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情感是设计的一种特殊本质，设计与情感的讨论，并非只是单纯地探讨设计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而是要通过对理性逻辑的“批判”，显现“感性”不可替代的价值，揭示“情感”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珍贵，并引申出人类设计创造中的感性与理性微妙呈现的此消彼长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讨论设计的“情绪价值”非常复杂：一方面，商业策略与制造“奶嘴效应”共谋；另一方面，技术至上通过设计制造的当代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技术帝国主义的“专制”。需要重新审视设计的共情力，重新展开对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科技等关系的讨论，从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获得挣脱的力量，回到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设计情感、技术专制、批判、美学、人的主体性

在今天这个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不同领域的人都认识到要回到“人的主体性”，意识到人的“情感”的重要，这实际上已经无关哲学或更深的思考，而是人在危险来临时的避险本能使然。因为，如果任由技术“理性”按它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当代世界不知会“狂奔”到何方，而人类也极有可能随着前沿技术理性逻辑的不断增强，沦为“边缘化的生物”。（图1）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都清楚，人多年不变的肉身和知识的学习、运用惯性，在AI面前，是有很大局限的。碳基生命在硅基生命面前的危机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前不久《纽约时报》Opinion版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硅谷正在准备迎接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硅谷AI精英们认为，未来先进AI可能取代大量白领的工作，催生一个“永久底层阶级”，即因技能被AI全面替代而长期失业、议价权丧失的群体。[1]在教育领域，AI在帮助人类学习方面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教师的数量也在减少。这一点我并不悲观，因为如果AI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呈现出超越今天教育的格局和模式，是每一个希望人类进步的人所乐见的。但作为设计学的研究者，令人心惊的是“议价权丧失”——我曾经十分肯定并自信地表述过这样设计的“民主价值”：在所有影响设计的诸般因素中，消费者最重要，因为他的选择，能够最终超越资本利益，永远决定并引领设计向善。然而现在，一个失去了“议价权”的消费者，已经没有了选择权。

1. 《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2025，由吉尔莫·德尔·托罗指导，对玛丽·雪莱经典小说进行了全新诠释，对科学怪人和生命救赎之间的关系做了与以往不同的思考

是什么使我们失去了“议价权”？是技术。彻底失去议价权的“白领”：如果我们拥有的技能AI全都会，而且更好更便宜，我们就变得不重要了，也慢慢失去了社会“价值”，坠入所谓永久的底层——“失业或极低工资的底层阶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曾经被我们无数次引用，用以支撑人之为人的自豪，但现在，在迭代进步的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面前，一个“失业”的穷困潦倒的“人”的思考，应了那句著名的谚语：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不过在这里，笑我们的可能是AI。

因此，关于设计与情感的讨论，并非只是单纯地探讨设计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而是要通过对理性逻辑的“批判”，显现“感性”不可替代的价值，揭示“情感”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珍贵价值，并引申出人类设计创造中的感性与理性微妙呈现的此消彼长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深刻的关系，它们在过去——也许在长时间里是平衡的，但现在已经被打破。重要的是，我们还来不及认真评估它。

情感是设计的一种特殊本质

在设计研究中，通常说“情感设计”会首先想到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他的情感化设计理论将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次融入产品设计分析，强调将人类情感需求作为设计依据，并通过产品特质的揭示触发用户情感输出，形成贯穿产品全过程的情感介入机制。《情感化设计》（ Emotional Design）一书最早通过2005年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引进被大众熟知。“情感化设计”中分析的“情感”其实是偏于商业化的设计情感，但事实上，设计情感问题非常复杂，很多表面上不涉及情感方面的设计，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情感问题。而这方面，是被商业设计制约的情感设计讨论所不能及的。情感设计也不仅仅是一些正向的治愈或安抚，而是包含戏谑、愤怒、焦虑等所有的情感。因此，需要重新界定并扩大设计的情感范畴。

