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Clock》（2024）。铝合金桁架、电机及金属部件、聚光灯。180cm*180cm*35cm。展览现场：《I Dreamed About You Last Night》，上海正好美术馆，上海（2026年6月26日至7月6日）。

艺术家Yang（刘洋）在近期上海正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I Dreamed About You Last Night》中展出了作品《Clock》。作品由电机装置和一段金属桁架构成，一束既像钟表表盘、又仿佛舞台追光的光圈投射在墙面上，将指针照得发亮。当指针旋转至12点位置时，预期之外的事件发生了，指针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轰然坠落，随后进入不规则摆动，直至被电机再次缓慢抬升至最高点。

这一崩塌事件的精明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人为触发的，而是利用重力这个物理力量，使时间的断裂获得了一种近乎必然的合理性。重复发生的抬升、坠落与摇摆，使不稳定成为了恒定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

《Clock》的核心并不只存在于动作事件本身，也在于它对钟表这一日常物的重新编码。作品没有采用常见钟表系统中精密、轻巧的构造逻辑，而是使用带有工业属性的金属桁架和具有重量的结构。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抽象、均匀和不可触碰的特征，被重新转化为一种具有质量、惯性和速度的物理存在。指针不再承担测量时间的功能，而成为承受重力、积累势能并释放能量的身体。钟表作为现代性的经典装置，原本意味着标准化、秩序与连续性，而Yang通过材料的重量和机械系统的暴露，将这种时间机器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的物理条件之中。

刘洋，《Clock》（2024）。铝合金桁架、电机及金属部件、聚光灯。180cm*180cm*35cm。展览现场：《I Dreamed About You Last Night》，上海正好美术馆，上海（2026年6月26日至7月6日）。

同时，作品对光的使用也构成了一种观看策略。被投射出的圆形光区，使观众意识到自身始终处于被组织的观看关系之中。从指针逼近顶端时不断积蓄的紧张感，到坠落瞬间所带来的惊愕，时间不再作为背景存在，而成为一场被持续上演的表演事件, 使得整个空间始终弥漫着压迫感与不安。观众的观看行为也因此转化为一种对时间断裂的具身体验，并逐渐迷失于这一循环之中。

德勒兹曾提出“真正的相遇”意味着一种具有变革力量的瞬间。Yang借用了时钟这一高度秩序化的形式，却让它与自身发生对抗，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破坏观众感知时间的固有方式，迫使他们重建对时间的理解。

刘洋，《剩余时间》（2026）。点阵屏幕、电路板、塑料外壳，亚克力半透镜。35cm*35cm*35cm。

对Yang来说，时间和存在总是融为一体的。她感兴趣的是人如何感知时间，以及如何在她的装置作品中让观众意识到这种感知行为本身。

Yang在《剩余时间》（CDT-0180-10）中，通过制造时间的临界点的方式，来探讨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对于时间的节奏感知的变化模式，并试图构建时间的感知悬置状态。一台似乎经历过爆炸的计时器被放置在一个无限镜盒之中，红色的显示数字在镜面中无限折叠延伸。倒计时逐渐逼近尾声，计时器发出急促的哔哔声直到数字来到00:00，然而并没有事件发生，相反哔哔声还在延续，在紧急和常态的阈值区间内徘徊，继而又开始正计时。

作品材料的处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于时间临界状态的讨论。经历“爆炸”后的计时器既像事故现场遗留下来的物证，也像某种失效的未来装置。无限镜盒则不断复制数字与空间，将原本单向推进的倒计时拉入没有终点的循环之中。镜面反射制造出的视觉延展，与计时器原本承担的终止逻辑形成冲突，使观众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正接近结束，还是被困在永恒延迟之中。

刘洋，《剩余时间》（2026）。点阵屏幕、电路板、塑料外壳，亚克力半透镜。35cm*35cm*35cm。

这里体现出Yang惯用的一种艺术策略：取消事件发生后的结果。通常意义上的倒计时总指向某个确定时刻，而《剩余时间》故意让期待落空，使事件从结果导向转向感知导向。当00:00到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时，观众意识到真正被触发的并非外部世界，而是自身对于时间结构的依赖。作品通过延长紧张状态，将时间从计量单位转变为心理经验，并将“等待”本身推向作品中心。

时间是否存在于与事件的交叉点上？如果没有事件，“临界时间”是否可以成为事件本身？没有指向的紧张情绪引发的失落，让作品对时间感知的探讨又回到了存在主义危机的课题之上。

刘洋，《我们所有人》（2024）。A4打印纸、石块。231cm*238cm。

如果说Clock和剩余时间所带到观众面前的，是残忍冷酷的现实，那《我们所有人》（All of us）则给观众带来了一剂温情的解药。这件作品的创作出发点从时间本质的讨论来到了人类共同体的层面。Yang的此件作品由88张A4纸和石块组成，纸上印着三万七千多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世界上最年长者的生日，最后一个日期则是今天。也就是说，这些纸上的日期是全世界在世的所有人的生日。这件四两夺千斤的作品以单纯，又具有细致洞察的方式，将全人类集合在这一小片土地上。

生日作为每个个体的出生信息，是个体身份的一个重要符号。但这个符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具有任何政治、宗教和文化色彩。Yang通过把这个符号从身份中提取出来，聚集在一起，营造出一个避难所式的空间。在全球移民问题逐渐白热化的今天，身份和文化冲突在这些相邻的日期中被抹去了。每一位到场的观众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生日，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人类共同体的构建之中，从外围观看者的身份转变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洋，《我们所有人》（2024）。A4打印纸、石块。231cm*238cm。

与前两件作品相比，《我们所有人》在材料上明显收缩。没有机械运动，没有声光变化，作品仅由纸张与石块构成。这种克制使作品从通过技术制造感知强度，转向使用最低限度的物质组织关系。A4纸作为高度日常化、可复制的媒介，与石块所具有的重量、稳定性形成对照，一种对应流动信息，一种对应存在现实。

作品的关键也不在统计行为，而在于对尺度的重新压缩。三万七千多个日期被浓缩进有限空间，将宏观人口叙事转化为可被身体经验触及的现场。观众寻找自身生日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定位行为：个体从匿名集合中识别自身，又同时发现自身只是连续谱中的一个节点。Yang并未通过身份政治来讨论共同体，而是抽取出生日期这一最基础且普遍的存在信息，使共同体不建立于立场认同，而建立于共同进入时间这一事实之上。经历前两件作品中时间的崩塌与悬置之后，《我们所有人》最终将时间重新带回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之中。

在这些作品中，Yang并未试图回答时间是什么，而是持续制造时间失效、悬置与重新生成的时刻，让观众意识到感知本身始终处于被建构之中。从个体面对时间断裂时的失重感，到共同体层面对于存在关联的重新确认，她最终指向的，是人在有限生命中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