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8月26日，“跨界与创新”建筑创作实验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市城市展览馆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建筑、艺术及规划设计领域的多位资深专家出席。

此次研讨会是对正在宁波市城市展览馆展出的“建筑·艺术·城市——潘公凯建筑设计作品展”的进一步解读与升华。研讨会借助学术论坛与艺术展览联动的方式，不仅深入挖掘了展览作品背后的艺术与建筑思想，也促进了专业见解与公众认知之间的有效对话，进一步拓展了展览的社会影响与学术价值。

因研讨会内容较多，特分两期刊载，分别是潘公凯先生的主旨演讲以及与会嘉宾们的发言，这里刊发嘉宾们的发言。

论坛现场。

嘉宾发言摘录

 宁波大学副校长李伟平：

衷心感谢各位莅临本次研讨会。我代表主办方宁波大学，向远道而来的嘉宾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诚挚感谢。

宁波大学创立于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办，邓**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得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原杭州大学五校的对口援建。中央领导在浙江工作期间指示：“我们要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地方综合性大学”。目前我校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综合排名位居国内高校70至80位之间。

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成立于2015年6月，2019年4月更名为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学院以名誉教授潘公凯先生提出的“设计就是生产力”为理念指导，以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创新引领能力的一流现代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为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意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端艺术设计人才，力求在国内艺术设计院校中独树一帜。

本次研讨会以“跨界与创新”为主题，我们荣幸邀请到潘公凯先生及建筑、艺术、设计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艺术与建筑交融的可能性，展开深度对话。期待与会嘉宾围绕潘公凯先生的跨界建筑实践，以及新形势下艺术与建筑交叉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展开坦诚深入的探讨，碰撞观点，激发灵感，共同推动建筑文化繁荣与创新，贡献智慧。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李存东：

艺术建筑跟艺术是密不可分的，这个观点我有亲身体会。就我本人的经历来看，也是在建筑实践的探索中逐渐走入跨界之路。在早期建筑设计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建筑的环境没人管，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设计项目特别多，很多时候建筑和周边环境就一块做。慢慢地我们意识到景观园林与环境设计同样重要。得到学院的支持于是创办了一个景观所，一直运营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从配合建筑师做小型建筑的配套景观，逐渐拓展到大型公园、园博园，乃至北京冬奥会、夏奥会相关的景观项目，都有参与。回顾这段历程，我其实是从建筑领域，逐渐转型到与艺术联系更紧密的自然环境景观领域，这是我个人的一段跨界体验。

在转型初期，我曾与潘院长有过交集。当时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建筑设计院搞景观设计，外界难免会质疑“你们是做建筑的，怎么又做景观？有什么优势？”。我坦言，面对空间设计、建筑相关的景观需求，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但如果是纯自然、纯园林类项目，与林业大学、农业院校的专业团队相比，我们确实存在短板。不过我后来想通了，我们有一个值得发力的方向——艺术氛围的营造。因为在环境设计中，人的感受、人与环境的互动、现实体验的愉悦感至关重要，无论是视觉体验，还是后来我们延伸关注的味觉、听觉等感官体验，背后都需要“意境”的支撑。而“意境”恰好与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相契合，所以我们便思考，能否从中国园林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索，将对艺术的追求更多融入景观设计中。

因此，我当时提出，我们要关注“适用性景观”，不能只追求视觉好看；同时要兼顾生态性，还要突出艺术性与独特性。所以在每个项目中，我们都尽可能融入创造性，践行跨界与创新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那天我与潘老师交流时，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创新精神与不断探索的态度，与我们的追求高度契合，他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之后，我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文化与艺术领域更深入探索？我认为必须与艺术院校合作。当时潘院长还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央美建筑学院正处于创办初期，其建筑专业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院）有合作，马国馨院士牵头推进了不少对接工作，吕品晶等老师也参与其中。后来，我负责的景观所规模扩大后，又与院里的室内设计所合并，成立了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这样一来，我们与艺术、环境艺术领域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此后，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开展了深度合作，包括联合授课、指导研究生，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甚至在艺术院校内共同探讨建筑学专业的办学思路，进行了大量深入交流。我们还建立了更紧密的“拜师”机制——学生到设计院后，会与老师形成一对一的师徒制，由设计院与美院的老师联合指导；反过来，这些学生也可以随时到设计院实习，形成了双向顺畅的交流模式。特别感谢潘院长当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合作机会，让建筑、艺术、景观、室内等专业领域，都拥有了良好的沟通环境。

今天，关于艺术建筑跟艺术融合的主题更加能够体现不同专业之间相互合作的融洽氛围。我除了对以往所有支持合作融合的领导和老师给予的支持表示感激之外，更希望从探索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介入以往个人的成功经验，分析未来我们应如何去推动。这是从我个人职业成长中的转型经历对这个主题的一些体会。

第二，从行业转型的角度来看如何推进和发展建筑教育。目前各个高校、业界、学界都在探讨转型的问题，大家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幸好，之前发展很主动，目前学会下面就有70多个专委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这种方式自五十年代就开始，既有自上而下的统合，也有大家自发的创造的研究。现在无论对于治学还是行业发展，重要的是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由于大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研究方向，早期的学会发展会侧重于领域细分，这些分类的方式紧跟时代的发展，包括历史研究、绿色建筑、地域建筑、医疗建筑和民居等，其中民居专委会分类更细，这与专家学者关注的领域不断细化的趋势相匹配。而现在这个行业正走向归集之路，当不同方向研究到一定深度时，需要深度进行聚合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学会特别鼓励合作的氛围，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共同度过难关，推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也是学会一直以来坚持的优良传统。

学会的传统首先来自责任与使命。从学会的第一任领导者梁思成先生和杨廷宝先生传下来理想和情怀，那是一种家国情怀，对专业的学术追求。到潘先生这是兴趣爱好到那份热爱，但这又不完全是个体的产物，它跟社会、行业、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个普适的能带动大家一起前进的一个方向。学会这些年努力推进各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我们在技术探索上不断深化，比如针对地外建筑、寒地建筑、极端气候下的建筑等专项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大家对建筑文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前年疫情期间，学会线上推动成立了建筑文化专业委员会，学会在学界院士和教授们的帮助下开展了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项目，我们也慢慢意识到“文化赋能建筑”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在国际化语境中，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什么？如何用这文化之根与世界更好地进行对话。

众所周知，建筑学会一直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学会于1953年成立，1955年就加入了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八十年代又加入亚洲建筑师协会（ARCASIA），与中日韩有密切的对话。1999年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三十年后我们又一次申办成功，到2029年，全世界的建筑师又会汇聚到北京。接下来三年我们要积极推动大会的前期工作，由于学会与北京联合申办，所以北京也将被联合国教科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赋名为“世界建筑之都”。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升建筑文化的认知高度，开展更多建筑文化普及工作。现在我们已在规划一系列活动，比如今年已与巴西合作，在圣保罗双年展期间举办相关展览；明年，我们还将组织中国建筑师赴巴塞罗那举办中国建筑师专题展览。每三年一届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学会都会牵头打造“中国馆”——大会期间既有年会主论坛，也有配套展览，我们会组织建筑师“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且每一届中国馆都极具中国特色。这些实践，都是行业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中国建筑师正越来越被世界认可。这种认可，不仅源于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追赶与突破，更源于我们对地域性、文化性及自身特色的坚守——这也是学会当前重点推进的工作。因此，学会特别关注跨界融合与独立探索，而潘先生从艺术家跨界到建筑领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与典范，这是我很深的一点感触。

