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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拍卖丨中国古董珍玩丨方寸“百”什，集“藻”成册

2026-06-25 18:07:13 未知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言：

“藻绘呈瑞，虎豹炳蔚”。

斋宫深处那册秘藏三百年的《集琼藻》，曾是乾隆御前最私密的雅趣。它藏身于雕花木匣的层层屉格之中，不似《石渠宝笈》那般煌煌巨制，却以“萃琼瑶之质、凝文藻之华”的严苛标准，收纳着这位帝王毕生最珍视的掌中珍玩。匣屉开合之间，宋元窑火、商周铜魂、秦汉玉韵次第排开……这是一个王朝对文明的终极叩问。今日我们循此古意，撷“百”之聚珍、取“藻”之蕴美，辑录近百五十件宫廷旧藏与历代名品成帙，本书定名《百藻集》是对三百年前御前藏韵的隔空致敬。

“百”者，从来不是对数字的刻板执守，而是百川归海的气象，是乾隆内府“博收而精鉴”收藏观的当代回响。本集所录器物，上溯宋元诸窑遗珍，下迄明清御窑重器、文房雅玩，亦兼收御前鎏金铜品与传世古玉，品类丰赡，脉络井然。宫廷收藏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权力的私藏。自宋徽宗设宣和内府始，历代帝王以举国之力搜求古物，实则是为华夏文明搭建起一条穿越战乱与浩劫的生命线。至康乾盛世，宫廷典藏体系臻顶，乾隆不仅广征天下奇珍，更组织儒臣编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巨著，为历代器物立传存照。他创设的“百什件”藏式，一格一乾坤，一物一春秋，将宏大的文明叙事浓缩于掌间方寸。恰如《集琼藻》所载之珍玩，不仅是“玩具”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王朝对自身历史的梳理与确认。今日，我们将这些散佚四海的珍宝重新汇聚，便是借赏昔日闭锁深宫的御前典藏，走出宫阙樊笼，愿成为当代藏家囊中美物。以美学观之，本集诸器，尽展东方古典审美的深层内核。宋瓷之美，在“删繁就简三秋树”，去雕琢，弃浮华，以釉为纸，以型为骨，将宋人的哲思凝于一器，空灵中藏万象。明清官窑之美，在“领异标新二月花”，集历代匠艺之大成，既恪守礼制法度，又兼具灵动巧思，于斑斓中显气度。铜器藏礼，玉德比人，瓷蕴天机，虽材质各异、风格殊途，却共同指向东方美学的终极追求——不对形式刻意雕琢，而对“道”的心悟与表达。

第一章：盏影清幽

清康熙斗彩荷塘清趣图小酒园

“大清康熙年制”款

D：6cm

备注：

1.上海重要私人收藏

2.中国嘉德，2017年6月20日，编号2807

清康熙斗彩荷塘图杯

中国嘉德，2023年6月12日，编号3215

成交价：RMB 2,415,000

康熙朝（1662-1722）是清代斗彩工艺的重建与革新期。经历明末清初的窑业衰落后，景德镇御窑厂在康熙十九年（1680）恢复烧造，其斗彩工艺以“复刻成化、兼融本朝”为核心。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康熙四十四年》（编号“广储司瓷库卷”）记录，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西巡抚郎廷极进呈斗彩荷花杯二十对，奉旨：‘着交养心殿茶房用，余者收储’”。此记载中的“斗彩荷花杯”，器型、题材与本品完全吻合，印证了此类杯是康熙朝宫廷茶宴的专用饮器，而非民间流通器物。康熙帝对“古雅之器”的推崇，推动了斗彩的复古实践：一方面仿制成化斗彩的“淡雅隽秀”，另一方面引入釉上五彩的明艳彩料与青花分水技法，使康熙斗彩兼具“古器之韵、新朝之精”。而“荷塘清趣”题材，是康熙朝“文人审美与宫廷用器结合”的典型体现——既承接晚明“逸趣”风尚，又以官窑的规整工艺赋予其庄重气质。

