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榆翔

当有人惊呼《山海经》仿佛穿越了整个宇宙，甚至试图把它解释为以某种“世界中心之山”为轴线的星际叙事时，我更愿意把这种震惊理解为一种古老文明在当代重新苏醒的回声。那声音从地层、陶片、祭坛、河道、山川与人类最早的恐惧之中缓慢渗出，带着五千年前的泥土气息，也带着尚未熄灭的星光余温。古老文本之所以在今天重新震动我们，是因为它们保存了人类最初面对世界时的惊惧、敬畏、迷惘与追问。那些追问并未随科学进步而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潜伏在现代人的精神深处。

《山海经》从来不只是一部关于奇兽、异人、神山与远方的书。它更像是早期人类以山川为文字、以海洋为边界、以神话为坐标绘制出的一张精神宇宙图。昆仑、海外、荒北、流沙、扶桑、若木，并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人类试图理解世界边界时发出的第一批精神信号，介于历史与梦境之间、部族迁徙与宇宙想象之间、自然观察与神圣叙事之间。《山海经》的伟大，不在于它能否被现代地理学逐一校准，而在于它以一种碎片化、图谱化、开放性的方式，保留了早期中国文明观看世界的原始结构。

如果说希伯来神话以“创世”“洪水”“方舟”“律法”“流亡”“应许之地”构建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关系，那么《山海经》则以“山”“海”“神”“兽”“异域”“灾变”构建了人类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互感关系。前者强调人与独一神之间的伦理秩序，世界被置于创造、律法、审判与救赎的线性结构之中；后者则强调人与山川、异类、神灵、方位之间的宇宙联系，呈现为万物共生、神灵游弋、边界不断移动的混沌现场。一个把世界解释为神圣意志的展开，一个把世界呈现为一场没有终场的生命聚会。

这并非二者之间存在高下之分，而是它们以不同方式回答了同一个古老问题：人类如何在不可知的世界中安放自身？所谓“互照”，不是历史源流意义上的相互证明，而是指不同文明在相似生存困境与终极追问中，形成了可以彼此映照的精神结构。它们像两面遥远的古镜，一面照见山海之间的万物有灵，一面照见荒漠与洪水之中的律法之光。

神话从来不是凭空生长。它的根系深埋在泥土、陶片、骨骸、祭坛与层叠的地层之中。《山海经》所载的“众帝之台”——共工之台、帝尧之台、帝喾之台、丹朱之台——曾长期被视为荒诞传说。然而，近现代考古学在辽西牛河梁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年的女神庙与大型台基，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揭示出与天文观测相关的建筑遗迹，在浙江良渚发现了规模惊人的祭坛与水坝系统。这些遗址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山海经》的直接证据，但它们提示我们：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国家形成阶段，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过高度复杂的祭祀、观象、水利与权力空间。神话不是空中楼阁，它是早期文明经验在漫长口传、记忆与象征化过程中的精神沉积。每一块沉默的石头，都可能是一句尚未被完全破译的祈祷；每一处祭坛的残基，都可能保留着早期人类把自己安放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努力。

希伯来神话的另一端，也同样可以在两河流域、埃及与迦南文明的交汇处找到深层背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洪水故事与《创世记》中的诺亚方舟存在明显的母题关联，迦南地区的邱坛文化、赫梯与乌加里特文献中的神谱传统，都说明希伯来神话并非在真空中诞生，而是在西亚古代文明复杂的交流、冲突与重写之中逐渐成形。每一种伟大的宗教叙事背后，都有更深的文明河床。

在所有神话母题中，洪水是最具全球性的精神符号。希伯来传统中的诺亚方舟，是一次道德审判之后的生命拯救。大地因强暴而败坏，洪水成为审判，方舟成为恩典的容器。洪水退去，彩虹为记，人类与上帝之间建立起契约化的关系。故事的核心是罪、审判、拣选、服从与救赎——诺亚不是以人的力量治理洪水，而是以服从进入方舟。