学会目前也在推广“建筑师负责制”。当前行业转型，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模式变革，另一方面也与行业及社会对建筑师的认知有关。比如“建筑师该由什么样的人来做”“该如何开展工作”“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应有怎样的流程与方法”。针对这些问题，学会正陆续推出相关行为规范、建筑师工作手册，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建筑师的行业地位与话语权。这件事至关重要，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少人觉得建筑师是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职业，所以很多人都蜂拥而至；但如今行业转型，一些人选择退出，除了职业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筑师地位不高——即便我们对行业充满热爱，却常面临诸多制约，设计收费难以提升，也缺乏作为独立职业人行使专业权责、代言社会公共利益的充分赋权。因此，我们近期将联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推出《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导则》的国家标准。其中特别强调“提升建筑师地位、强化社会赋权”，呼吁社会给予建筑师更多尊重，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关注民众需求，将公共利益融入创作实践。在这方面，潘先生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比如他设计的弥勒博物馆项目，那天我们探讨了很多，今天潘老师还没展开细说——这个项目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众多管理人员，最终需要潘先生从中统筹协调，再分解到各个专业专项。我认为，这正是建筑实践应有的理想模式：建筑师作为统筹核心，凭借广博的知识面、深厚的专业底蕴与先进的设计理念，推动工程项目落地，因此更应赋予建筑师充分的权责。

我始终觉得，若能真正赋予建筑师应有的地位与权责，必然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建筑行业——因为建筑师的工作，就像“从无到有创造世界”，这种价值感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有很大的价值实现空间，而社会更应给予我们赋权，让我们能更好地为社会、行业及人民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向潘老师学习。其实我也很羡慕艺术家——艺术家创作时更自由，一旦确定方向，便能自由发挥；而建筑师的工作，是工程、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会面临多方管理要求与制约，难以完全自由创作。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能覆盖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这正是建筑师的价值所在。而潘先生很好地统筹了这种“制约与自由”，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跨界示范——这种跨界，或许就是行业创新与未来发展的目标，这是我的另一感触。

潘先生提出了“生命、生态、生成”的概念，并由此产生了这么多落地的实践项目，从喜爱、参与到落地，这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生命的自然成长，这种自然是生态的。从潘先生的建筑形式来看，它很多来自自然界的形式，如云朵，莲花，三叶草等，但这些感性的自然形态与建筑的理性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理性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谓是一种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创作。我觉得“自然生成”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从潘先生的经历来看，他的学识积累与跨界探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过程——在不同阶段关注不同领域，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呈现出自然而然的状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以自然为基础，实现了“自然生成”。而在这“自然”背后，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执着、探索与创新精神——这是我对今天交流内容的浅显理解，最终还是要向潘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现在大家都在说“建筑行业下行”“设计不挣钱”，但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对比分析背后的原因。其实，当前建筑文化与建筑艺术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梁思成先生当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营建系时的理念。他曾说“只有当社会对建筑与建筑师有了正确认知，建筑行业才能达到最高发展水平”。他在给第一届建筑系毕业生的信中也强调：“你们不仅要做设计，更要向社会传播建筑知识，让大众了解‘什么是建筑’”。这句话在今天依然重要,当前社会对建筑的认知、对建筑师地位的定位、对“该如何赋权建筑师以发挥其价值”等问题，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因此，我们任重道远。

借潘先生的作品交流，通过各方建筑人士的研讨，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贡献大家的智慧。希望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让建筑行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迎来更好的发展，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翔宁：

艺术家往往视建筑为超越绘画、雕塑的艺术形式——其尺度足以实现“纪念碑式”的表达，这是所有从事形式创作的人都渴望实现的梦想：打造一座能够屹立百年（若无意外）的丰碑。因此“百年大计”的理念，在建筑领域体现得最为直接，建筑无疑是“百年大计”的核心承载对象。

2014年我曾受潘院长邀请，参加他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开幕式与学术论坛，当时便接触到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展厅一层专门展示相关内容，不过多为草图与模型。近来我在网上也看到潘院长的诸多作品已建成，结合昨日与今日的讲座及展览，我总结出潘院长的第一个特点：跨界能力突出。潘院长是艺术圈中极具“理工思维”的人，他本人也坦言自己有“理工头脑”。这一点恰好契合建筑学的学科属性：我们常说建筑学是跨越技术与艺术的学科，兼具“软性”创意与“硬性”技术，而潘院长恰好将两者完美融合。

尽管他未系统学习过建筑，却也因这份“非科班”背景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也成为潘先生作品的第一个特点，即对形式的高度敏感。回顾历史，建筑界现代主义四位大师中，有三位并无正式建筑学习经历与相关文凭，却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完整历史。柯布西耶生于瑞士钟表世家，15岁以雕刻手表获奖，后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艺术专业），仅通过游历欧洲自学建筑。密斯凡德罗、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都不是从传统的专业路径走向建筑设计之路。同样，潘先生的建筑之路也来自自学，其作品正是反映本人坚实的艺术功底和内在的理工思维的完美融合。

第二个特点，相比于通常的建筑师，他的作品超越了常规的功能性考量。在传统建筑教育中，学生从入门起就被教导“功能为先”，强调“形式追随功能”或“功能决定形式”，因而在做建筑设计时，往往先排定平面图，再进行立面设计。这一流程源自巴黎美院的古典主义建筑教学体系，立面设计会专门教授比例把控、开窗方式等专业内容。但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功能至上的理念给我们带来了过多束缚，让我们主观认定某些创作路径不可尝试、无法行得通。而潘院长在这方面没有此类束缚，这让他的形式创作更为自由、奔放。对普通建筑师而言，很难在形式上有如此大的突破与创新。

第三个特点，潘先生的建筑具有很强的雕塑感，他摒弃了建筑师常有的“选择焦虑”——即在色彩、肌理与不同材质间反复权衡。他用纯粹的白色和近似素描感的形式规避了对不同色彩比例考量带来的复杂性。这个审美的选择可能与潘先生在绘画当中以水墨居多、较少使用色彩的习惯有关，或多或少会代表他本来从事绘画的艺术品质的特征。就像柯布西耶，他对立体主义的理解——如透明性与元素叠加的手法，在朗香教堂中得到了极佳呈现。潘先生的建筑作品也体现出他的绘画属性——线条既似书法，又带有水墨画的灵动特质。从这个角度看，除背景的绿色环境外，他的建筑本身就如一幅水墨作品或纯白创作，极为纯净，突破了普通建筑师尝试的可能性边界。

往建筑做跨界尝试的艺术家不少，然而成功的却不多。以2004年进行的12位艺术家的集群建筑设计作品“贺兰山房”为例，参与人包括了周春芽、何多苓等一线艺术家，尽管在设计初期获得了“中国建筑艺术奖”的荣誉，然而最后还是遭遇荒废的惨败结局。追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个，设计忽视了与功能的结合。在形式上，有的艺术家在观念上尝试创新，比如说把柯布西耶的萨欧伊别墅倒过来，或是做成立方体、圆锥体，呈现出石膏写生的效果。但这些设计本质上还是雕塑，没有与建筑的内容和功能形成有机整体，导致其没能可持续性使用，不到半年就荒废了。第二，项目没有和整个建筑的产业链、运行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从预算失控开始预示了项目的失败，设计中的面积、材料、成本严重超过了最初的合同要求，导致中期不得不叫停。此外项目没能考虑银川当地的人口和市场需求量，设计过于超前，与实际需求脱节。

而潘先生则不同，他并非艺术家“玩票”式参与建筑设计——这种业余心态往往导致作品“夭折”，他已跨越艺术与建筑的藩篱，实质上在从事职业建筑师的工作。他的作品多为几万平方的大体量建筑，即便对中国普通建筑师而言，这也是不小的挑战，但潘院长能很好地把控尺度，细节设计简洁纯粹，且能克制自己不添加过多细节，避免损害作品的艺术完整性与整体性——这种考量在建筑师中并不多见。当然，若要提一点建议：若潘院长今后能有专业建筑师助手协助，优化功能布局、梳理流畅流线，作品会更为精彩。

