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整体的感受，更接近传统文人画所强调的笔墨能力带来的独特气质。“以书入画”构成了理解乙庄这批作品的一条重要线索。自张彦远提出“书画同源”以来，经由赵孟頫的实践与明清文人画的发展，书法逐渐从技法基础转化为绘画生成的内在依据，笔墨成为连接书与画的核心。

乙庄的创作，正是在这样一条路径上展开的。从早年的书法临摹，到系统性的学院训练，再到理论研究与跨媒介实践，她始终围绕“以书入画”展开探索。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技法转换，更是一种关于笔墨生成方式的持续追问：线条如何建立，结构如何生长，笔墨又如何承载人的经验与感受。

此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呈现了她二十余年来不同阶段的作品。从纸本书画到瓷板瓷器，从章草书写到写意花鸟，不同媒介之间并非简单并置，而是在同一笔墨逻辑下形成呼应，“以书入画”不再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一种可以被观看和体会的实践方式。

本次对话以创作实践为线索展开，围绕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内在关联，梳理其在长期创作中的生成与转化。从笔墨语言的形成，到不同媒介中的延展，再到对传统路径的当代表达，相关问题在具体经验中逐渐展开，呈现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实践脉络。

【对话】

艺术家 乙庄

Q：回顾您多年来的艺术历程，从早期的摹古积淀到此次作品在中国美术馆的集中呈现，您的笔墨结构、线条质感以及背后的思想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A：这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跨越了二十多年，涵盖书法与绘画，是我长期坚持“以书入画”的一次阶段性呈现。

首先是书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线质和用笔上，这与我的学习经历相关。早年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只是跟随老师临摹经典，如褚遂良《倪宽赞》《阴符经》《雁塔圣教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还有钟繇小楷等。当时的视域有限，总觉得把楷书写得工整、接近原帖，就是标准。

1999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学习，随后在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王镛、邱振中先生深造。这两次系统学习真正打开了我的视域，也体悟到不同书体在用笔方式和线条质感上的差异，让我的线条和用笔有了质的变化，也为后来专注章草打下了基础。

后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让我的重心转向了理论研究。我逐渐意识到，理解经典不能只停留在形式，还要回到它生成的语境：艺术家在什么处境中创作，他的情感与理想如何进入笔墨。如褚遂良晚年的《雁塔圣教序》，其中的笔法与结构与他的人生境遇密切相关，其表达境界与其人生理想一致的。这一阶段我出版专著《中国书法家全集·褚遂良》，还编撰了《共和国书法大系·书家卷》《当代书法标准》及一些经典字帖。这些研究和沉淀，让我在书法的法度及规律上有了更深的理论支持，也是这个时候，决定也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在章草上，喜欢章草简洁、静穆，笔意飞扬之感。

绘画上的线条，则是围绕“以书入画”逐步展开的。在中央美院写意画高研班学习期间，我开始思考，以书法进入绘画，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借用，而是要进入笔墨结构本身。在不断写生和实践中，我慢慢从追求“物的形象”转向“生命的气象”，再把这种感受转化为画面中的笔墨关系。一次偶然被黄宾虹花鸟的高逸之致所吸引，更是践行学习十几年时间。

后来我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以书入画·黄宾虹》这本书。在写书的过程中，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去体悟黄宾虹的艺术主张。我从“五笔七墨”出发，在实践中逐渐延展出“七色法”和“意象用色法”，并把“水法”纳入创作技法之中。我将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二者互为支撑。

此外，我还撰写了《东方名画视点》一书。让我的视野从中国延伸到更广的东方语境。在比较不同国度文化艺术形态之后，我更加坚信，中国的艺术必须深扎在自己本民族的土壤里，才能长出更具有民族特色，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奇葩。这些研究，都给我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

Q：本次展览涵盖了书法、国画、瓷板瓷器三大门类，在筹备展览时，您是如何在学术脉络上筛选并组织这三类作品的？您希望通过这种跨媒介的作品展示，在展厅中构建一个怎样的空间？

A：在筛选作品时，我和团队商量，一定要有时间跨度。只有拉长时间的维度，观众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创作者从临摹学习到逐渐形成面貌的过程。