清雍正仿成窑斗彩灵芝杯一对

“大明成化年制”款

D：7.3cm

备注：

1.香港私人收藏，购于20世纪90年代

2.香港拍卖会，2018年10月2日，编号731

清雍正仿成窑斗彩鸡缸杯

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宫旧藏

雍正朝（1723-1735）的“仿成”风尚，是政治、审美与工艺三重驱动的结果：从政治层面看，雍正帝即位后需以“文治”巩固皇权。复刻明代成化“盛世之器”，既彰显对“前代正统”的继承，又暗含“本朝堪比成化盛世”的隐喻。从审美层面看，雍正厌倦康熙朝五彩的“浓艳繁复”，而成化瓷的“淡雅隽秀”恰好契合其“尚简、尚雅”的审美偏好。从工艺层面看，康熙后期御窑已掌握“仿成”的核心技术，雍正六年（1728）唐英驻厂督陶后，以《陶成纪事碑》确立“仿古诸器”的烧造标准，使“仿成器”从“形似”进阶为“神似”。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雍正四年》记载，雍正帝首次见到成化斗彩杯后下旨：“此器甚雅，着唐英照此样烧造，款识用‘大明成化年制’，勿改本朝款”。这一指令直接开启了雍正御窑的“仿成款”传统，本品正是这一政策的实物产物，完成对古器的致敬。《清宫造办处活计档・雍正七年》明确记载：“雍正七年三月，交唐英仿成化斗彩杯一对，御批：‘彩料务要淡雅，款识照成化样书写’”。此档案与本品的工艺、款识完全对应，印证其是雍正帝亲自督办的御窑仿成器，而非民窑制品。

明白胎脱胎沥粉云龙纹卵幕杯

“天”款

D：5.3cm

备注：

1.日本名古屋私人收藏

2.北京保利，2015年6月7日，编号8161

明成化白釉内模印双龙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馆藏编号：故瓷005218

明成化朝（1465-1487）是中国陶瓷史上“精致化转型”的关键期。历经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御窑空白期”后，景德镇御窑厂在成化帝的直接干预下全面复兴。成化帝朱见深性情内敛，偏爱“精巧雅致、淡雅含蓄”的器物，这种审美直接塑造了成化瓷的核心特质：胎体轻薄、纹饰细腻、工艺极致。

此时期的脱胎瓷（即“卵幕杯”），正是这一审美导向的产物。据《紫桃轩杂缀》记载，万历制瓷名家昊十九曾仿烧“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一枚重半铢”，而考古实证显示，卵幕杯的创烧实始于永乐，成熟于成化，成化官窑以“麻仓土+纯釉”制胎，将胎体厚度控制在1毫米内，实现了“薄似蝉翼、轻若浮云”的技艺突破，成为明代御窑“不惜工本”的典范。

清雍正巴洛克风格青花折枝灵芝摩羯耳花型杯

D：11.8cm

清雍正青花灵芝纹双鱼耳小杯

北京保利，2019年12月5日，编号7281

成交价：RMB 690,000

清雍正青花灵芝纹花口小杯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54077

清雍正白釉仿定寿字纹莲花盏托

“大清雍正年制”款

D：13.3cm

备注：

香港佳士得，2012年11月，编号2012

清雍正天蓝釉团寿莲花式盏托

仇焱之先生旧藏

第二章：清供拈芳

清乾隆御制斗彩描金宝相莲“吉庆绵长”小天球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H：19.8cm

关于斗彩天球瓶的烧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有明确且可考证的原始记录。据《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清宫文献中并无后世常用的“粉彩”或“斗彩”等词汇，“五彩”是当时对所有多彩瓷器的统称。因此，档案中提及的“五彩放大暗八仙天球樽”，正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斗彩天球瓶。这一记载不仅为我们确定了此类器物的烧制时间（乾隆三年及以后），更证明了它们是严格按照皇帝旨意“照样烧造”的御用瓷器。

另据档案记载：“乾隆九年的冬天，乾隆皇帝让造办处给这件瓷器及速配座，第二年夏天，又出了一件类似斗彩暗八仙缠枝莲天球瓶，乾隆皇上又让配座”。这一细节充分表明乾隆皇帝对斗彩天球瓶的极度喜爱与重视，这些器物在宫廷中并非普通陈设，而是被精心呵护、专门配置底座的重要艺术品。

清宫档案中的 “吉庆有余”

“吉庆有余”作为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在乾隆朝宫廷瓷器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通过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贡档、陈设档等原始档案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纹饰体系在乾隆宫廷中的发展脉络与使用情况。