然而通过对潘先生设计的学习，我从他身上体会到当下建筑教育所缺乏的两个重要的素养。

第一，对专业高度热爱。我近期深感忧虑，前两天参加学术论坛时我便提到，作为建筑师，我看到当下的情况有些可悲。我读书时，贝聿铭先生第一次到同济大学演讲，当时大家对西方建筑知识极度渴望，每个年轻人都有“拼命学习、向大师看齐”的劲头——贝先生的讲座座无虚席，连一楼报告厅的窗台上都爬满了人，这一场景对我的冲击至今难忘。但前两天上海举办贝先生个展时，我前去参观，龚艳女士虽自豪地表示80%以上的观众是非建筑领域人士，我却喜忧参半。我不禁思考：建筑专业人士去哪了？如此重要的建筑师展览，为何专业群体参与度不高？或许大家已逐渐失去对建筑的热爱。而潘院长对建筑的执着与热爱，让许多建筑师感到汗颜。有些建筑师可能曾因行业“挣钱容易”而选择这份职业，但如今行业经济下行，“大浪淘沙”之下，唯有真正热爱建筑的人才能坚守。纵观中外建筑史，所有大师都对建筑怀有执着热爱——这份热情对任何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正如我今早所说，我计划邀请潘院长到同济大学，为同学们加油鼓劲——让大家看看，如今仍有潘院长这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对建筑保持着赤诚热爱，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建筑专业从业者更加自省。

第二点，从潘院长身上，我看到了当代中国建筑师普遍缺乏的文化素养。我因从事建筑评论与理论研究，常与建筑师交流，深刻感受到这一问题——即便如今做得优秀的建筑师，如王澍、张永和、刘家坤，也都因与艺术、文化界交流密切才形成独特风格。而当前建筑师培养多将其视为“工程师”，课程涵盖计算机、结构力学、材料学、数学等技术内容，却严重缺失文化与人文维度的教育。这一问题并非仅存于建筑学领域，整个中国的美育与人文教育都较为薄弱。建筑师常抱怨，部分领导的审美鉴赏能力有限——比如挑选设计方案时，我们有时会提交两个方案：一个是自己认可的优质方案，另一个则故意做得粗糙（避免被选中），但结果往往是领导选中粗糙的那个，认为其“更好”。这种情况让我对中国当前教育体系下，文化素养与美学素养的极度缺乏深感忧虑。即便传统工科院校培养的建筑师，在文化素养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我希望潘院长及其他艺术家，能到建筑学院为学生授课，让他们明白：从长远来看，文化素养比纯专业技能训练更为重要，且这份素养更为宝贵、更难培养。专业技能的提升其实相对容易，比如考研培训班能让未学过建筑的人，在半年内画出漂亮且有形式感的草图。但从更高层面思考，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容器，更是文化产物——这就需要文化修养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潘院长的作品与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我作为建筑界的代表，在此向潘院长表示致敬。

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鲍诗度：

这两天通过对潘公凯先生建筑作品的实地考察，深感震撼。以往只了解其在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但对其建筑方面的探索知之甚少。这两天的参观让我内心激动，充满感恩。在我看来，能完成这样的建筑工程不只是简单的跨界，除了是对多种元素的集合，包括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专业能力等，应该还有一种人类需要深入探索的成就密码。

事实上，我认为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品德，厚德载物，品德高于一切。潘先生的学界地位和影响力不容置疑，然而在工作中他没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他的品德成为其诚信的重要保障，这是他的成就密码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身份不只是简单的建筑师，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统筹师，具有很强的创新思想和技术驾奴的实操能力。回顾人类现代艺术发展史，有很多大师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也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改变了世界。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去欧洲考察，想去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次在潘先生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品德与修养的结合成就了这样的作品。除了这个，我从潘先生的手稿中看到了一个理工男的特质，逻辑思维清晰，笔画线条没有丝毫犹豫。考察了弥勒博物馆后让我非常触动，我惊叹于这座建筑与周围环境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不仅体块大，而且从设计到建筑竣工只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潘先生争取到作为本项目的总负责人的身份，关于建筑的重要决策由自己决定并一人承担。分析其原因，这种担当力与其曾经担任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的院长，有丰富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多次作为校园建筑的甲方，了解甲方的困难和需求有密切关系。

潘先生的建筑实践案例让我想起了教育中的“钱学森之问”。我们现在教育的普及度很广了，但教育的工作方式、教学思想、教学理念是否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处于和平与繁荣阶段，要发展国力不仅需要“硬”（技术）的一面，也要推进“软”（文化）的一面。而这个“软”应该渗透在大学教育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然而事实上，很多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过于保守，逐渐老化，很多方面过于按部就班，例如学生们完成通识教育的课程安排就可以，对任课老师没有知识之外的其他责任。而对于大学里设计专业的学生，公共教育应该教育什么呢？是否需要理工类的知识来进行中和？是否存在于过度行政化、程序化？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潘先生的设计实践中获得一些启示。此外，潘先生为宁波大学设计的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大楼，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教学环境。大学有这样规模的二级学院大楼在国内也是少有的，学院的发展可以结合文化名人效应、地方经济的支持和政府政策的推动，将其作为驱动力促进学科的发展，目前这个势头依然持续。在这上升阶段，学科教育的软实力尤为重要，学院可以将软实力发展作为一个个研究项目，形成成果，并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将其宣传出去，扩大影响力，为推动跨学科融合做出一份贡献。

面对当下国家民族的发展阶段，我们的设计界需要更为全面的高层次思想的深度冲击。此时也是中华民族各行各业出大师的时代，他们不仅具有创新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更是具有统筹各方力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设计教育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研究方向之一。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时代建筑》主编支文军：

作为同济大学《时代建筑》主编，近两个月来，我有幸连续三次参与潘先生主持的学术活动——从复旦大学的“建筑艺术与未来”研讨会，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央美建筑青年创作展”及同主题学术研讨，再到本次学术研讨会。这三次深度参与，让潘先生对中国建筑界的双重价值愈发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其一，是他在建筑教育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尤其聚焦于艺术院校的建筑师培养体系。潘先生曾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担任18年校长，期间始终积极倡导“培养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建筑师”这一理念。如今，艺术院校开设建筑专业已逾20年，大批毕业生已成长为中国建筑界各领域的活跃力量。在当前建筑行业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艺术院校培养的建筑师群体，以及以艺术为核心导向的建筑创作路径，将为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影响？这一课题极具探讨价值。《时代建筑》长期关注建筑师群体研究，从50后到80后建筑师代际分析，到海归建筑师、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专题，再到“新三届”建筑学人研究，均通过专题策划与专辑出版形成了系统梳理。当下，艺术院校培养的建筑师群体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从央美“建筑青年创作展”中不难发现，这一群体已初步形成规模与独特风格，正以差异化优势在行业中发挥作用。目前国内已有五所艺术院校开设建筑专业，《时代建筑》正计划策划专题专辑，深入研究这一新兴建筑师群体，以此向潘先生作为美术教育家为建筑教育领域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致敬。

其二，是潘先生自身作为“艺术家跨界建筑师”的实践典范意义。本次学术活动以研讨其跨界建筑创作为核心，而潘先生最难得的特质在于：他不仅以教育者身份搭建了艺术与建筑的桥梁，更以艺术家的亲身实践，成为这一跨界群体的重要代表。我们深知，真正的建筑创作本质上是主观的、艺术家式的表达，潘先生试图将这个话题提升到公共讨论和学术讨论的层面，将主观的艺术表达转化为相对客观的、具有科学性的探讨，这很有挑战性，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昨天，在潘先生的亲自引导下，我们实地考察了他的四座建筑作品：宁海艺术中心、宁海文化中心、奉化弥勒博物馆与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对我而言，这次现场体验是本次学术活动最核心的收获——此前通过文本、图像资料对这些建筑的认知，在亲身走进空间、感受光影与尺度的过程中，实现了从“感官认知”到“知觉理解”的升华，也让我此次发言有了更扎实的实践依据。