这次展览虽然呈现为书法、绘画与瓷器、瓷板三个板块，但最初的设想其实只有书画两类，紧扣“以书入画”的主题。瓷器、瓷板的加入，是一次偶然。2024年我到景德镇采风，开始接触瓷上创作，尤其是高温颜色釉，这种材料带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让我产生了持续探索的兴趣。这些瓷器和瓷板，成为我艺术探索在媒介上的延伸。

在展厅的陈列上，我把整个展厅当作一件完整的作品。如何通过动线和节奏，把书法、绘画以及相关思考串联起来，是这次布展的重点。展厅被划分为前厅、中厅和后厅三个部分。前厅空间不大，但承担着“主题提示”的作用。除了基本信息外，我们放了一幅书法和一幅绘画，让观众一进入空间，就能瞬间感受到“以书入画”的气息。

中厅是主体区域。书法集中在北墙，绘画分布在南墙及两侧，书画隔空对话、遥相呼应。在空间中间设置展柜，将手卷、卡纸作品以及多年来的著述与文献放在一起，手卷均为自作诗词，这一部分既是作品的补充，也是创作背后的学术支撑。瓷器分布在中厅柱子两侧，是展示也是装饰。让观众在转折走动间，感受到 “以书入画”在不同媒介上的呈现。

后厅是色彩浓烈的瓷板画，瓷板画色彩强烈，如果与纸本作品放在同一空间，会干扰整体气息。因此将其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视觉场域。

在装裱与展示方式上，我们采用相对内敛的装裱结构，适当留白，并去掉边框、去掉玻璃遮挡，让观众能够更直接地聚焦作品本身，减少中间的隔离感。

这种空间处理基本达到了预期。不同背景的观众进入展厅后，会有各自的关注点：有人能看出我在“以书入画”上的学术坚守，也有人更多感受到空间带来的轻松。这样的回应已经说明，我们用心呈现的展厅布置与笔墨气息是能够被感知和接纳的。

Q：传统写意花鸟画多以“篆隶入画”，您为什么会选择“以章草入画”？章草的“古意”在您的花鸟画中是如何具体转化与体现的？

A：“以书入画”是中国写意画的重要主张。至于具体采用哪一种书体，其实取决于个人的审美取向和所处的时代语境。比如吴昌硕以篆书入画，黄宾虹以金石入画，本质上都是在回应当时的艺术状态。

我在学习他们的同时，尝试拓展不同的书体来“以书入画”，最终我选择章草入画，首先是因为我在章草上的长期积累。再者，章草是由秦简汉简演变而来，也保留了隶意的高古与质朴，即简约又飞动，与我的审美相契合。在具体书写中，我会有意识地避免把章草写得过于“实”。受黄宾虹“实处易，虚处难”的启发，我更关注的虚实变化，比如通过飞白和墨色的调节，让线条在古朴中多一份灵动和虚灵，这也逐渐形成了我的风格。

章草的“古意”转化到绘画中，一方面是自然流露。古人讲“书画同源”，长期的书写训练，会让线条的节奏和质感内化为一种习惯，一旦进入绘画，章草的笔意、线条的质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是主动转化。在写生时，我更关注如何把对象转化为笔墨结构，也就是造形的线符合书法的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形似。比如画玉米、牡丹花，并不是去描摹外形，而是调用章草笔法，用相对简约且带有虚实变化的线条去组织笔墨结构。

虽然我以章草为主，但在实际创作中，其他书体的笔意也会在不经意间融进来，会根据画面想要表达的意境，灵活、自然地去使用笔法。

Q：您书法上的变化和突破如何转化到您的绘画创作中？

A：在艺术上，我其实很少用“突破”这个词。真正的突破并不容易，中国艺术是强调连续性的，我更愿意用“变化”或者“认识”来表述。这次展览的作品跨越了二十多年，能看到时间在我笔下留下的不同痕迹。早期的状态偏率真，随着阅历的增长，笔墨逐渐变得更加绵厚、内敛，这种变化同时体现在书法与绘画之中。用笔很重要，这些年我一直在实践，将书法中那些细腻、丰富的笔法，有意识地转化到绘画中。我们常谈绘画的墨法、色法、水法，在我看来，这些“法”都离不开“笔法”。