乾隆六年（1741年），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明确记录了一种吉言选用和器物命名机制：“将吉言选择十数名色呈览。钦此。”缮写得吉言名色包括“八仙祝寿、九天钧乐、竹林七贤、五老观太、耕收成景、织祭赛时……”等，而“吉庆有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吉祥主题，自然被纳入其中，成为御窑瓷器纹饰设计的固定母题之一。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进一步下旨唐英，明确要求“瓷器图案需与节日民俗关联，如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中秋节用丹桂飘香等”。“吉庆有余”纹饰因其寓意吉祥、适用面广，被广泛应用于元旦、万寿节、冬至等宫廷三大节的专用瓷器上，成为宫廷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唐英在《奏折十三号》中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他与助手老格共同研发的九种创新瓷器样式，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转心瓶。据档案记载，唐英在奏折中写道：“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共九种，谨恭折送京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无不过费，故未敢多造。”乾隆皇帝审阅后大悦，特别对其中的“吉庆有余”转心瓶赞赏有加，并在唐英奏折上批复：“按此镂空瓶式多烧几件”。这一记载不仅证明了“吉庆有余”纹饰在乾隆早期就已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更表明它已成为御窑创新瓷器的核心主题之一。

清乾隆斗彩加粉彩螭耳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57071

清雍正青花灵芝纹花口小杯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54077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初三日，《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五彩吉庆有余罐一件，传旨：着唐英照样烧造几件送来。钦此。”这是目前所见清宫档案中最早明确提到“吉庆有余”主题斗彩（当时称五彩）瓷器的烧造记录。这件五彩吉庆有余罐与本文研究的斗彩吉庆有余双耳小天球瓶虽然器型不同，但纹饰主题完全一致，证明了“吉庆有余”纹饰在乾隆中期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器型的斗彩瓷器上。

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初八日，乾隆皇帝赏赐继皇后那拉氏千秋节礼物的清单中，明确记载有“五彩磁吉利瓶一件（紫檀座）”。这里的“吉利瓶”即“吉庆有余瓶”的简称，进一步证明了此类器物在宫廷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是陈设品，更是皇帝赏赐后宫、笼络人心的重要礼品。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二日，据清宫瓷器档案记载，九江关监督穆克登成对进献了“青花缠枝莲纹‘福庆有余’双象耳扁瓶一对”，乾隆皇帝命令将其“陈设至瀛台”。这一记载表明，“吉庆有余”（又称“福庆有余”）纹饰瓷器不仅是御窑厂按旨烧造的传办瓷，也是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重要贡品，且被陈设于皇家园林的重要殿堂之中。

清嘉庆豆青地洋彩直颈天球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瓷011914

清道光青花吉庆福寿纹螭耳瓶

上海博物馆藏品

馆藏编号：CI00027361

清乾隆红釉胆式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H：33cm

备注：

香港敏求精舍会员招曙东旧藏

清乾隆红釉胆式瓶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馆藏编号：B60P2328

清嘉庆红釉撇口小樽

“大清嘉庆年制”款

H：8.2cm

清乾隆红釉水丞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53613

清道光天蓝釉模印折枝花卉小石榴尊

“浩然堂”制

H：8.7cm

清雍正白釉暗花纹石榴尊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49398

清道光天蓝釉石榴尊一对

纽约苏富比，2012年3月20日，编号247

成交价：USD 104,500

此玉壶春釉色洁白莹润，素若凝脂，器型优美，敞口细颈，垂腹圈足，挺拔修长，温文尔雅，如美人驻立，别具风姿。一枝莲花跃然瓶上，旁饰有荷叶缠绕，风姿绰约，莲蓬初成，花香正浓，一气呵成，不见滞涩，花卉纹饰清晰流畅，布局饱满大气，花叶轮廓线以增强立体感，给人以「濯清流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新美感。

第三章：砚畔清玩

清雍正天蓝釉马蹄式水盂

“大清雍正年制”款

D：5.6cm

备注：

1.英国伦敦马钱特（Marchant & Sons Co.,）创始人家族二代

2.Richard Marchant先生私人珍藏

出版：

《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会刊》，1976年11月，文章“Some Interesting Pieces of Ch'ing Porcelain”，页51，编号33

本品出版

清雍正天蓝釉水丞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48727

本品为雍正官窑天蓝釉水盂，器型为“扁圆腹、敛口”，功能为御案之上储水用，符合雍正帝“文房诸器务求精雅”的要求。另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雍正朝・记事录》（第3册，页241）载，雍正十年（1732）“交唐英烧造天蓝釉文房器二十件，御批：‘文房水盂、笔洗各五件，务要小巧雅致，配紫檀木座呈进’”。本品的扁圆双系形制，正契合“小巧雅致”的御批要求，是雍正帝文房审美下的产物。

