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对范存刚，是个新起点，也是创作实践发生质变的临界点。2025年的“舒卷任天真”展，正是其“六十转甲子之年的重归天真”。中国画论素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之说，范存刚却提前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他终于可以自在地做回那个“范迟”——那个在笔墨世界里迟到了很久，却终究找到了回家路的少年。

　　六十岁，他反而“不使劲”了。看他画画，像在打太极。他说那是“阴阳双鱼图”，在浓淡干湿、快慢缓急里自己跟自己较劲，又把那力道化于无形，如同他每日的大成拳站桩由意带力，收放自如。他那些画，笔墨里带着北方碑学的风骨，硬朗得很;但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活泼泼”的天真——用禅宗的话讲，叫 “一切皆出自本心本性，决不矫揉造作” 。那不是装嫩，那是把所有的招式都打散了，回归到一种本能的状态。

　　观范存刚六十以后的新作，尤以《秋实——墨荷橙心》《行书鹤寿》《鸳鸯》三件可窥其艺术境界之一斑。

　　看他的《秋实——墨荷橙心》，荷叶是阔笔挥洒的，墨色沉郁;但那挺立的莲蓬，却像铮铮铁骨，在虚实之间撑起一片天地。这哪里是在画荷，分明是在画一个走过风雨的人，把生命的元气淋漓尽致地摊开在纸上。范迪安说他笔下有“真诚、坦诚，更多的化为了无限的天真”;刘万鸣说他画里没有旧文人的荒寒，只有一股“浩然之气”。 

　　《秋实——墨荷橙心》作于2024年，纸本水墨兼施丙烯，尺幅达97×180cm。荷叶取传统大写意之法，以淡墨阔笔挥洒铺陈，兼以干笔积墨垛扫皴擦，笔墨沉郁苍茫，尽显浑厚华滋的文人画底蕴。秋荷梗茎与莲蓬枝干融篆隶书法笔意，墨色干湿浓淡间运笔苍劲凝练，以书入画，笔脉贯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莲蓬的处理——累累莲蓬风骨凛然，含筋蓄骨，造型清峻，构图疏密错落间暗藏匠心。荷叶的虚实缥缈与莲蓬的铮铮铁骨形成张力，于有无相生之间营造出空灵禅境。整幅画作将写意丹青与天地音律相融共生，俨然一曲笔墨交响乐，尽显当代水墨的超然境界。

　　另外，《秋实——墨荷橙心》在市场的表现中也尤为突出，成为艺术家拍卖记录中的第二高价，以1200000万落槌。

　　《行书鹤寿》虽为书法，却与其绘画一脉相承。“鹤寿”二字以行书写就，笔力雄健而不失灵动，墨色饱满而气韵贯通。范存刚自幼习书，碑帖融合，其书法中的线条质感与绘画中的笔墨语言互为表里，正应了“以书入画”的传统文脉。近日的春拍市场表现亦不俗，“对画——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以130000万落槌。

　　《鸳鸯》作于2024年，设色纸本，题识取自《诗经》“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画面以没骨法施墨，色彩浓郁之中见洒脱。鸳鸯的造型简练而意态生动，既见传统花鸟画的吉祥寓意，又融入了现代人对自然生灵的观察与体悟。近日春拍市场成绩不俗，“对画——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以340000万落槌。

　　这三件作品共同呈现出范存刚六十以后创作的几个突出特征：其一，笔墨愈发老辣而心境愈发天真，技法的纯熟与精神的自由达到了新的平衡;其二，传统文脉的承继与当代语境的转化并行不悖——水墨、丙烯等媒介的信手拈来，既不失传统写意的精神内核，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其三，正如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所言，范存刚的作品“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积极向上”，这使其大写意绘画“并没有以往文人画的荒寒气，而充满勃勃生机”。

　　中国近现代画史之上，凡能于笔墨一道开新境者，大抵不出两条路径：一曰积学功深，由技入道;一曰眼界高迈，以识驭艺。而能将此二者熔于一炉，以鉴藏之眼养创作之心，以入古之深求破格之新者，尤为难得。当代大写意画家范存刚，正以其独特的艺术履历与六十岁后愈发鲜活的创作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究的个案。

　　手眼与格调

　　范存刚的绘画之路，始于童蒙时期的书法与国画训练。二十余岁即办个人画展，遍访启功、沈鹏等全国名家，早慧而勤奋。然而真正使其区别于同代画家的，是其数十年来作为书画鉴定家的独特身份。

　　从青年时代起，范存刚便从事近现代书画的收藏与经营。入职荣宝斋后，作为常务副总经理，他每年亲自审阅的书画作品不下三四万张，练就了眼界之高、格调之正。十余年间过目作品达十几万件，价值数百亿。他审画有三不原则——“不问、不听、不管，只看”，相信“作品本身会说话”。这种日复一日的“上手看，上墙看”，不仅守护了荣宝斋这块百年品牌的信誉，更在不知不觉间滋养了他的艺术审美。

　　中国美术史上，鉴定家而兼善书画者，代不乏人。董其昌以鉴藏滋养书画，文徵明以博学涵养笔墨;近世吴湖帆、张大千，亦皆以过眼宏富成就其艺。范存刚承此脉绪，在浩如烟海的名家真迹中醉心数十年，眼界之高、格调之正，远非寻常画家可比。正如薛永年先生所言，范存刚“含英咀华，聪明善学”，其作品“本之诗书画一体之传统，发挥书骨诗魂之妙诣”。这种由鉴入画的路径，使其笔墨从一开始便立于巨人肩膀之上。