另一方面，我对黄宾虹“民学”思想的理解，也逐渐体现在创作中。创作者在面对客观事物时，要有感而发，抒发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思想和审美。一旦带着过强的目的去画，反而容易受限；相反，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平时的积累会自然流露出来。有时那些无心插柳的“草稿”往往最好。当你放下执念的时，艺术最本真的“内美”才更容易显现出来。但从根本上说，是受书法点画的性情所引领的。

Q：在当下图像泛滥、写意精神式微的当代语境中，您如何理解和坚守传统文人画的核心价值？您最核心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A：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信息和图像传播很快。在这种世界文化看似无界融合、实则极易同质化的语境下，我们更需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紧紧抓住文化之根，才能在艺术创作中步履坚定。

从张彦远提出“书画同源同体”，到赵孟頫写下“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的具体方法，再到明代董其昌对文人画脉络的梳理，历史早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中国画是一门极其独特的艺术，它的媒介是水、墨和宣纸。世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离不开水。中国画以水来驱使墨与色在宣纸上产生干湿变化。水在纸上氤氲、流淌，就像生命在呼吸一样。中国画是一种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存在，是人心的投射。技法和媒介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人的修养与内在积累。

黄宾虹先生曾提出东方的书画精神是一剂“特健药”。对个人而言，它可以安顿心灵，滋养我们的身心健康；对民族而言，它可以正人心、正气节，唤醒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书画展现的是一种“和”的文化。我希望通过中国笔墨，传递出一种能正人心、养心性的温度。这是文人画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厚的精神底色。

Q：您长年深研青藤、白阳、八大、黄宾虹等。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生态中，您是如何在深谙前人法度的同时，避开程式化的束缚，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面貌的？

A：深入经典、临摹经典，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不仅要临摹技法，更要研习经典，去研究它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脉络。

在学习历程中，我临摹过青藤、白阳、八大、任伯年、恽南田等历代大家的画作。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会根据自己的心性和审美进行取舍。最终，我的笔墨探索慢慢聚焦到了黄宾虹先生的花鸟画中。黄宾虹的花鸟画逸笔草草，具有高格调、高境界，那种轻松、自由和天真，是常人难企及的。我侧重学黄宾虹笔墨中的古法与气韵，学他用山水之法来画花鸟的创造精神，学他追求“内美”，以及画面构图的“三角不齐美”等。这些都深深地滋养指导我的创作。

至于“程式化”，我有不同的体会：首先，程式化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初学阶段，它能帮我们最便捷地入门、掌握规律。比如《芥子园画谱》是前人对自然规律的高度总结。其次，不需要刻意避开程式化。艺术创作既要“有我”，又要“无我”。“无我”是要无限贴近古人，去体悟经典的法度；“有我”是因为有自己真切的审美和想表达的情感。当积累从量变达到质变，当你真正回归本心去面对客观事物时，个人面貌和语言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想程式化都做不到。

Q：您用色非常有特点，请分享一下您在“水”与“色”上的独特体会？这种“意象用色”是如何锤炼出来的？

A：我从书法转到绘画，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用色。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色彩训练，但也因此少了很多束缚，凭着自己当下的直觉去探索。

在色彩上，我的核心理念是 “重意境而轻实色”。现实中的色彩是具体的，但在文人画中的色彩是主观的，是用来表达思想、心境和光影气韵的。在创作时，我是“随心所欲”地去调用色彩。

在研习黄宾虹花鸟画的过程中，我对水、墨与色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他的画面中，色彩在水与墨的交融下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基于长期的实践和感悟，我逐渐摸索并总结出了“意象用色法”。 它并不是一套固定的方法，而是在具体画面中，根据笔墨关系不断调整色与水的配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尝试从“七墨法”出发，在色彩上做了一些延展，提出了“七色法，并在创作中使用。

在用色、用墨的过程中，最要重视作为媒介的水。水与色相融，墨与色相破，会在宣纸上生发出变幻莫测的奇妙效果。但无论是墨法、色法还是水法，最终都必须由“笔法”来统领。“以书入画”不仅是把书法的线条运用到画中，而是让书法的精神和笔性，全面渗透到墨法、色法、章法和水法之中。