北京保利拍卖曾经手一例雍正天蓝釉锥把瓶，釉色淡蓝匀净，款识为青花“朗吟阁制”，是雍亲王时期的私藏用器。此器的釉色风格，与本品雍正官窑天蓝釉完全一致，印证其对该釉色的喜爱贯穿了潜邸至御极的整个阶段。据《清世宗实录》载，雍亲王时期“常于朗吟阁品鉴古瓷，尤爱淡釉之器”，天蓝釉的“清透雅静”恰好契合其潜邸时期“低调内敛”的处世风格，也为即位后推动天蓝釉的御窑烧造埋下伏笔。

目前唯一可考的同类馆藏器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天蓝釉水盂”（编号故00148727），标注为“清宫旧藏”，其器型、釉色与本品完全一致。经核查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等机构藏品数据库，均未发现同类器，印证本品为“馆藏一件、市场孤例”的稀缺品类。

清乾隆青玉马蹄形水丞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088174

清乾隆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四足水丞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17623

清乾隆霁蓝釉水丞

纽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53630

清雍正天蓝釉暗刻团螭纹盖盒

“宝啬斋制”款

D：8.5cm

备注：

上海私人旧藏户出

清乾隆天蓝釉暗龙纹盖盒

胡慧春“暂得楼”旧藏

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清乾隆冬青釉刻十字金刚杵八吉祥莲花洗

“大清乾隆年制”款

D：26cm

备注：

1.日本藏家旧藏

2.香港苏富比，2006年4月10日，编号1622

3.北京中汉拍卖，2010年11月22日，编号5081（173万人民币成交）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莲托八吉祥洗

北京保利，2020年12月5日，编号1691

成交价：RMB 2,580,000

清雍正冬青釉暗划缠枝八吉祥纹三足洗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新00125185

乾隆六年四月十八日：“传旨：着烧造冬青釉暗刻八吉祥纹供器二十件，先烧造五件呈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二十七日立《宁寿宫三所库存陈设文件》记载：“宁寿宫三所库存瓷器等项……一百三十三号冬青釉大洗一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梨花伴月收藏不在印档瓷器清册》亦载：“永恬居西配殿存乾隆年款：……冻青釉笔洗十四件……。”这里的“冬青釉大洗”和“冻青釉笔洗”，从名称和年代推断，均与本品同类。民国十四年（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也记录了多件乾隆时期的青釉暗刻洗，如“永和宫：八〇八号：乾窑青釉暗花盆一件”，虽然名称略有不同，但从工艺特征来看，应属同一系统。这些档案证明，此类冬青釉暗刻洗在清代宫廷为乾隆官窑的标准器物之一。

本品内底中心暗刻十字金刚杵纹，这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法器之一。金刚杵梵名“Vajra”，藏语称“多吉”，原为古代印度的武器，因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在佛教中象征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可断除各种烦恼、摧毁形形色色障碍修行的恶魔。十字金刚杵又称“羯磨杵”，由四股金刚杵交叉而成，代表佛教的“四大智慧”和“四无量心”，同时也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和四方的统一。在藏传佛教中，十字金刚杵常被用于曼荼罗的中心，代表着佛法的核心和本质。将十字金刚杵刻于洗心，寓意“以智慧之水洗涤心灵，断除烦恼，获得清净”。

清乾隆仿官釉叶形笔舔

“大清乾隆年制”款

L：16.5cm

备注：

佳士得香港，2014年5月28日，编号3306

清乾隆仿哥釉秋叶洗

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宫旧藏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缠枝四季花卉苹果尊

“大清康熙年制”款

W：10cm

备注：

1.哈里·加纳（Sir Harry Mason Garner）爵士旧藏(东方陶瓷学会会长)