前段时间，笔者在“人文清华讲堂”讲《“新设计”时代》，为了让社会观众了解什么是“设计”，选了一件原始社会的彩陶罐作为例子：罐身有手斧的绘画，还有一只鸟，鸟嘴里叼着一条鱼。从陶罐本身来说，它已经具有饮水的功能，但陶罐的制作者除了制成了一个有盛水功能的陶器外，还用绘画表现了狩猎工具——手斧，还有一只鹈鹕叼着鱼。这是一个设计在功能之外表达情感的典型例子。表现工具，是对工具作为优秀技术代表的一种肯定和满足。但加上捕获了一条鱼的水鸟，其中反映的情感角度就更丰富了，可以体会到陶罐创造者的生活状态和炫耀心态，想象制器者、绘画者、使用者，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情感都综合在一起。同时也反映出这位设计师当时丰富的情感：人类对工具创制的骄傲，水鸟经过人的驯化后，通过水鸟来捕获鱼，早期人类获得生存的满足……因此，这件简单的彩陶作品包含着设计早期的情感表现的一些本质性因素。人类制造工具，通过工具来创制物品，获得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技能与能力，这种从技术到艺术的情感化的表现，很难绝对地分开，这几乎是同工具的设计同时产生的，甚至更早。

2.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情感进入“设计话语”时，要提到诺曼的情感化设计在设计的商业化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因为诺曼的这种观点既解释了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提醒设计产业的推动者，要考虑到消费者和设计师各方面的情感因素。工业革命后进入的消费社会，有着标准化“剥夺”生活个性、趣味之类的矛盾，也有设计地位提高后的设计力量和表现，还有超越消费者日常需要的矛盾。诺曼情感化设计的提出很及时，但正如最早期的设计所表达的，“设计情感”本质上超越了诺曼所说的情感化设计，这是设计的一个本质问题，也就是理智与情感、技术和艺术的关系问题。

“奶嘴效应”与情感控制

技术与设计要回到人的主体性，可以从情感的角度深入讨论。回到人的主体性不是一个口号，最重要的途径，是判断情感的价值在设计中的体现。

笔者曾经在《装饰》杂志“设计·身体”的专题中讨论过人的主体性，是从身体即人的生理层面出发的，初步做了强调，而主体性问题的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2]现在网络上短视频也有不少涉及好设计与情感的关系，但许多例子是被新的技术和新的媒介制造出来的。情感可被制造，是因为它是商品，而这并非设计情感的本质，而是商业的本质。

同时，也要界定情感和情绪的不同。有时，被煽动和制造的是情绪，而非设计的情感——本质中的情感。比如说现在特别热门的词汇“情绪价值”，今天以情绪价值来取代“喜欢”和“不喜欢”以及受众面的多与寡，有它的道理，因为“情绪价值”和“喜欢”不一样，情绪可以有正面情绪、负面情绪，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情绪价值本身，以及情感设计可否在商业伦理中被判断其是否具有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情绪的制造也有其伦理的边界。有的设计给社会整体理性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对于某些关乎社会公平的具体人群，又有着消极性。

这也是情感和情绪的差别。某些个体化的人、设计、行为，会造成非常集体化的，甚至是社会性的情绪或事件，背后的很多因素其实是经验或社会的问题。比如当下那些萌系的、具有很强治愈性的设计越来越有市场，与生活压力增大、消费降级，以及社交媒体带来的躺平效应等密切相关。花很少的钱给自己买一些具有安抚作用的用品，这些现象背后跟设计的情绪与情感有直接的关联，但塑造的只是短平快的情绪价值，设计形态也是廉价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会起到转移焦虑、缓解孤独的作用，但我们都很清楚，这些东西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奶嘴效应。设计应该关注今天一代人的焦虑、孤独和不安，但不能仅仅是投送一个个奶嘴。如果这些奶嘴又有商业的推波助澜，会加倍放大这种焦虑、孤独和不安。但我们无法单独改变这种设计的“情绪价值”效应，设计师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要依托于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产业生态和整个链条。所以这是讨论设计与情感最紧迫的问题。