在实际创作中，水与色的运用，更多是瞬间情感的表达，最好的效果往往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进入创作状态后，笔墨纸水自然生发出来的结果。

Q：本次展览中的一些小品具有探索性。在这些尺幅受限的空间里，您在技法、章法和颜色上进行了哪些尝试？有怎样的体会？

A：从事艺术研究与创作要不停地思考和探索。展厅东墙中间的这几幅小品，尺幅虽小，却集中呈现了我这一个阶段的思考。

首先是色彩。这批作品中较为明亮、饱和的色调，受到瓷板创作的影响较大。在景德镇接触高温颜色釉之后，那种浓烈、璀璨的色彩，极大地冲击了我的感官。我突然意识到，以往我在宣纸上的用色还是太温和，于是我把绚丽的色彩移植到了这批宣纸小品中。

其次是章法，我尝试了一些不规则的纸张形状，接下来更要拓展。在构图上，我一改传统文人画计白当黑的空灵，采用了满构图。这种色彩浓郁的画面，同样是受瓷板画创作的启发，带有一种当代的视觉张力。

再者是笔墨结构。我将以往熟悉的笔墨元素进行“拆解”，再在不规则的画面里进行重新组合。虽然画面结构与视觉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最根本的笔墨依然在。

这些作品虽然尺幅不大，却代表了我未来挖掘自身创造力及潜能。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有了扎实的笔墨基础，一定要进行积极探索，在这方面我有深刻体验，心中也是有把握的，待以时日，我会在中国画的当代出路上继续探索。

Q：瓷板与瓷器作品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从纸本墨笔到“以瓷为纸、以釉代墨”，您有着怎样的体会？

A：我完全没想到瓷板和瓷器会成为这次展览的亮点。早期的尝试经历了较多失败。起初我把颜色釉当成国画颜料来用，试图用它去描绘具象的花鸟。但经过窑火的淬炼，釉料会流动、会交融、会发生窑变，很多结果是无法预设的。我甚至一度想过放弃。在不断吸取失败教训后，放下预设的执念，才慢慢烧出了第一批成功的作品。从纸本墨笔到“以瓷为纸、以釉代墨”，表面是材料和媒介的改变，但对我来说，艺术内在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比如，瓷板画简约的空间感就源于我常年写章草的训练。

瓷器创作最迷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天气、湿度、窑位、火候……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改变最终的成色。这种不可控，在带给焦虑的同时，也给创作者留出了一份巨大的期待。每一次开窑，都像是经历了一次“天人合一”的二次创作。那些窑变带来的奇妙肌理，是人力不可企及的“神来之笔”。

这种探索，不仅拓展了我现在的艺术语言，更反向滋养了我的书画创作。艺术之间是相互影响、气脉相通的。未来我会进行更多尝试，把中国传统写意精神，通过不同的载体向外延展。

Q：面对古人在写意艺术上筑起的高峰，您如何看待“中国写意的现代性”？

A：古人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留下了无数经典。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笔墨精神。中国写意画的核心是笔墨，它与书法、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只有把根深深地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我们的笔墨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营养。我们只要守住最民族的根，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画的特质，反而会让笔墨在现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Q：这次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是您多年艺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节点。站在这一新的艺术起点上，您未来的创作重心将如何分布？在笔墨语言的深化、跨媒介的融合，或是题材等方面，您有着怎样的规划？

A：既然选择了“以书入画”这条道路，我就会非常坚定地走下去。在书法方面，我将继续在章草这条路上不断深挖，创作尺幅更大、笔墨关系更丰富、更具探索性的作品，让“以章草入画”的艺术特征在我的画面中呈现得更加鲜明。瓷板与瓷器的创作会继续探索。瓷器不仅可以拓展艺术语言，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尤其是瓷自身的语言表现，是瓷艺的发展方向，更具备国际价值。

此外，我会践行创作者的文化担当。历史上的一些大书画家不仅在艺术上登峰造极，在精神境界上更有着强大的担当。今天的我们，也应当用自己的笔墨，为民族的文化自信做一点力所能及、有意义的事，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展览期间，我接收到来自不同层面的反馈。接下来，我会把这些赞美、鼓励和建设性的意见认真总结，作为创作中的养分，继续在艺术道路上探索前行。

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