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寿山，藏三朝帝王心事；一方朱印，载千年书画风华。

中华玺印，自先秦诞生起便为“信”之载体，至帝王手中，更是皇权与文脉合二为一的信物。清代是中国古代玺印文化的鼎盛期，尤以乾隆朝为最，帝王雅好文翰、热衷鉴藏，内府所制御玺数量冠绝历代。然阅遍清宫遗存，能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连续使用，既有权威典籍完整著录，又将钤迹遍布海内外传世名迹者，寥若晨星。

清 乾隆御用，嘉庆、道光续用“翌太和”寿山石盘螭钮宝玺

径2.3×4.4cm

估价  RMB| 3,000,000-5,000,000

起拍价  RMB 300万

成交价

2026-07-12 西泠拍卖

八征耄念·乾隆帝宝玺专场

本季西泠拍卖重磅登场的清·乾隆御用，嘉庆、道光续用“翌太和”寿山石盘螭钮宝玺，便是其中凤毛麟角的存在。它以寿山石为胎，盘螭为钮，方寸之间藏帝王治世理想，朱痕落处连千年书画脉络，集宫廷典章、金石工艺、书画鉴藏、三朝传承于一身，堪称清代宫廷玺印收藏领域的传世重器。

一、“翌太和”三字里的帝王治世理想

印文“翌太和”三字，并非随意取意的闲章，而是清代帝王治国理念凝练于金石之上的表达。

“太和”二字，源出《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太和”是天地万物、朝政民生的最高和谐境界——天道运行有序，四海安宁无事，政教雍睦，百姓安乐，是历代帝王毕生追求的治世理想。紫禁城三大殿之首以“太和”命名，正是将这一理想具象为王朝的精神符号。

“翌”通“翊”，《说文解字》释为“飞貌”，后引申为辅佐、护持、承续之意。二字相合，“翌太和”便是辅翊太和之境，护持太平之世，既暗含对王朝长治久安的祈愿，也藏着帝王对自身“守成护道”身份的认知。

乾隆一生镌制玺印逾千方，按功能可分为国宝、政务玺、鉴藏玺、闲章等多个品类，“翌太和”便属于帝王专属的书画鉴藏玺，专为钤盖内府所藏历代书画珍品而制。不同于“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这类标识性极强的鉴藏印，“翌太和”将政治理想藏于鉴藏行为之中——每一次落印，既是对书画品级的审定，也是对“太和”治世理念的一次重申。

更难得的是，此玺并非乾隆一朝独用。乾隆驾崩之后，嘉庆帝并未将其封存入陵或闲置内库，而是继续置于御书房，钤用于新入藏的法书名画与先帝御笔；至道光朝，它依旧是内府常用的鉴藏宝玺。一方小玺，三朝沿用，在清代宫廷玺印制度中极为罕见。

究其原因，正在于“翌太和”的寓意超越了帝王个人。若说乾隆刻此玺，是盛世之下对“辅翊太平”的自我期许；那么嘉、道二帝作为守成之君，沿用此玺便多了一层“承续祖业、护持安稳”的深意。三代帝王审美与治世理念的一脉相承，都浓缩在了这方寸许石印之中。

二、清宫造办处的顶级工艺水准

此玺以寿山石琢制而成，印面尺寸2.3×4.4厘米，形制小巧雅致，印钮雕琢盘螭纹，整体气质温润古雅，是典型的乾隆朝宫廷造办处风格。

寿山石与清代宫廷的渊源，始于康熙朝。福建寿山石质地温润凝腻、硬度适中、易于奏刀，镌刻出的印文笔画清晰、钤盖效果佳，且色泽含蓄内敛，兼具文人气息与皇家质感，很快便成为宫廷玺印的首选石料之一。雍正帝极爱寿山石，曾命造办处制作大量寿山石闲章；至乾隆朝，寿山石御玺的制作达到顶峰，据《清代帝后玺印谱》统计，乾隆帝的寿山石玺占其玺印总数近三分之一。清代御玺的制作，有着一套严苛到近乎繁琐的流程，全程由内务府造办处督办：第一步是石料甄选，由福建督抚遴选上等寿山石作为贡品送入内府，质地、色泽、品相均需符合宫廷标准；第二步是画稿御审，匠人先根据石料形状设计印钮样式、由南书房翰林篆写印文，画样与篆稿都要呈皇帝过目，经批示修改后方可定稿；第三步是精工镌刻，由造办处专职匠人制钮、刻字，每一刀都需符合宫廷审美；最后再经打磨、抛光、钤印验收，方可入库使用。

此方宝玺的盘螭钮，正是宫廷工艺的绝佳体现。螭纹是中国古代玺印的经典钮式，自汉代便已盛行，清代宫廷螭钮在继承古制的基础上更显精致。印钮之上，螭龙盘绕回转，身姿婉转有力，肌理刻画细腻饱满，线条圆融流畅，全无俗匠雕琢的火气。刀法古雅精严，姿态灵动却不张扬，恰是乾隆朝“师古而不泥古”的宫廷审美写照。历经两百余年摩挲，印钮表面形成了温润自然的包浆，更添岁月沉淀的质感。