包括日本在内，有更早的萌文化和奶嘴文化，有更加“内卷”导致的焦虑和孤独，以及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日本卡通文化盛行，还有很多发泄压力的设计，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回应。设计师应该去关心这些问题，去引导和调节用户的情绪，但其中的尺度如何把握具有复杂性，设计的伦理边界很难确定究竟是关怀还是控制。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应区分什么是关怀的，什么是善意的，或者是受众喜欢的。这些设计面向消费者的时候，消费者购买它，沉迷于这件设计起到的安抚作用，这时候，仍是善意的；但如果通过最初的安抚使用户上瘾、麻醉，坠入其中不能自拔，这就产生了被剥夺、被控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单件的设计尚不构成单一的控制，但如果在整个社会行为系统里，成为商业行为的设计，一步一步通过系统化产品的投送和服务，所产生的控制就非常可怕了。所谓“茧房效应”实际上剥夺了用户的情感自主权。智能手机在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有争议却又如此令人依赖？那是因智能手机里各种各样的App、小程序、小视频、社交媒体等所生产的海量内容让人产生了一种沉迷，是它们通过服务的投送，为使用者提供了精神愉悦、功能便捷、服务贴心的设计，让我们对其产生了一种依赖。屏幕化生存和屏幕化生活使得我们对屏幕内容产生生活和情感的深度联接而不能自拔，这就产生了问题。

有研究证实，现代人的前额叶普遍受到了损伤，专注力在一定程度地下降，我们看手机的次数，以及屏幕化生存时间的占比，是造成专注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同时缺失的还有基础的情感能力。现在，最基本的一些情感关系、亲密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年轻一代在阅读古代经典文艺作品时，面对古人的深情、豪放和对情感的纯洁坚持，常常无法击节会意。设计得越好，“奶嘴”就做得越好，这成为一个悖论。

因此，设计与情感关系的边界呈现出更复杂的状态。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种族、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收入层级的人，对于这种奶嘴效应的接受与反思觉醒的程度不同，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伦理边界。比如以价格来控制这个边界，还是以这款产品投放以后在社会上的销售量、受欢迎度来决定伦理边界，或者是通过其负面清单的反馈来判断其伦理边界，都是交错的情况。设计本身会令人无法轻易走出舒适区，自制力差的群体对舒适区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且这个群体还在增大。当空间、产品、界面试图唤起特定情绪时，是否反而剥夺了用户的情感自主权？设计师和生产者是否成为一种系统的合谋关系，以此来唤起特定情绪？这些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突出。

设计共情力的背后

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共情力。设计的共情或设计师的善意及审美在设计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非常重要。一个好的设计师一定是从个人体验、个人经验出发，作为理解他人的起点。而个人体验所呈现的也是复杂性，其家庭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的地域和文化，以及其对道德伦理的认知水平，都决定了个人体验的高度。这是个体的共情。如果回到笔者曾经说过的“设计的善意”，则是更大范围的与人为善，从一种基本的、普世的角度去要求设计的整个系统生产。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通过设计所体现的个人体验要遭受很多挫折和批判检验。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设计师的个人情感，会经常性地、系统性地、长时间地接受批评、反思，以及修正。

还有那些内在的、私人的、难以言说的体验，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或带有文化属性的，研究者捕捉这样的用户情感，有时也会适当留白或是让其有一些局限。这里面又有复杂情况，比如乔布斯设计观念的那种不断地求新求变，在整个人类设计的总体发展脉络中，是革命性的、进步的。智能手机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也有局限。智能手机发展得如此之快，乔布斯那种超越于一般消费者之上的天才般的创造性引领，在给人类的设计带来伟大产品的同时，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了不安、局限和障碍。我希望引领性的设计与一般的普通民生设计及消费者之间，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既有满足眼下服务性质的，或是给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愉悦的设计，同时也需要有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设计。这种多维的设计如何保持一种平衡？需要设计文化和设计政策以及立法来保证。

在电商平台一统天下的时候，线下的市集更加活跃了。人自古以来愿意去市集，需要这种具身体验和交流的场所。市集里的东西琳琅满目，每一种东西的背后都有着古老的民俗、故事，是行为、生活方式和丰富的不可言说的情绪价值。市集里面有时空关系、人的关系、看与被看的关系，还有那些物品被人用货币交换、流通……像《百年孤独》开篇的情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包括逛实体书店、书市的感觉也是一样的。现在电子书非常方便，又有AI的帮助，但当人行走在实体书店、书市、图书馆时，历史中伟大的观点和知识，营造了一个奇妙的时空，这种快乐难以言说。在欧洲城市星期六的市集中，人们把自己家里的老物件拿出来，不一定为了交易卖钱，而是有一种积淀的情感。在文学和诗歌中，存续着这种人类的大情感。在设计中，也要保留人类的这种大情感。（图3）