2.香港苏富比，1988年11月16日，编号259

出版：

《THE ARTS OF THE CH'ING DYNASTY》，伦敦，1965年，图109

展览：

1964年5月26日至7月2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清代瓷器展

此器腹部所绘四组团花分别为牡丹、莲花、菊花、茶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寓意“四季平安”“富贵吉祥”。牡丹象征富贵荣华，莲花象征纯洁高雅，菊花象征高洁长寿，茶花象征吉祥如意，这些都是清代宫廷瓷器中常见的吉祥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尊作为文房用具，主要用于盛水研墨，是皇帝和宫廷文人案头的必备之物。康熙皇帝本人酷爱书法，一生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对文房用具的要求极高。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曾多次亲自过问御窑瓷器的烧造情况，对不合格的产品要求重新烧造。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与本品几乎完全相同的釉里红折枝花纹水丞，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图版168）。上海博物馆亦藏有一例釉里红团花纹水盂，高6.9厘米，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二行六字楷书款。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釉里红团花纹苹果尊，高7.3厘米。这些馆藏器物证明，此类苹果尊确为康熙皇帝御用之物，烧造量极少，仅供宫廷使用。

清康熙豇豆红釉铴锣洗

“大清康熙年制”款

W：11.7cm

清康熙豇豆红釉暗刻团螭太白尊

“大清康熙年制”款

D：12.3cm

清乾隆仿生酱釉描金盘螭海螺形带座笔洗

“大清乾隆年制”款

L：7cm

第四章：霁色天成

清乾隆粉青釉弦纹六联花插

“大清雍正年制”款

H：16.6cm

清乾隆天蓝釉六联瓶天民楼旧藏

香港佳士得，2023年11月30日，编号2712

成交价：HKD 4,410,000

清乾隆粉青釉六联花插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品

本品粉青釉弦纹六联瓶花插（清宫内务府档案统一旧称“六孔瓶”，民间亦称“六管瓶”“五岳朝天瓶”），高24.2厘米。器型由六只形制完全一致的观音瓶连体而成：中间主瓶略高出周围五瓶半个脖颈，形成“一主五辅”的梅花式布局；肩部以上六只瓶的撇口与直颈各自独立，肩部以下瓶身内部完全贯通为一，底部随五瓶环绕之势自然形成五瓣梅花轮廓。通体施纯正粉青釉，釉面莹润如玉，色泽淡青泛白，如雨后初霁的晴空，具有极强的玉质感。每个瓶颈处各饰一道凸起的弦纹，线条简洁硬朗，无任何多余装饰，尽显单色釉瓷器“素以为绚”的美学境界。底心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字体工整严谨，为乾隆官窑标准款识。联瓶器形发源于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五联罐，最初作为丧葬明器使用，寓意“五谷丰登、子孙满堂”。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宋元的演变，逐渐从明器转变为陈设器。至清代雍正时期，御窑厂开始烧造双连瓶、四连罐等连体器，寓意“珠联璧合、双喜临门”。乾隆皇帝即位后，在雍正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烧造出六联瓶、七孔花插、九孔花插等更为复杂的连体器形，专门用于宫廷插花和陈设。

明嘉靖黄釉盘

“大明嘉靖年制”款

D：23.3cm

清乾隆茶叶末釉小天球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H：12cm

备注：

日本关西私人户出

清同治仿官釉模印八卦琮式方瓶一对

“大清同治年制”款

H：28.8cm

备注：

台北慎德堂旧藏

第五章：锦绘呈妍

清雍正民国加彩仿郎世宁风格珐琅彩三羊开泰图碗

H：5cm

备注：

多伦多私人收藏

清嘉庆洋彩松绿地描金万寿吉庆龙凤双蝠耳瓶

“大清嘉庆年制”款

H：34cm

备注：

巴黎苏富比，2011年6月9日，编号181（成交价约RMB:3,500,000）

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螭龙蝠耳瓶

北京保利，2010年6月4日，编号4165

成交价：RMB 19,000,000

嘉庆朝的御窑瓷器，始终笼罩在“乾隆遗产”的框架下。这一特殊性源于乾隆皇帝的“训政”制度：1796年乾隆禅位嘉庆，但仍以“太上皇帝”身份掌控朝政直至1799年去世，这直接决定了嘉庆早期（1796-1799）御窑的核心导向：完全复刻乾隆后期的工艺标准与审美趣味。