《山海经》与中国上古传统中的洪水叙事，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逻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里没有唯一的义人，没有拯救万物的方舟。鲧盗取天帝的息壤试图以人力堵住洪水，他失败了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但禹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改堵为疏，导九河、定九州。这里没有从天而降的方舟，只有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意志；没有以撤离世界来保存生命，而是在灾难现场重新组织世界。

同样是洪水，希伯来传统选择了“顺从—拯救”的模式，中国上古传统选择了“抗争—治理”的模式。诺亚通过服从进入新的契约，大禹通过承受牺牲和持续实践重建人间秩序。一个指向信仰的垂直升华，一个指向实践的横向展开。希伯来神话把洪水转化为伦理审判，中国上古神话则把洪水转化为政治秩序与人间治理的起点。而在更深处，洪水从来不只是水文现象，它是混沌对秩序的反扑，是文明对自身脆弱性的终极恐惧。每一次洪水故事的讲述，都是人类在向自身确认：灾难可以摧毁房屋、田野与王朝，却不能彻底摧毁人类寻找秩序的能力。

比较神话学中最迷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有的文明走向多神，有的文明走向一神？《山海经》的世界是众神共存的生态场域。帝俊、黄帝、炎帝、西王母、刑天、夸父、精卫，这些神灵有性格、有恩怨、有失败、有死亡。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保留着死亡与神秘权力的原始面貌；刑天被斩首后“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成为不屈意志的象征；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则像一个微小生命面对无穷灾难时的永恒抗争。在这里，神与兽、人与神、自然与灵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神圣是在世界内部不断变形、流动、生成的。

希伯来神话则逐渐颠覆了这一图景。耶和华不是众神之一，而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位神不居住在自然之中，而是超越自然之上；不与山川、星辰、海洋共享神圣权力，而是作为唯一的创造者、审判者和立约者存在。这是一种从自然万灵到超越一神的巨大转向。自然不再自身即神圣，而成为被创造、被管理的世界；人也不再只是万物关系中的一环，而成为被呼唤、被立约的伦理主体。

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这两种模式对应着人类体验神圣的两种基本方式：一种通过“遍在”体验神圣，山川草木皆有灵，宇宙本身就是神殿；另一种通过“超越”体验神圣，真正的神圣在彼岸。前者强调共生、变形与感应，后者强调服从、契约与救赎。《山海经》的世界更像一片不断生成的精神森林，而希伯来神话的世界更像一条朝向审判与应许推进的历史道路。

然而，当我们潜入神话的深层结构时，又会发现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山海经》中有“帝”这样一个趋向于最高神格的模糊概念；希伯来传统中也保留了大量自然显现的神圣意象。差异是真实的，但差异之下的共同追问更加深刻：人类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触及无限？如何在看得见的山河、火焰与星空之中，感受到不可见的秩序？

当我们把昆仑、须弥、奥林匹斯、锡安等圣山意象并置时，必须保持学理谨慎——它们并非同一源流，也不能简单等同。但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看，它们都承担着“宇宙中心之山”的象征功能：连接天与地、神与人、秩序与混沌、可见与不可见世界。不同文明以不同名称命名中心，却都在寻找一个可以把世界重新组织起来的精神轴线。洪水神话遍布两河流域、希伯来传统、印度、中国乃至美洲；圣山崇拜出现在昆仑、须弥、奥林匹斯、锡安与安第斯；神鸟、太阳、巨人、蛇、龙、树、舟、洞穴这些母题不断在不同文明中回响。神话母题的相似，可能来自古代文明之间的传播，也可能来自相似生态压力下人类心灵所产生的相似想象，更可能来自人类集体意识深处对于生死、灾难与宇宙的共同反应。