3. 《儿童游戏》，16 世纪尼德兰风俗画，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1525—1569）

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技

回到设计本身讨论设计与情感的关系，就是回到艺术哲学、美学、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先哲的美学思想，既是哲学的也是伦理的。儒家强调端庄得体、文质彬彬，道家则是自然、天真、野逸的，而墨家强调实用、合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各家对理性与情感各有侧重，指出了某一方面的正确性，但致用利人是共同点。伦理关心的是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总体关系，反映的是人、人情和秩序的建构，因此好的伦理呈现的是伟大的“人情”。人类有时会对过分理性所造成的冷冰冰的设计不满，即使是一个沉静、孤独的人，也需要热烈的、丰富的设计来满足日常和心灵的需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评论墨子“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说的是墨子的节用思想虽然好，但难以让人人遵循。“装饰”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典型概念，“合适”是装饰的标准，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合适”。

理性和感性、情感与理智、艺术与科学，是人类可以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状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宗教与世俗，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的源头。人类在理智与情感、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里，处在一种动态的纠缠与平衡中，是在有机地生长、不断地变化，不能强行灌输同一种类型或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的主体性要求情感和审美进行自我调节。比如传统的书信，原是一种主体性的交流，无论鸿雁传书还是通过古代驿站，都留有相对独立的时空，意味着人可以完整地控制交流。在今天，当书信中的信息被浓缩成一个社交媒体的表情包时，等于把情感交流也交给了一个便捷的符号，无形中丧失了人更深入的情感表达和交流的主体性。在社交媒体等即时交互的场所空间中，反而难以展开个人的、自主的交流。在情感中保持纯粹的主体性非常重要，而那些看似无关情感的工具设计，其实背后承载着人的主体性情感。因为这些工具的创造和交流，是获得情感的前提。现在国家大力推行的“场景创新”，指的就是这个涵义。场景创新是指以真实、具体的应用情境或“场景”为牵引，通过“技术+需求+环境”协同驱动，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研发到产业化快速落地的创新范式，其核心是从“先研发后转化”转向“需求倒逼、场景验证、边用边迭代”，场景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创新资源。[3]那些看似与情感没有直接关系的空间或设计，比如医疗器械、工业设备、功能场所等，其实蕴含着更深的情感底色。比如医疗器械是功能至上的，机器要能有效判断疾病，也要符合人体工学，但同样要考虑情感的维度。患者首先是“人”，安全、卫生、年龄、性别、隐私等，需要设身处地考虑，延伸出来都是情感问题。目前的医疗器械，正逐步改善其作为工业设备的粗暴性，而人工智能让其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可能，未来还可以让检查和手术更精细化、人性化和个性化。

很多时候，越是强调情感，它的情感就越是表面的。这就回到了对感性和理性关系的讨论，理性是可以“计算的”（霍布斯的《利维坦》、休谟的经验认知、维纳的控制论等），对人类而言，绝对的理性是否意味着绝对的利益至上（崇高的和其他的）？对理性的服从可以牺牲人这一主体，但感性的逻辑不是理性的逻辑，正如大脑的思考与心的感受不同，感性的思考导向直觉，因此更趋近本能。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宏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小人物在微小的日常选择中的情感成为更深刻、更伟大的内容。

但情感不像理性那样，虽然无情却有一种顽固的稳定性。情感的多义和不确定性，在设计中容易造成情感控制。在设计师和消费者或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中，当某种情感表达和优秀的情感设计，通过语言、视频和各种传播手段，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让你接受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控制。就像品牌策略在设计中的地位，即使它再成功，人们对它的评价依然是谨慎的。今天的设计，如果丧失了传播力，让一款好设计不能广为人知，无疑不现实。但当这种媒介手段过了头，则又产生情感的控制，成为对消费者情感的一种掠夺性的攫取，让人迷失。今天中国电商平台的垄断和强势，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收益抽成影响生产者的利润，从而阻止了好设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消费自主选择都被平台的大数据控制了。