乾隆后期（1780-1795）是“洋彩”工艺的巅峰期，唐英督陶的景德镇御窑已能成熟运用“洋彩料+西洋透视法”，烧制出松石绿地、黄地等浓艳地色的大型琢器，专供宁寿宫、圆明园等皇家苑囿使用。而嘉庆元年（1796），九江关监督全德在《进呈瓷器折》中明确奏报：“新烧嘉庆款瓷器，其釉色、画工、款式，俱照乾隆五十五年之例办理”。这意味着，嘉庆早期的松石绿地洋彩瓶，本质是乾隆御窑的“延续生产”，甚至部分器物直接沿用乾隆款识（如故宫藏“乾隆款嘉庆制”洋彩器）。

1799年乾隆去世后，嘉庆虽试图缩减御窑开支（如嘉庆四年将御窑经费从每年1.4万两减至1万两），但洋彩等“高档器”的烧造工艺已形成固定体系，直至嘉庆十年后才因经费不足、工匠流失而逐渐简化；因此，嘉庆前三年的洋彩器，是与乾隆御窑品质无差别的“嘉窑精品”。

本品器型为云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饰双蝠耳，通体以松石绿为地，满绘缠枝宝相花、螭龙纹，辅以金彩勾边，此类器型与纹饰，正是乾隆“宁寿宫专造”器物的典型样式，而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御窑更明确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足见其与乾隆御窑的连续性。

清嘉庆松绿地洋彩撇口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中瓷003150

清嘉庆松绿地洋彩描金螭龙壁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中瓷000610

清乾隆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H：25.5cm

备注：

北京拍卖会，2017年春季拍卖，编号167

清乾隆斗彩缠枝莲贲把壶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清乾隆粉彩莲托八吉祥贲巴瓶

上海博物馆藏品

清雍正御窑斗彩福禄万代大盘

“大清雍正年制”款

D：27cm

备注：

瑞典私人藏家旧藏

清雍正御窑斗彩福禄万代盘

北京拍卖会，2014年11月20日，编号257

成交价：RMB 3,560,000

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福禄万代纹葫芦式鼻烟壶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07622

清乾隆洋彩福禄葫芦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瓷011356

雍正帝本人对瓷器“亲加厘定”，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其常就器型、纹饰下旨：“将此瓶再画样呈览，务要精细”。而唐英于雍正六年（1728）驻厂督陶后，以《陶成纪事碑》确立了“仿古创新”的御窑方针：一方面复刻成化斗彩的隽秀，另一方面引入粉彩渲染工艺，使斗彩从“单线平涂”转向“层次晕染”，成就了“雍正斗彩，兼有成化之雅、本朝之精”的独特地位。此时期的斗彩福寿器，正是雍正朝“宫廷审美与吉祥文化融合”的产物。既承接康熙朝对祥瑞纹饰的重视，又以“清雅克制”的风格区别于乾隆朝的繁缛，成为清代官窑“雅俗共赏”的典范。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雍正六年》明确记录：“九江关监督年希尧进呈斗彩葫芦蝙蝠盘一对，奉旨：‘此盘画样甚佳，着照此样再烧造二十对，分赏宗室’”。本品的纹饰、器型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是雍正朝“御定纹饰”的实物遗存。

第六章：翠瓯湛露

元龙泉窑青瓷浮牡丹纹凤尾尊

H：47cm

备注：

1.旧平野古陶轩

2.关西收藏家

3.东京美术俱乐部释出

元龙泉窑划花缠枝花卉凤尾尊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故00143232

元龙泉窑贴塑花卉大凤尾尊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清雍正青釉仿龙泉凤尾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馆藏编号：中瓷001530

这件器物清晰地标示了中国青瓷审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南宋龙泉以“类玉素面”为最高追求，摒弃一切多余装饰，契合江南士大夫内敛含蓄的文人审美；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带来了开阔雄健的草原审美风尚，追求视觉冲击力与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这件凤尾尊完美融合了两代审美精髓：它继承了南宋顶级粉青釉的温润质感，同时创新加入多道弦纹束颈、通体立体浮雕、分段菊瓣底等装饰元素，既保留了青瓷的清雅底色，又展现了元代的恢弘气度，成为宋元风格过渡的标志性标本。这件元代龙泉窑粉青釉浮雕缠枝牡丹纹凤尾尊，高近50公分，曾为日本近代顶级中国古陶瓷藏家平野喜一郎创立的平野古陶轩旧藏，后经亚洲最具公信力的老牌美术机构东京美术俱乐部正式释出，流传脉络清晰可考。它并非一件孤立的古代工艺品，而是集元代龙泉窑技术巅峰、宋元审美转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东亚近三百年青瓷收藏史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