现场参观的感受，更让我深刻认识到潘先生跨界建筑实践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修养深厚的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与形象思维上的造诣，已充分体现在建筑外观形态的精准把控与独特艺术表达中；但更关键的是，他身上凝聚了超越普通艺术家的综合素养，即对整体项目资源的协调与整合的能力。尽管未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专业训练，他却有着“理工男”般的逻辑思维与理性精神；18年美院校长经历赋予他出色的项目管理与统筹能力；多次以“优秀甲方”身份参与重大项目的经验，让他精准掌握了工程把控的关键节点；跨学科专业开创经历培养了他的跨界思维；而作为著名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的影响力，让他对项目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掌控力，更让他在建筑创作中始终保持高水准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品位。

更令人感佩的是，潘先生对建筑设计的执着与热爱：从创意构思的萌芽，到具体设计的深化，再到细节落地的打磨，他始终身体力行，以“敢做、敢当、敢为”的态度推动每一个项目。以奉化弥勒博物馆为例，虽然这是一个非典型案例，但他不仅在短时间内完成设计方案，更争取到项目设计负责制的授权；面对政府多部门协调、多设计团队统筹的复杂局面，他一人牵头高效推进；最终，这座大体量建筑仅用4个月就完成建造，呈现出流畅的形态语言、与自然环境的深度融合，以及室内展示空间与布展逻辑的高度适配。这样的成果，正是他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让他的跨界实践远超“艺术家尝试建筑”的浅层范畴，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范式。

目前，潘先生已通过图书出版、主题展览、专题讲演、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对自己的跨界建筑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成果为行业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而本次“跨界与融合”学术研讨会的价值，更在于能跳出“主创者视角”，汇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观点，对潘先生的跨界建筑创作进行更深入的学术评析与系统性研究。这不仅能丰富对个体创作实践的认知，更能为中国当代建筑在“跨界与融合”领域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路径，具备独特的行业意义与学术价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营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祁嘉华：

很久以前我读过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绘画史》，本书是中国美术史的开山作，描述了从远古到民国的国画发展过程，记录了各个朝代一千多位画家及作品。这是潘天寿先生当年为了教学给学生提供的教材。1932年淞沪会战的时候该书被烧毁，1934年老先生又开始整理，于1936年重新出版。那个年代恰好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生舍生忘死，著书立说，奠定了中国现代国画教育的基础，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事情。今天，在潘公凯先生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父辈家国情怀的继承与发扬。

在高校开设建筑专业是上个世纪的事，并将这个专业隶属于理工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筑专业逐渐走向了标准化和程序化，确实有助于提高城乡建设的速度，但也带来了“千城一面”的缺憾。作为20世纪的中国美术大家，潘公凯先生在中国建筑专业发展的问题上起码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是在艺术院校里创建建筑专业，二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设计出了各种功能的建筑。不仅对中国的建筑教育，对中国的建筑市场也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样是应该载入史册的事情。

潘先生这次报告的名字叫“艺术家的眼”，介绍自己作品的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感受。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创新，把“不重复大家，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作为建筑设计的“座右铭”。他所设计的20个项目，特色鲜明，绝不雷同，体现着他的创作追求，也反映出深厚的设计功力。

潘先生的设计思想和实践，也给我国的建筑教育提供着启示。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将“实用、坚固、美观”作为建筑的根本，成为后来西方建筑界共同遵守的经典。我国有着悠久的建造历史，公元前五世纪的老子便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观点，将“真、善、美”作为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原则。不难看出，在如何创造性地建造自己家园的问题上，中西方的看法高度一致，可谓是殊途同归。

从近些年国内的建筑实践看，各种建筑的落地成型，在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都能做到符合物理方面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在“真”的方面没有大问题；建筑功能的实现，需要建筑师对业主诉求、设计规范的严格遵循，才可能达到“善”的目的。“真”做到了，因为这是客观规律，不遵守客观规律，你就建不成；“善”，也做到了，因为要是达不到预期的功能，用户就不会买单。但是在“美”的表现上确实有些不敢恭维，特别是那些大体量、大尺度的建筑。由于缺乏美感，很难达到让人过目难忘的效果。这也是造成“千城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建筑专业的学生不仅能设计房子，还要融入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今天，不要说建筑行业，对建筑师的评价也日益趋于标签化，将教育背景，职称名号，行业资质作为了“投名状”。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过度强调就可能成为行业壁垒，封闭了与其他专业平等交流的可能。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历史上的李诫、计成和“样式雷”，显然都不是合格的建筑人才。因为，这些人统统没有学历，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培养，甚至连建筑的行业资质都没有。但是，有谁能否定《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有谁能否定《园冶》对古典园林营造的理论贡献，有谁能否定“样式雷”主持设计的皇家工程超乎寻常的营造水平。这些人的成功在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于顽强的自学能力，在于虚心求教的行为习惯。应当承认，人才的脱颖而出离不开个人的奋斗，更离不开宽松的社会环境。

考察了潘公凯先生建筑作品后，最大的感受是过目难忘。艺术馆有艺术，文化馆有文化，弥勒馆有宗教，教学楼有书卷气……除了主题鲜明，表现手法的多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叶草”“荷花”造型体现出的地域特色，曲面的墙体造型给人的灵动感，局部的泡泡造型带给墙面的活力……可以说，在潘公凯先生眼里，每一次设计都是一次创造，都是在兑现着“不重复大家，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的理念。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设计大家，不是将建筑等同于功能性空间，而是将建筑放在文化和艺术的背景之上来推敲，最终选择一种能够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设计方案。这样设计出来的建筑，接地气，有内涵，在赢得用户满意的同时，也必然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周榕：

第一次见到潘先生就打消了我之前的一些预判，原以为他因为兴趣跨界到建筑领域，然而通过与他的交流和作品的现场体验，让我感受到其工作的价值和其背后相当深刻的启示。

当下我们正面临着文明要掀开新篇章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人类对未来充满茫然，我们对未来的认知空间正处于被封印的状态，既往的经验肯定是失效了，无以为继了，那么未来该怎么走呢，却又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有几个相似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文艺复兴时期。从活字印刷术，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一直到新大陆的发现，所有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对文明的巨大冲击，他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之前拜占庭的陷落，大量古代遗迹的发掘，一些知识的回传使人们处在一个巨大的认知漩涡里面，同时也为欧洲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空间。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佛罗伦萨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成为文艺复兴的报春花，然而为何一个教堂能成为开启了整个文艺复兴的标志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运动，教堂大穹顶的设计师布鲁涅莱斯基的伟大之处是重新给这个新文明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虽然是以建筑作品形式出现。然而他却是个业余选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而是一名金匠，同时也是位雕塑师。他向人们展示了前所未见的这个百花圣母教堂穹顶，同时他还是现代的透视术的发明人。他对透视的研究改变了整个欧洲对世界的一个认知。可见，引发文艺复兴的文明运动是一个建筑，而开启建筑的是一个业余建筑师。

第二个节点是工业革命时代，其实整个现代文明的空间认知是建立在双城记基础上。第一个是1851年海德公园的水晶宫，这是由一个花匠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他做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纯粹用铸铁和平板玻璃做出来的崭新的空间形式。从1851年到现都快将近200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延续着他开创的空间模式。第二个是1852年由豪斯曼男爵改造的巴黎，直到今天所有现代城市的要素都来自于巴黎，而豪斯曼男爵也不是学建筑的。可见，人类近代、现代的整个认知空间的奠定者都不是建筑师。所以，建筑师更像是一个经验空间的继承者、完善者、守护者和加固者。他们按照这个模式不断地发展、丰富和进化，但不是空间的创新者或是探索者。