设计情感中的技术专制

近年来，网络上对以AI为代表的当代科技可能危及人类的讨论越来越多，人文学者、科学家，包括一些宗教人士，都纷纷出来强调AI发展须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推进，警惕其加剧不平等或削弱人性尊严。

笔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技术帝国主义”已经到来，而反抗这种技术“专制”已经上升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阶级矛盾。现在的普遍觉醒，来源于人工智能使技术的“门槛”变低了，原来少数科学家才能掌握的高技术，现在由于AI而成为普及性技术。普通人可以深切体会到技术带来的影响，在最初欢呼AI时代到来之后，人们很快意识到人性丧失的危险。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考察，提出人的异化的必然性，但“异化”的状态并非全都是《摩登时代》的那种流水线上牺牲自由的工人。很多时候，人们的劳动是为了获得生存（他以牺牲某一时空的自由，来获得报酬后去创造自己或家庭的另一种自由，因此他能忍受那种机械、单调的工作所造成的痛苦而不将其视为异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生产领域异化（如劳动产品、活动、类本质、他人）转向社会整体异化——涵盖文化、心理、消费、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揭示，认为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使人全面疏离于自身本质与真实需求，大众文化被资本标准化、商品化为“文化工业”，并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广告、媒体诱导的炫耀性消费），麻痹大众的批判意识，产生了“单向度的人”——丧失否定性与超越性思维的顺从主体。这个时代，消费不再是满足真实需要的手段，而成为身份认同与社会控制的机制，人们在“为消费而消费”中误将商品占有当作自由，深化了对物的依赖与自我异化。

笔者之前举过OpenAI伊莱亚、奥特曼分歧的例子，讨论过超级对齐和有效加速之间的关系。超级对齐是向人类的知识经验、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对齐。当代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希望能被纳入人类文明所有成就和可控制的序列上。但无疑，人类的总体知识在不断发展，古典的思想有一些基本的底线需要遵守，但“对齐”的想法一定是乌托邦的。而在奥特曼看来，“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就是不顾一切地加速技术的发展。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正是技术资本主导了社会的演化，塑造了包括人工智能奇点在内的重要事件。相比之下，人类则只是技术资本在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用到的“齿轮”（cogs）。

硅谷的精英们曾经描绘过一个普惠计划，当人工智能高度发达时，能够解放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它们生产出的财富通过普惠计划，让那些不用工作的人（其实是被AI取代而失去工作的人）都能够获得一份丰厚的保障。不能简单否认硅谷思维中的“乌托邦”，但人类的历史早已表明，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从来没有自愿公益的属性，世界产生贫富差异的本质原因从来没有变。

笔者在《“新设计”时代》讲座中曾经呼吁，应该重视新设计产生之前的所有设计（包括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我称之为“经典设计”），因为这些经典设计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和质量息息相关。今天人人都在用的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设计，比如剪刀、拉链、回形针等超市中的这些寻常的经典物品，都是最具生活温度的设计。保护这些设计和生产，就是维护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情感。这些设计决定了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是亲切的、有温度的。

算法的背后是人。技术有可能会沦为商业的共谋，AI的发展也离不开所在国家文化的影响。真正要做到让人工智能具有智慧，不应该不断地强化计算的理性逻辑，而是要让AI理解人的生活和思考。而AI终究会有人的情感吗？还是将学习、理解人的情感作为AI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些问题，可能是未来最前沿的问题。

重回自由的设计美学

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经历者，我一直希望能重提美学。在现代设计发展历史中，美学长期受到误会和轻视，80年代受到包豪斯发端的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包豪斯的继承者乌尔姆，极端地发展了科技理性之于设计功能实现的重要意义，美学被认为是审美的，进而被推论为设计纯粹意义的敌人。改革开放后最初留学西方设计学校的中国设计师，深受现代主义设计语境的影响，尽管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从“技术美学”的角度，呼吁科技、设计和广大的生活艺术界重视这门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在美苏两国都得到长足发展的交叉学科，中国设计界仍然响应寥寥。