《山海经》不是孤立的中国奇书，而是世界神话谱系中极为独特的一座东方高峰。它不以线性叙事讲述一个民族的起源，也不以单一神祇统摄全部世界，而是以碎片、图谱、方位、物种、异域建构了一个开放式的宇宙档案。它不像《圣经》那样把历史推向救赎，也不像《荷马史诗》那样把英雄推向战争，而是把人放置在一个比人更古老、更辽阔、更危险也更神秘的世界之中。这恰恰是《山海经》的现代性。

今天，当技术文明把卫星送入太空，把算法植入生活，把人工智能推进到人类伦理结构的核心时，我们突然发现，《山海经》并没有远去。那些异兽，像是人类对未知生命形态的早期想象；那些远国，像是全球文明之间最初的隐喻；那些灾变，则像今天气候危机、技术失控与主体性危机的远古回声。当现代人坐在屏幕前阅读星系图像与基因图谱时，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开神话的处境。我们只是把古人仰望星空时的惊惧，转移到了望远镜、服务器和深空探测器之中。

所谓神话，并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未来的种子。当人类越现代，越需要重新理解神话。科学解决的是世界如何运行，神话追问的是人为什么存在。科学把宇宙拆解为数据与公式，神话则把宇宙重新缝合为命运、诗意与精神结构。科学让我们看得更远，神话则提醒我们为何出发。技术能够让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却不能自动赋予人类使用这种能力的智慧。算法能够模拟语言，却不能替人类承担存在的重量。

这并不是要让神话取代科学。真正成熟的现代精神，应当既尊重科学的理性边界，也理解神话的精神深度。我们不必把《山海经》简单解释为外星地图，也不必把希伯来神话仅仅理解为宗教教条。它们更像人类文明早期的两种巨大呼吸：一种从东方的山海之间升起，一种从西亚的荒漠与洪水中传来。它们共同说明，人类一直生活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一直在用故事抵抗虚无，用神话保存记忆，用诗性想象为文明寻找中心。

所谓宇宙，不一定只在遥远的银河深处。宇宙也可能隐藏在一座山的名称里，一条河的迁徙里，一只神鸟的飞翔里，一个民族对灾难的讲述里。《山海经》的伟大，在于它让我们看见：古老中国早已把山川、星辰、异域、神灵与生命共同纳入想象体系。希伯来神话的伟大，则在于它把灾难、流亡、律法与救赎组织为一种严峻的历史意识。两者相隔遥远，却在最深处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有限生命中触摸无限，如何在灾难之后重新开始，如何在不可知的世界中建立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从《山海经》到希伯来神话，从诺亚方舟到大禹治水，从吉尔伽美什寻找永生到现代人类探索太空，世界文明其实一直在重复同一个史诗命题：我们从洪水中幸存，却从未真正摆脱洪水；我们走出神话，却始终需要神话；我们仰望星空，却仍然要回到大地。人类所有的文明努力，或许都可以被理解为在洪水之后重新命名世界，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秩序，在黑暗之中重新点燃火焰。神话不是文明幼年时期的错误知识，而是文明在黑暗中保存自身意义的第一种方式。

山海不是终点，山海是人类精神出发的地方。神话不是迷信，神话是文明在黑暗中点燃的第一束火。今天的我们，正站在新的洪水之前——技术失控、生态危机、精神空洞、文明撕裂共同涌来的时代洪流。我们需要科学，也需要制度，需要技术，也需要伦理，但我们同样需要那些能够帮助人类重新理解自身的古老故事。因为未来并不只属于技术，也属于那些仍然能够听见远古回声的人。

经上记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而，在那似乎没有新事的世界里，人类却一次又一次地用神话创造着从未有过的事物：意义、希望，以及在大水之后仍然选择活下去的理由。

2026年6月19日

成都麓湖

作者简介

​傅榆翔，国际当代艺术家、独立作家、文化观察者，长期从事油画、雕塑、公共艺术与跨文明写作。其艺术与文学作品以诗性语言穿梭于历史、神话、地理与未来之间，在文明裂缝中打捞记忆的回声，持续追问人类精神的原乡与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