从潘先生的设计作品来看，他的设计具有形式上的创新和想象力，这是非常有价值，但却不是无可替代的。我觉得潘先生有一个最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建筑师可以替代的一个工作，那就是能量级别。以弥勒博物馆为例，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它只用了118天就做完了，因为从设计到施工不只是简单的速度问题，而是没有像潘先生那样的能量级别。潘先生主持项目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传统管理体系中自上而下的执行方式可以完成的。他所体现的能量场组织可能恰恰蕴含着某种新的文明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珍贵的东西。相对于此，建筑功能形式孰先孰后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当下一个面对未来一片灰暗迷雾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反而需要一个恰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那样不顾一切一棒子打下来的作品，弥勒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弥勒博物馆将能量场重新进行组织，由于它不在中心也不在轴线，它的能量场域的中心是靠着山，围着边，这样反而形成了相对独立而独特的空间。弥勒博物馆项目能顺利落地与设计师本人的综合能力是分不开的，潘先生能与政府领导争取建筑师负责制，一人决策一人担当，并且与各部门各层管理者沟通，说服大家并信任自己，这是其他建筑师难以做到的。可见，未来建筑的资源分配方式亟需改变。按照现有资源分配体系，即使有可能创新也只是一个微创新，或是在节点形式上的微改善。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与能量级别的创新是无法媲美的。特别是接到像弥勒博物馆这样紧急项目后，潘先生还能特别挥洒自如地把这个大写意做出来，然后在118天里把它建成，这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前无古人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建筑界是无法重复的，那是因为任何一个建筑师，无论其专业级别有多高，由于在专业体系内反而难以具备这样的能量级别。我认为宁波政府在这个项目中的投入是非常有价值的，通过一个建筑创建了这个城市的能量场。而潘先生作为能量组织的枢纽通过建筑创新为城市贡献了巨大的能量增量。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硅基物种迅速崛起。建筑已不再按照现代主义的传统做法和思路，强调工作的效率和组织性，而是要改变僵化的城市资源组织与分配并创建一个能量场。同时，我们需要提升本身这一个碳基物种的能量级别，以便于我们可以跟自带一个高能量级的硅基物种能够在一个水平上进行合作、协作和博弈。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空间秩序需要重新组织。回顾历史，过去40多年的高速城市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引擎。如今，我们又要重来一遍，重新发动，但是我们的能量轨道不再是原有的轨道，而是推到一个更高能量的轨道上去。而潘先生的设计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像一个微型的助推火箭，给我们演示如何能够达到一个高能量级别。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建筑的问题根本不是形式与材料的问题或是结构技术，这些其实100年前就已基本定型，我们的建筑科技没有真正的创新和本质上的进步。现在若是提高速度或是降低成本在技术上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很多人还留恋过去，在传统光荣下盖金字塔而忘记了现实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潘先生的案例提醒我们跨界不应只停留在审美的比较，而是能够提供高能量的组织来调动能量场。这个能量包括个人的出身、个人修养、工作经验、社会地位等，当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储备达到一定高度时就能进入一个高能量级别的状态，自下而上入手。这在一般能量级中是很难执行的。所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超越普通构架的全新的能量组织，提供一个高能量场，进而为整个环境创造价值。而要拥有这样的能量，对于长期接受建筑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反而没有这个见识，很难获得这种能力。正如历史上打开新空间的都不是职业建筑师，而是业余的、莽撞的、特别具有野蛮力量的人，他们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创建了新的文明次元。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跨界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可能。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局长、党组书记，一级巡视员孙义为：

我认为，建筑与艺术的融合，让城市更美好，是正在宁波市城展馆展出的“潘公凯建筑作品展”的主题，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建筑师、艺术家、城市规划管理者会聚一起，讨论这个主题，十分必要，很有意义。

作为一名曾经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员，经常会听到大家对某栋建筑或一片建筑群“美”“丑”的评价。那些被称之为“美”的，都是“形态、结构、色彩、功能”相协调，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充满“艺术感”的建筑或建筑群，没有“艺术感”的建筑总是被大家诟病。让建筑单体有“美感”，同时让不同的建筑合在一起又很协调，呈现整体“美”，这是很不容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筑或建筑群是否有“艺术感”，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美誉度”，也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认为，建筑和艺术实质上是一体的。建筑是建筑师艺术思想表达的最宏大的载体，艺术家可以通过建筑体现其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法，更形象、更立体表达其艺术理想，建筑是建筑技术艺术化、艺术表现实体化的最佳结合体。一栋“好的”建筑或一片建筑群，既是一个满足使用需要的功能体，也是蕴含者人文情怀、历史底蕴和智慧眼光的“艺术品”。

潘先生以往的艺术成就和影响更多是在绘画界和文化艺术界，而要想给普通老百姓，给这个城市带来不一样的记忆，那最好是做一个建筑，让艺术元素融入建筑中。现在，潘先生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并且落地实现了，即通过艺术的思维与手段来表达建筑的艺术魅力，赋予它艺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方面，潘先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培养建筑师的艺术素养，让每栋建筑都彰显艺术的魅力，成为“艺术珍品”，应该成为建筑师的理想追求，城市规划管理者更应该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用艺术眼光评判建筑设计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城市的每栋建筑更“好用”、更“美观”，老百姓更满意，让城市更美好。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总规划师赵艳莉：

首先，我要致敬潘先生的担当与责任。临危受命承担宁波弥勒博物馆的项目，非常值得敬佩。因为这个任务时间非常紧，意义又很重大。最后，市里决定邀请潘先生来做，除了他的地位和名望外，更重要的是他强烈的责任感和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精神。潘先生有勇气承接这项我们曾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要求总设计师负责制，敢于承担责任，就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这一点非常值得敬仰。第二，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他认真负责，全情投入，亲临一线全程把控品质，例如面板材料、路灯，甚至路边石头的颜色都由他亲自把控。他的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在整个项目中的统筹协调能力，总控能力，这也是非先生很难能做到这么完美的。从以上这几点来看，我认为他的工作作风是成功的重要保障，而支持作风的深层次原因是他所拥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家国情怀。

潘先生倾心投入的工作态度难能可贵，现实中这样品质的建筑并不多。从政府角度对城市建筑的质量把关和评判也是面临很多困惑。很多建筑的业主可能为了控制成本，而不愿意花更多的费用去邀请优秀的设计师，又过多干涉设计师的创意和想法；他们也不愿意花太多钱投入到更高品质的建筑材料。这些原因也导致了整个城市的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城市风貌品质。

目前，我们的城市，特别是新城区的建筑很多设计上往往使用玻璃幕墙，“千城一面”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更希望能为城市引入具有独特性、文化性、时代性、国际性的建筑，通过研讨的方式来宣传和推广优秀建筑，希望有更多像潘先生这样根植于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能唤起人们文化自信的优秀建筑在城市里落地生长。

潘先生曾说“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正是我们评审的重要标准。比如评审明湖周边建筑方案时，我们会先检索是否存在重复设计，避免似曾相识的作品。当前许多方案缺乏创新，根源在于行业对“创新”的重视不足。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跨界与创新”，唯有让创新成为推动建筑设计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才能避免千城一面。

当下，虽然大型建筑项目有些减量，城市的微空间微更新将成为未来空间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建筑师的工作更多转向对存量建筑的再激活，通过设计师们艺术性的再创造来使这些空间产生新的价值。呼应今天研讨会的主题“跨界与创新”，让创新成为我们推动建筑实践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原动力。希望建筑师们能发挥创新能力，激活我们的新居住空间，新消费空间，新创意空间，让新空间使我们宁波城市更宜居更美好。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刘刚蓉：