2.3×4.4厘米的印面尺寸，也暗藏讲究。这类小型鉴藏玺，专门用于钤盖书画卷册的边角空隙，既起到鉴藏标识作用，又不会因印面过大破坏画作本身的章法，是内府鉴藏玺的典型规制，体现了宫廷鉴藏特有的审美分寸。

三、三朝递藏，四重权威著录

宫廷文物的收藏价值，核心在于“流传有序、典籍可考”。此方“翌太和”宝玺拥有四重权威出版佐证，从宫廷内府到国际学界，构成了完整、扎实的身份证据链。

第一重，是故宫博物院《清代帝后玺印谱》三朝全录。这套玺印谱是故宫博物院基于清宫旧藏钤本整理出版的权威资料，被视为清代宫廷玺印的“官方档案”。此方“翌太和”同时见于《乾隆》卷一、《嘉庆》卷一、《道光》卷，相当于拥有了三代帝王的“官方身份认证”，确凿证明它自乾隆朝制作完成后，始终存放于内府，历经三朝都处于正式使用序列，从未被废置、赏赐或随葬。

第二重，是《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十四处著录。《石渠宝笈》是清代宫廷最核心的书画著录典籍，被誉为“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之冠”，收录的均为内府最顶级的书画藏品，每一件作品的钤印、题跋、质地都有详尽记载。此方宝玺分别见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共十四处记载，覆盖乾隆御笔、历代名画、宫廷画作等多类藏品，足以说明它是乾隆至道光朝内府鉴藏的常用玺，而非仅供陈设观赏的摆件。

第三重，是《明清画家印鉴》国际收录。1966年，由王季迁与孔达合编、香港大学出版的《明清画家印鉴》问世，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本书始终是全球博物馆、拍卖行与藏家鉴定明清书画、辨识清宫鉴藏印的核心工具书，被称为海外中国书画鉴定的“圣经”。此方“翌太和”宝玺被收录于该书第586页，说明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它就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圈的广泛认可，是公认的清代帝王御玺标准器。

第四重，是海内外馆藏书画的钤印实证。除了典籍著录，它的朱痕还真实钤印在数十件传世书画之上，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对应。从纸质文献到实物遗存，从宫廷档案到国际学术，四重佐证相互印证，让这方宝玺的出身与传承清晰可考，无任何模糊之处。

四、钤迹遍天下，串联半部中国书画史

一方寸许石印，最动人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材质与工艺，更在于它所亲历的历史、所串联的文脉。“翌太和”宝玺诞生两百余年来，随清代帝王阅遍内府珍藏，朱痕落处，皆是国宝级书画，足迹横跨欧亚，遍布全球顶级馆藏，一印便串联起晋、宋、元、清千年书画脉络。

它曾钤于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这件被誉为“中国画史开卷之祖”的东晋名作，是乾隆最珍视的藏品之一，他在卷上题跋钤印无数，“翌太和”便是其中一方。1900年庚子事变，《女史箴图》流散海外，最终入藏大英博物馆，而印泥渗入绢本的朱红印记，成为它清宫旧藏身份永不磨灭的证明。

宋徽宗

写生珍禽图 手卷

27.5×525cm

估价

起拍价

成交价  RMB| 6,171.20万

2009-05-29 北京保利

中国绘画艺术夜场

它曾钤于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作为宋徽宗存世为数不多的水墨花鸟真迹，此画是北宋院体花鸟的巅峰之作，乾隆年间入藏内府，钤满皇家鉴藏玺印。民国时期作品流出宫外，辗转海外私人收藏，每一次公开亮相，“翌太和”的印痕都是判断其传承有序的关键依据。

《圆明园四十景图》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它曾钤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这套由唐岱、沈源合绘的宫廷长卷，完整记录了圆明园盛期四十处景观，是“万园之园”最真实的视觉档案。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套图被掠至法国，如今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印石上的“翌太和”三字，见证过盛世园林的繁华，也印记了文明的劫难。

它还钤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元四家名迹、张宗苍《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丁观鹏《仿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图》、陈枚《耕织图》，钤于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笔《仿宋人梅花诗意图》，钤于天津博物馆藏张若霭《莲塘浴鸭》……从东晋到明清，从北京到伦敦、巴黎、台北，一方小小的寿山石玺，跟着这些书画走过盛世，走过战乱，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却因同一枚朱痕，始终同属于中华文脉的整体。

对于书画鉴定与鉴藏史研究而言，“翌太和”更是一把不可替代的标尺。它的篆法、章法、钤印特征，是判断清宫旧藏书画真伪与年代的重要参照；它的三朝沿用属性，更是研究清代中期内府鉴藏体系传承的实物标本。可以说，读懂这方玺，便读懂了清中期宫廷书画鉴藏的完整脉络。

纵观近年国内国际拍卖市场，清代帝王御玺始终是宫廷文物板块的顶流品类，乾隆帝的田黄、和田玉御玺屡屡拍出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高价。但仔细梳理便会发现，绝大多数上拍御玺都是单朝制作、单朝使用的品类，而像“翌太和”这样乾隆首制、嘉道两代持续沿用、著录完整、钤迹清晰的三朝递藏鉴藏玺，在流通市场中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