　　六十以后的自由与天真

　　如果说鉴定家的身份赋予了范存刚“眼高”的视野，那么六十岁之后的创作，则呈现出“手追”的从容与自由。

　　中国画论素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说，而范存刚在六十岁之后，显然已提前进入了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他近年的大写意作品，在扎实的传统根底之上，展开了更为充分的自我表达。其笔墨以书入画，取法八大山人、徐渭、吴昌硕、齐白石诸家，却不为某家某派所囿。笔沉墨酣之间，既有北碑的刚健风骨，又见一派“活泼泼”的天真烂漫。

　　这种“天真”并非技法上的稚拙，而是历经沧桑之后的返璞归真。正如范存刚自己所言，大写意的创作如同“阴阳双鱼图的辩证统一”，在“浓淡干湿，快慢缓急，计白当黑”的变化中“制造矛盾解决矛盾”。他常在友人畅谈间突发创作激情，独自进入“内心澄明，了无牵挂的心流状态”——这种近乎“忘我”的创作状态，正是其六十以后作品气韵生动、生机盎然的根源所在。

　　生命意识与抽象精神在大写意中的当代启示

　　再反观范存刚六十以后的新作，以2024年所作《秋实——墨荷橙心》最具代表性。作品以书入画，笔脉贯通。媒介的拓展——水墨、丙烯等水性媒介信手拈来，相互激发出“不可预期中的传神达意”。于有无相生之间营造空灵禅境。

　　范存刚的大写意花鸟，不仅仅“畅神而已”，更“极具形而上的生命意识”。他的大写意绘画并没有以往文人画的荒寒气，而充满勃勃生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亦曾言其作品“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积极向上”。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感悟与对抽象关系的经营，使画面超越了传统写意的“畅神”范畴，进入了一种更具当代性的精神领域。

　　这里触及了范存刚当代性转化的另一关键维度：抽象精神的融入。他对“阴阳”关系的经营，对计白当黑的极致追求，使笔墨本身获得了独立的抽象表现价值。笔触不再是造型的附庸，而是生命能量的直接载体——用笔“如切金断玉，迅疾清劲”，在干湿浓淡的剧烈对比中，绘画的平面空间被拉开了深度，时空获得了一种交响式的展开。这是一种将传统“气韵”转化为当代“节奏”的尝试——笔墨起落宛若天地间流转的韵律，如恢弘交响徐徐铺展。

　　从更为宏观的水墨哲学来看，与此同时，一种深邃的“生命意识”贯穿其间。范存刚的创作常于友人畅谈间突发激情，进入“内心澄明、了无牵挂的心流状态”。他所捕捉的，正是德勒兹所说的“刹那间出现的偶然性”——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中捕捉那不可复制的“灵光”。这种对“此刻”的执念，使其作品充满“勃勃生机”，而非传统文人画的荒寒之气。他赋予花鸟画以“凝聚生命力量”的当代使命，以笔墨回应现代人的身份与文化焦虑。

　　范存刚所实践和推进的艺术方向，暗合了“余化”的原理。水墨之为哲学，在于它做的是“减法”——不断空无化、不断余化，直到留下最为精粹的“余象”。范存刚六十以后的创作，正是这种“减法”的当代演绎：他从数十万件真迹的观看中“减去”了一切冗余的范式，从半个多世纪的笔墨锤炼中“减去”了一切刻意的经营，最终留下的，是那最为本真的“虚薄”之境——在有无之间、在自然与自由之间。

　　这或许正是范存刚对当代水墨的重要启示：在眼与手的辩证张力中，在传统根柢与当代意识的交错地带，大写意依然可以开启新的可能性——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过去在“此刻”的灵光中重新发生。六十岁以后的范存刚，正以他风骨凛然的莲蓬与纵横跌宕的笔墨，为我们演奏着这一场关于水墨重生的盛大交响。

　　他的作品是“内在经验厚积薄发的表达方式;是人文、自我、历史、现实多重经验积累的修养;是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积淀，在日常生活的某一刻被激发出的瞬间和偶发的与时光角落里的日常之物，先融于本心，后转为图像”。正如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界定——现代生活的短暂性和偶然性，艺术与美所体现的短暂性和偶然性——范存刚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灵光涌现的'此刻'”。

　　在眼与手的辩证张力中，在传统根柢与当代意识的交错地带，大写意依然可以开启新的可能性——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过去在“此刻”的灵光中重新发生。六十岁以后的范存刚，正以他风骨凛然的莲蓬与纵横跌宕的笔墨，为当代水墨提供了一条值得深思的路径。

　　结语：范存刚的大写意花鸟创作常于三五好友畅谈间突发激情，独自至画案进入“内心澄明，了无牵挂的心流状态”。这种对“此刻”的执念，赋予其作品以“勃勃生机”，而非传统文人画的荒寒之气。他谈及个人创作时曾说：“在大写意的画面中同样是阴阳双鱼图的辩证统一方法，在浓淡干湿，快慢缓急，计白当黑，种种变化中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这种对形式关系的自觉经营，使笔墨本身获得了独立的抽象表现价值——笔触不再是造型的附庸，而是生命能量的直接载体。

　　在当代大写意花鸟画领域，范存刚正以六十以后的创作实践，确立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方位。他既有数十年书画鉴定所锤炼出的高远眼界，又有从幼年习书至今所积累的深厚笔墨功夫;既深植于徐渭、八大、吴昌硕、齐白石以来的大写意传统，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水墨、丙烯等当代媒介的表现可能。

　　“画家是要手追着眼睛走”，范存刚正是这一古训的当代践行者。他以鉴定家的眼光审视传统，以画家的手笔回应时代，在“眼高”与“手追”的辩证统一中，为当代大写意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独特而值得深思的路径。六十以后，他的艺术正如其笔下那累累秋实的莲蓬，风骨凛然，含筋蓄骨，在苍古悠远中孕育着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