去年4月份，我院很荣幸与潘公凯先生有了一次合作设计的机会，共同设计完成了弥勒博物馆项目。弥勒博物馆作为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文化展示的主要场馆，规模达37000m²以上，这个项目比较特殊的在于其设计、建设的时间非常紧迫，需要在四个月内完成设计、建造、装修、布展这些任务。如此紧迫的任务可谓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了。

我记得当时刚过清明节，潘先生受宁波奉化区相关领导邀请来到现场考察指导。通过对现场环境进行认真考察，潘先生很快徒手构思出了初稿，两三天后，完成了3D建模和主要效果图。市领导看了几个方案之后，很快就确定了按照潘先生的方案实施。其实之前这个项目也邀请过其他知名设计院做过方案，但是都还不太满意。而潘先生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拿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案，深深打动了相关领导和专家。

通过这个项目的方案设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潘先生的深厚积累和艺术功底。但最打动我们的是他对建筑的那份热爱与执着。这是现在学习建筑学的学生所难拥有的。不仅如此，潘先生对建筑的每个重要环节都亲历亲为，而且执行力非常强。由于时间紧迫，在初步方案形成之后，现场就开始挖土开工。在那段时间里，潘先生在我们设计院的会议室里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那段日子里，潘先生的工作非常复杂，每天除了和我院各专业50多名设计人员不断衔接，完善建筑功能外，还要统筹协调施工单位、展陈布置单位，还要不断向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汇报、沟通。很难想象一个70多岁的老艺术家能这样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工作。经常是我们已经累得不得了了，要不停地靠咖啡来醒脑，而潘先生还在那里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建设工程相关参建单位，共同探讨和协调各项工作。

尽管我们院各专业配备很齐全，但在承接这个项目开始时，我们心里是有点不踏实的。我们担心一般艺术大师完成设计方案后就不管项目的具体落实了，项目时间又那么急，而且都是立下军令状的，不能有一点闪失。通过几天下来与潘先生一起的合作，我们心里就踏实下来了，因为我们相信有潘先生坐镇，凭着他对建筑设计的热爱、执着和担当，还有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定能为项目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

上午观看了潘先生的作品，第一个感悟是：潘先生作品效果的完成度非常高。弥勒博物馆也是，其方案初心灵感从场所、环境中来，潘先生想在场景中打造一个极为纯粹的刻着金刚经的白色飘带，传达禅意的精神空间。从开始的方案到最终建造完成落实，无论从建筑造型、空间形态、体量尺度到细节，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始终围绕主题，突显了潘先生在方案开始时，对场景、主题文化的自信、执着与坚持。通过与潘先生的合作设计，我认为潘先生设计作品完成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完成方案后，除了开展平面功能、结构、技术设计，还同步开始落实对项目实现度影响极大的曲面建筑外墙的材料、分块体量及外墙上金刚经阴刻效果，立马开展了外墙材料及字体效果的样板制作，确保在短时间内，能确保外墙效果的落实。在这个过程中，潘老师对字体、大小、阴刻深度、材质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记得当时制作了好几块，进行了比较、完善，最终选定了南京一家企业的UHPC材料干挂，实现了方案的理想效果，并确保了施工时间能符合要求。这一点非常值得建筑师学习，因为很多建筑师对外墙材料选用都往往在后续甚至是施工阶段才来把控关注。

另外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潘先生对项目的统筹把控能力。在我们的感知中，艺术家开展建筑设计时，通常更关注建筑的形态、创意。但是，潘老师与其他跨界设计师不同的是，他在把控建筑形态的同时，还有着较强的建筑设计理念，能统筹把控建筑的方方面面。主要体现在：

其一，潘先生在保证建筑立意、建筑形态基础上，也注重把控落实建筑的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重要空间的室内效果把控：如对博物馆入口大厅、大佛展厅等重要空间的尺度、氛围营造、材质同步于心，并对室内设计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个也是很多跨领域设计师或者建筑师不太坚持的方面，我们往往会将该项设计内容交由室内设计师落实，仅仅提出一些设想，并不会坚持落实。

其二，特别在展陈空间设计中，潘先生充分发挥了其在博物馆展陈设计、布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展陈空间提出了重要的设计思路和具体布展要求。

第三，重视对建筑技术的把控与尊重：为实现建筑物漂浮在山体上的效果，潘老师对架空层的结构形式、尺度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无法避免的结构柱采取了相应措施，实现建筑所要实现的漂浮感。

第四，重视对建筑外环境的塑造，实现环境与建筑的融合：如对建筑周边消防车道的设计处理，建筑处于山坡上，为避免消防车道对坡地造成割裂，破坏山坡的完整性，对消防车道设计提出了降低高度的设计要求；对于环境塑造，潘老师亲自手绘室外的山石造型，指导景观专业开展外环境设计；还有一些细节，如潘老师原本希望在水库那儿设置一些水上栈道和塔、亭等元素，实现构图的完整性，并引导人群在一些固定停留点来欣赏建筑物（也就是建筑的拍摄点），这也是建筑师们不太关注的工作。这个有点遗憾，后来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完全实施。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艺术跨界。我也谈谈我的看法：“艺术家”从事“建筑设计”是否完全为“跨界”？虽然目前中国高等学校中，较多的将建筑学归属于工学门类，而非艺术类专业，其学位授予为工学、建筑学学位。但是，无论从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到现代建筑学派的倡导人格罗皮乌斯倡导的“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理论；无论是从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的建筑艺术还是中国建筑文化强调的制器尚象、飞檐曲线、斗拱藻井等等，建筑至始至终与艺术息息相关，建筑学学科本身就具有着跨领域的特性。它通过空间、形态、材质和色彩等元素创造审美价值，通过技术来实现艺术的表达。建筑的艺术性是其区别于纯技术性工程的核心特质。

因此，建筑师必须区别与一般的工程师，除了从本位上能处理好功能、技术等方面，还必须要有艺术及审美素养，要能充分体会建筑的人文价值、体会空间对人的精神的引领作用，还要懂得艺术处理手法，要用心以艺术创作观念来设计建筑空间，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建筑作品。举例来讲，建筑师除了要懂构图、比例、色彩，还要懂得“诗意化的空间叙事手法”，如通过坡屋顶、白墙灰瓦等传统意象的抽象化，结合现代混凝土结构，形成“新山水”般的空间序列；要懂得利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如混凝土、原木、竹编、砖瓦、金属板等材质传达建筑的不同意境与文化；要懂得以中国绘画中“留白”的手法来合理处理建筑空间；要懂得利用留白、利用光影的虚实对比，营造出与建筑物个性气质相得益彰的建筑空间；懂得建筑的隐喻手法，从型到意的隐喻传达手法；懂得提炼地域文化的当代表达方式等等。这些都需要实践积累。建筑师通过向艺术家学习，用艺术思维实现对建筑功能的重构，成为“技术+艺术”的复合型人才。

然而目前，作为用人单位也很困惑，因为受建筑业市场形势的影响，好多学校已经把建筑学作为调剂专业，这导致招来的学生艺术素养慢慢在弱化，因此，我们希望各高校能继续培养出有艺术审美及创作能力的学生。

同时，艺术家在从事建筑创作中，思维模式、理念可能会和建筑师有所不同，艺术设计中常常会“概念先行”，更关注“情感表达”，同时，也需要尊重建筑的环境属性、功能属性及技术属性，还包括满足一系列的技术性规范、标准。这一方面，潘先生非常尊重建筑技术，他会通过了解具体的要求，合理取舍，保证建筑的顺利落地，可以成为其他跨界从事建筑设计的艺术家的榜样。

所以，我理解的艺术家从事建筑设计，不是跨界，而是实现了建筑技术与艺术的边界重构，在建筑创作当中融合艺术的感性思维和建筑的理性创作思维，两者并驾齐驱，进一步实现建筑与艺术的融合，也为建筑与艺术的共生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宁波市继梵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教授级高工章金刚：

