自己个体当下的痛苦与疾病，还赋予其昂扬的纯粹生命形式，即王羲之书法节奏与笔痕的美学样式。但中国当代艺术，却缺少这个个体性的当下真切的痛苦经验，而仅仅是图式与风格的制作，而丧失了生命的真理性内涵。

　　3，艺术必须走向“道术”，即艺术还不仅仅是个体性的生命表达，艺术还必须面对生死以及救治的困境，面对年岁与衰老的挑战，书法之为生命书写的整体艺术，还必须走向生命的救治，道教与书法的关系提供了我们思考生命宇宙技术的可能性，这是技术时代需要的新的“药学”。

　　——夏可君的新书《王羲之的药》，在广泛阅读各位专家学者对王羲之生平与书法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书目提供了完整的研究清单)，提供了一套严格的书法现象学艺术分析，以及文化史与艺术史相关的真理性内涵的历史批判，并且面对AI的挑战，指明了如何把书法带往当代创造性转化的各种可能性。该书的写作充满了诗意小说虚构的愉悦，把哲学的深度与文本的可读结合起来。

​　　三

　　以哲学做书法或以书法做哲学

　　这是一本非常精致且耐读的哲学书，无论是作者在内容章节上别致的书帖体式的美学风格，还是编辑们内容图片的精心选择与纸页色调，读者们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书法美学教材来读，也可以当作诗歌小说来读。而一旦读者们拿起这本书，就难以放下，一层层的推进与思考，展开了书法史内部惊心动魄的笔划与心语，从艺术家到帝王，从史实到虚构。

　　书，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向着未来敞开，一本书总是召唤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可再生性，来自于读者的阅读，乃至于重写。因为书法有待于重新出生，如同疫情之后的生命，要重活第二次，21世纪的人性已经超过了古代双倍的年岁，但如何重活，却有待于哲学的重思，书法走向书写，在AI时代，乃是生命重活的某种自我的技术?用书法来推进哲学，以哲学来转换书法，这已经不再是传统哲学与美学的既有套路了，这是关涉生命技术的当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