这实际上是源于对美学的不了解。美学思想既有流派的不同，也有迥然有别的角度和主张，审美是美学最基本的内容。我在80年代读到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对美感的阐释，知道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美学已经发展出与中国传统审美全然不同的内容。桑塔耶纳在《美感》一书中，以自然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本体论自然主义，主张自然为知识的根本来源，反对人类权威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提出的“美是客观化的快感”，后被修正为中立状态，用以系统分析形式美与表现美的关系。

在当年各位著名的美学家中，我深深为彼时在西北任教的高尔泰的思想吸引。1986年出版的《美是自由的象征》，是高尔泰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人化”及人道主义影响，发展出的代表作。高尔泰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是自由；审美活动是突破异化、实现精神自由的“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动态扬弃过程，强调艺术作为“自由的创造”具有人道主义内核。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超越了美学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设计而言，自由的美学不是点线面的形式，也不是产品功能的审美，而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发现设计的主体价值（不是“花花草草、瓶瓶罐罐”），回到人的关怀。因此，当设计被拔高到“是人类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时，设计失去的恰恰是它的主体性。

回到美学就是回到对感性自由的思考。笔者在2009年出版的《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提出：学习设计、学习生活。设计从业者在学习设计的同时，也担负着“学习生活”的使命。也许不仅是设计者个人的学习，而是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共同的学习——通过设计，思考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从而在物品、社会和人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觉悟。

在中国的传统造物思想中，有许多关于人与物关系的片段描述：物我两忘、格物致知……中国文化的特点往往不是通过逻辑去推动发展到极致，而是感性的、感悟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体巨大的国家，在美学上有无比辽阔的精神和情感。富丽、中和、厚德……不论是礼制的庄严敦厚，还是渔夫放任江河湖海的散逸，也不论是江南丝竹的小桥流水，还是西北黄土高原的朴质红火，都是中国美学。中国人的表达难以用物哀、幽玄、侘寂这些词来概括，因为这些特质中国美学中都有，但远远不止这些。情感存在于整个物的系统中，中国人与物是一种淡淡的关系，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无法结束的思考

同一个设计，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面对不同的用户，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情感和不确定性，这是设计的失败还是设计的开放性使然？是否存在情感无法被设计的时刻？我相信这是“开放性”，希望有人来编一本书，说说那些最伟大的设计是如何被消费者“背叛”和改造的。设计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延伸发展到日常生活当中，在不同民族之间，被置放在不同空间和场景里面使用。与文艺作品的传播一样，创作者、生产者一旦将它们投入市场，设计的生命就被交给了使用者。

设计史中有一个从功能延伸出来的关于情感的经典问题。在著名的科隆之争中，穆特修斯希望通过艺术的标准化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通过标准化来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受益，但却有可能牺牲丰富的趣味和多样性。这是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如何权衡计算？好的设计究竟要充分关照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喜好，还是由英雄们引领“大家”向前，不管你是否跟得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设计对环保问题、性别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却常常被政治打断。但平心而论，对普通人而言，相对国会山、议会大厦，超市离他们更近。

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决定用一个古老又直白的表达：美好人性。这既是一个最本初的祈盼，也是一个很高的愿望。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 [N]. The New York Times. 2026-4-30.

[2] 杭间：《设计、身体与“人的主体性”》[J]，《装饰》，2025 年第4 期，第12—16 页。

[3]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R]，2025 年11 月7 日，中国政府网。

参考文献：

[1][ 美] 唐纳德·诺曼:《情感化设计》[M]，付秋芳、程进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2][ 汉]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M]，韩兆琦选译，《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美]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M]，杨向荣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 杭间：《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来源：《装饰》2026年第5期

原文：《美好人性：情感与设计的超理性 》

作者：杭 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作者介绍：

​杭间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八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工艺美术与设计史论研究，先后出版了《设计沉思录》《中国工艺美学史》《手艺的思想》《设计的善意》《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原乡设计》等著作；主编出版了《中国传统工艺经典》《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中国设计与世界设计研究》等丛书。

2000年以来，他提出“设计生活启蒙论”“设计民主价值观”等观点，并以包豪斯和欧洲现代设计系列收藏的引进和筹建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为契机，展开国际现代设计与中国设计关系的对话与交流。

他还是位活跃的当代设计策展人，主持或参与策划了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三重阶—中国现代手工艺术学术提名展”等展览，以实践推动本土设计发展和传统工艺的现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