跟潘公凯先生今年其实是第二次碰面，第一次是宁波举办的一个设计竞赛，先生当时有参与，我刚好去做评委。那一次见面，我就很震撼——当时感觉先生对自己的作品充满激情，这种激情是很多建筑师身上少见的。先生会用非常投入的方式讲解作品，所以大家都很震撼，没想到一位老先生能对自己的作品有这么高的热情。今天听完主题报告，我还有一个感受：您其实很“建筑师”。您报告中一开始就提到了柯布西耶，没有天马行空地只谈艺术，而是说“艺术是滋养”，并且把柯布西耶的理念讲得非常细致，有些内容，我们在建筑学期刊或书籍里很少看到，比如提到的“防范上升”与宗教观念的结合，这是我们之前很少接触到的视角。

另外，先生讲到建筑中结构与英国巨石阵的关联，这一点从我们常见的建筑学书籍里也很难看到，同样让我很震撼。刚才各位专家已经分享了很多观点，我今天更想有个互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潘先生。

第一个问题：我发现您的很多建筑作品都会设计大型基座，或者搭配水池，请问您“基座”这个设计概念是从何而来？建筑做基座其实有不少先例，比如西方的古希腊帕特农神庙，我们中国汉朝以前的建筑也有大型基座的设计。您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基座设计，虽然具体技术手法可能不同，但这种思路出现频率很高，不知道您的出发点是借鉴西方传统，还是汲取中国传统，抑或是单纯为了解决功能需求？

第二个想请教的问题：看您的绘画作品，比如《残荷》，风格都比较厚重，给人古朴的感觉；但您的建筑作品却在追求灵动，比如瓯窑博物馆高低错落，弥勒博物馆也显得很轻盈。想问问您，是想完全抛开以往在绘画领域的艺术探索，还是认为这些探索与您的建筑创作之间，其实存在传承关系？

潘公凯：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问题，也和我自身的甲方身份有关——我自认为是个比较合格的甲方。一方面是因为我充分相信建筑师：只要判断出建筑师在某个领域比我专业，我就不会随意提意见，避免瞎指挥、添乱；另一方面，我对甲方的功能需求非常了解，因为我负责高校管理工作，而且很早就介入了文化部系统管辖的博物馆、美术馆相关事务，包括文化部美术馆专业咨询委员会，也是我建议他们成立的。以前美术馆馆长、副馆长的培训老师，也都是我帮忙邀请的，所以我非常清楚美术馆、博物馆的实际用途：库房需要多大面积、温湿度如何控制，展柜的温湿度控制标准，光线怎么设计才能不反光（比如油画打光要45度角避免反光），甚至油画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多少适当，我都很了解。可以说，在全中国，关于美术馆、博物馆建筑的专业领域，我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也正因为了解，我想从甲方角度补充一点：现在很多美术馆、博物馆的运营经费非常不稳定，最近半年已经有不少美术馆陆续倒闭。核心问题是运营经费跟不上，这类场馆通常不允许随意售票，即便售票，收入也非常有限；而办一次展览，借展费、保险费都很高，长期入不敷出，自然难以维持。即便像公办的美术馆、博物馆，最终落到文旅局管理。文旅局的经费也很有限。所以我在做甲方时，会向政府建议：比如一个馆计划建4万平方米，我会建议拿出1万平方米到1.2万平方米做商铺。这个比例大概是总面积的1/3，把商铺切割出租给大品牌，品牌越大，场租费越高，用这部分收入补贴上面文化设施的水电费、人工劳务费，大概能覆盖日常经费支出的80%左右。我之所以敢笃定地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有实际经验支撑，所以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我的作品在整体构思和审美感觉上是有一致性的。不能简单用“灵动”和“厚重”来割裂看待——画面呈现的感觉与建筑立体三维的感觉有关联，但表达方式又存在细微不同。比如，建筑虽有灵动的曲线设计，但你能看到部分墙体厚度达到40公分，有的甚至50公分。这么厚的墙体，再加上相应的高度，整体呈现出的厚重感是无法削弱的，即便有灵动的设计，厚重的基底依然存在。

再比如建筑上的弧线，它看起来很灵动，但弧线本身的厚度约20公分，这个厚度是我根据整体感觉确定的。我很清楚，某一段墙体用多少厚度、设计到多少高度，才能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所以无论是“灵动”还是“厚重”，都是相对于建筑立体区块空间而言的——某个区域的尺度一旦改变，“灵动”与“厚重”的感知程度也会随之变化：在小空间区域里，20公分的厚度就会让人觉得厚重；而在大空间区域中，可能需要40公分的厚度才能呈现出同等的厚重感。关于审美层面的这些细节，后续有机会可以再详细交流。

在建筑设计方面，我认为自己有个长处：特别关注建筑三维立体建构给人的审美感受，清楚什么样的尺度会带来什么样的视觉体验。在方案设计初期，我就能对这些尺度有准确把握，这也是我设计过程比较快的原因。我从不会在设计完成后再回头修改，都是一次性设计到位，所有尺度都能准确把握。像走廊的宽度、墙体的厚度、空间的高度，这些并非单纯靠理性推理或感性判断，更多是基于经验积累。之前也跟几位嘉宾提到过，我平时口袋里会放一把卷尺。比如看到某个空间感觉舒适，我就会用卷尺量一量，从地面到顶部的高度是多少；在机场时，我也常去测量不同区域的尺度，机场空间忽大忽小，变化很丰富，我会留意不同高度带来的不同感受，并把这些体验记在心里。

等到我自己做设计时，就能联想到之前积累的经验，比如某座机场某个区域的尺度让我感觉很舒适，我就能准确确定当前项目的对应尺度，心里非常有底。刘刚蓉高工应该也清楚，我们合作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说过“之前设计错了，现在要修改”这样的话，几乎从不需要回头修改方案，因为所有尺度都是经过经验验证的，是准确的。这不是靠推理得来的，而是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厚薄、轻重的判断，都要结合具体空间范围：在某个特定范围里，这个尺度是“厚”；换个范围，可能就需要另一个尺度才能达到“厚”的效果，二者是这样的关联关系。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邬志刚：

很荣幸能参加这次研讨会，感谢潘公凯先生带来的启发。从我们求学的年代开始，就深受八九十年代大师云集的时代影响，那段时期对我们影响深远，当时的大师们会向我们讲解结构与建构的知识。而今天，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机会又多了一份，因为潘公凯先生为我们带来了艺术视角下的全新视觉体验。

回过头看，我们当年对八九十年代的大师们充满崇拜，其实潘公凯先生的年纪，与八九十年代那些大师崭露头角时的年纪颇为相仿。我想，潘公凯先生是在深耕艺术领域多年之后，才在宁波等地开展建筑实践，为我们带来了艺术角度下的建筑师视觉体验。现在看来这个时代比较特殊。八九十年代是大师云集的时期，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普利兹克奖得主，大多在当时推出了影响整个时代的建筑作品。再往前追溯，便是现代建筑的萌芽时期，比如三四十年代密斯的作品；二战后，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到八九十年代又达到一个顶峰。

潘公凯先生的年纪与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大师们相近，只不过您当时选择了深耕艺术领域，并未在建筑界过早显露，而是蛰伏了二三十年，如今才在建筑领域发力。我觉得当下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八九十年代世界在经济、政治、艺术领域达到高峰后，只有中国在建筑建设的体量上实现了极大推进。在质量层面，尤其是建筑行业领域，我认为当前是一个特殊且关键的阶段。现在我们开会时，每每提到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其实房地产业与建筑学关联并不紧密，但建筑业与我们的专业密切相关，因为建造环节与从业人员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建筑。比如几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在中国开展实践时，运用乡土手法，让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之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认为我们应当珍惜潘公凯先生的实践成果——您在短短4个月或极短时间内，以手工方式（请允许我这样表述，当然也有不少建筑工业技术的加持），完成了如此大型且在艺术上极具成就的建筑作品，这样的案例未来或许很难再出现。我个人认为，中国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未来可能会逐渐减少，手工建造方式终将被建筑工业的机器替代；未来的建筑形式，以及宁波建筑史上，弥勒博物馆这类大型手工建造的建筑，或许会成为特例。而且未来建筑规模可能会缩小，手工建造手法也可能逐渐消失，所以今天论坛探讨的话题，更值得我们珍惜。

以往中国建筑常追求宏大叙事，而未来这种宏大叙事，必然会被鲍诗度教授上午提到的“人本尺度”“人性化设计”所替代。今天听完潘公凯先生的讲座，我觉得自己需要跳出以往“以结构、建构为核心”的思路，开拓新的方向。如果有机会，我未来的建筑实践，会更多融入手工建造的温度，向小尺度、手工化的方向发展。

比如早年我们去法国参观博物馆时，一定会去卢浮宫、奥赛博物馆欣赏古典油画，那些作品中极为细腻的手工质感，如今似乎正被现代主义的概括与写意风格替代。而中国的水墨画，以宣纸为载体，其最高妙之处在于“一次成型”，这对西方油画而言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中国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领先世界数千年的艺术形式。

在这片土地上，中国人充满智慧，我相信中国建筑业必将迎来高水平的复苏，而潘公凯先生无疑为我们呈现了优秀的示范作品。今年我将重新回到宁波大学教书，宁波大学的教学楼给我带来了很大震撼，不仅因其体量，更因为潘公凯先生设计了大量公共空间，为师生提供了深度交流或静心冥想的场所。

接下来，我们计划带师生在这些空间里开展搭建活动。我注意到教学楼的架空层设计非常出色，那里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如同一个“庇护所”，未来一定能在此开展丰富的师生学术活动，我也希望能参与其中。

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方继立：

我与潘公凯先生在潘天寿文化传承与发扬方面一直有一定渊源。早在1998年，宁海当时只有潘天寿故居，后来有个项目招标，我负责设计了潘天寿广场。当时没建艺术馆，只是围绕广场规划了一些办公与商业建筑。到2010年左右，当地对潘天寿文化更重视了，想建潘天寿艺术中心，便先在原有基础上改造了一个临时艺术中心，计划未来有资金后再新建；而如今我们看到的、设计极为精美的潘天寿艺术中心，正是潘公凯先生的作品。

其实，潘天寿文化价值通过美术馆这类载体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天主要是学习潘公凯先生的建筑作品，各位专家的评价也让我受益匪浅——非职业建筑师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职业建筑师提供了更自然、更松弛、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尤其在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上，做得更为到位。

建筑兼具艺术人文与技术双重属性，我们接受的教育更多偏向技术性。注册考试甚至将美学转化为技术性知识传授，工作中也难免受制度流程的约束。但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建筑最终要回归文化与哲学层面。潘公凯先生之所以能快速产出众多优质作品，核心在于他的综合素养——美学积累、人文积淀与价值观的支撑。事实上，优秀的建筑未必能通过传统教育体系批量培养，很多建筑大师也并非科班出身，今天的交流让我看到了建筑创作的不同路径。

跨界融合本就符合建筑的属性，因为建筑本质上是大众艺术。现在建筑师的专业话语权有所减弱，这未必是坏事——多元评价体系的形成，对行业发展是有利的。如今不少设计事务所会考虑不同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才融合，有时与非技术教育背景的从业者合作，反而能碰撞出更好的创意。不过，建筑师掌握的知识过多、需要遵守的规范过细，有时反而成了一种“束缚”，会限制思考维度与探索空间，懂得越多，反而越难突破创新。就像“带着镣铐跳舞”，但在构思创作阶段，不能先自我设限。未来，跨界模式在方案创作领域会越来越普遍。

但今天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潘公凯先生这样的大师跨界投身建筑，AI技术又不断发展，加上行业形势下行，我们职业建筑师该如何定位？自身价值又体现在哪里？我想，或许我们的定位需要转变：建筑师不应只追求实现个人创作梦想，更要助力实现他人的需求、社会的愿景与城市的精神价值。在建筑师负责制的框架下，我们更像“导演”——统筹各专业力量，共同完成优质建筑。同时，要进一步提升人文关怀，就像鲍诗度教授提到的城市家具，需在细节上体现人性化设计。未来不必执着于宏大叙事，可更多聚焦小尺度设计，把以往没做到位的细节打磨好。潘公凯先生对自己的创作有更高要求，即便已做多个方案，仍会追求更优效果。我们在项目落地过程中，也应保持这份坚持，提升作品完成度——缩小效果图与实景的差距，让设计想法真正落地。

最后，祝愿潘公凯先生有更多建筑作品落地呈现。正如周榕所说：希望您能凭借自身的能量与影响力，在城市设计、美学传播、建设机制改革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浙江高专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徐欣：

倾听各位专家的讨论后，我特别想分享两点学习体会：

第一是潘公凯先生作品中体现的“自我突破”精神。1998年宁海潘天寿广场项目时，我们只能用商业空间包裹文化功能；2010年看到临时艺术中心时，我就曾思考：何时才能拥有真正的文化殿堂？直到您设计的潘天寿艺术中心落地，我才深刻理解文化表达需要量变的积累。但更让我震撼的是您的工作方式——在弥勒博物馆项目现场，您给我们展示过被推翻的七稿方案模型。这种不断推翻重来、追求极致的勇气，在职业建筑师中极为罕见，尤其对于您这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言，更显难得。

第二是作品中蕴含的“自然融合”的在地智慧。昨天参观弥勒博物馆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建筑不仅是空间载体，更是您水墨长卷《残荷》的立体转译，其中，建筑如写意，白色混凝土曲面如同宣纸上的飞白，灵动而富有层次；结构似笔法，400米长挑檐的弧线恰似枯荷茎秆的顿挫，兼具力量与韵律；光影即墨韵，镂空经文幕墙上投下的斑驳光影如同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充满东方意境。这种将绘画语言转化为建筑语法的能力，源于您对场地的深度阅读。得知项目选址后，您用三天时间徒步丈量场地每一处等高线，详细记录所有原生植被的分布——这种沉浸式的场地调研方式，让我们这些习惯用无人机测绘的职业建筑师深感汗颜。

最后，我想呼应周榕教授的观点：在AI逐渐替代技术工作的时代，“手工温度”才是建筑师的核心价值。您在弥勒博物馆中设计的那些需要工匠手工打磨的曲面模板，那些必须人工精准定位的经文阴刻，恰恰是无法被参数化设计取代的碳基文明基因，承载着建筑最本真的人文温度。期待看到更多潘公凯先生的艺术建筑实践。您用行动证明了“功夫在建筑外”——深厚的文化积累远比单纯的软件技能更重要。

研讨会现场。

跨界与创新建筑创作实验学术研讨会

时间：2025年8月26日

地点：宁波市城市展览馆

主办：宁波大学

承办：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协办：宁波市城市展览馆、宁波大学潘公凯建筑与城市设计研究中心、潘公凯文艺大师工作室、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展示规划专业委员会

出席会议的学术嘉宾：

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潘公凯；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李存东；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翔宁；

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鲍诗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时代建筑》主编支文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祁嘉华；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首席策划、编审吴宇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周榕；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局长、党组书记、一级巡视员孙义为；

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方继立；

浙江高专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徐欣；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邬志刚；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刚蓉；

宁波市继梵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章金刚。

出席会议的领导：

宁波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李伟平；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赵艳莉；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戴涛；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保障中心（宁波市城市展览馆）主任袁栋；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韩雯琛。

文字整理 | 曹盛盛 姚强 图片拍摄 | 周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