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与建构: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可能
2026-07-15 12:09: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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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与建构: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可能
包贵韬(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1995 年以来,朝鲜美术作品跨越边境抵达中国,从最初的边贸商品演变为一个覆盖创作、流通、收藏与研究的艺术生态系统。这一持续三十余年的 "抵达" 过程,不仅是作品的空间位移,更是意义的重构与价值的再生,形成了与朝鲜本土美术体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域外艺术现场。其体量及影响,己超出朝鲜美术史的附属分支,或单纯的市场现象,生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史价值。从艺术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出发,己产生朝鲜域外美术史作为研究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从美术史建构的客观基础切入,以 "语境重构 - 双重叙事 - 分层研究" 为方法论的框架表明,朝鲜域外美术史的生成,不是对现有艺术史体系的挑战,而是补充与完善,为进一步理解冷战后艺术生产的特殊形态、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以及东亚艺术史的丰富性提供重要的文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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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达:未被书写的艺术史现场
"抵达" 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当第一批朝鲜油画作品,以边贸礼品的形式越过鸭绿江时,没有人会想到,这将开启一场持续三十多年、规模空前的艺术流动。朝鲜美术作品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抵达中国,形成一个庞大而独特的域外艺术存在(其中,也包括数量庞大的域外驻留创作部分的作品)。然而,如此规模的艺术现场,在现有艺术史叙事中,却处于缺席的状态。
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历史悠久,但当代朝鲜美术的域外传播,和传统的文化交流有本质区别。传统的艺术交流,主要发生在精英阶层之间,以文化互鉴为主要目的,传播规模有限且速度缓慢。而 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大规模美术作品输出,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市场为主要驱动力的文化现象。并植根于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是朝鲜在经济困难时期,为获取外汇采取的特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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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生成背景,决定了朝鲜美术域外传播的独特轨迹。不是由朝鲜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文化推广工程,而是在边境贸易过程中,自发形成并逐步规模化。中国因地理邻近性、传统友好关系以及庞大的艺术品市场体量,成为朝鲜美术最主要的抵达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观众对写实主义绘画的广泛接受度,为朝鲜美术作品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朝鲜美术的 "抵达" ,已经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不再是零散的、偶然的人文现象,而是形成一个拥有独立创作体系、流通网络、收藏群体与研究领域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与朝鲜本土的美术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遵循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形成自己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个独立存在的域外艺术现场,构成朝鲜域外美术史建构的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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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的客观基础:物质、机制与接受
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并非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 "抵达" 过程中,积累的坚实客观基础之上。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一现象已经具备成为独立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条件。
首先是物质基础的系统性积累。艺术史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足够数量且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可研究对象。截至 2025 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朝鲜美术作品数量巨大,涵盖油画、朝鲜画、版画、雕塑等多个门类,作者涵盖了从现当代至今的艺术家、到普通创作人员的各个层次。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时间跨度完整,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早期作品到当代的最新创作,形成一个连续的历史序列。此外,三十年来还积累了大量的展览图录、拍卖图录、学术论文、媒体报道等文献资料,为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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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独特运作机制的形成。朝鲜域外美术最本质的特征是其 "双重体制" 运作机制,即朝鲜国内封闭的国家艺术生产体系,与域外开放的市场化流通体系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这种机制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造就了朝鲜域外美术独特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与价值生成方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生产、传播模式。尤其朝鲜画家的驻地创作,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脱离了本土的创作语境,直接面对市场需求进行创作,这种 "跨境艺术生产" 模式,是艺术史研究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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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成熟接受体系的建立。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朝鲜美术接受体系。在收藏层面,拥有数十万计的收藏群体,形成了从大众收藏到高端收藏的完整梯队;在展览层面,每年有百十场朝鲜美术展览在全国各地举办,其中 "惟美无界" 、“邂逅:金达来”等展览,已经形成品牌效应;在研究层面,出现专门从事朝鲜美术研究的学者,发布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建立初步的学术研究方法。这个成熟的接受体系,不仅是朝鲜域外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史学建构提供主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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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的难点:源于 "抵达" 的特殊性
尽管具备了上述客观基础,但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仍然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并非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而是源于 "抵达" 过程的特殊性,特别是原生语境与接受语境之间的断裂。
第一个难点是资料的不对称性和碎片化。艺术史研究依赖于全面、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但朝鲜域外美术史研究,面临着严重的资料匮乏问题。由于朝鲜的封闭性,研究者几乎无法获得朝鲜国内艺术生产的官方档案,包括艺术家的创作笔记、创作过程记录、官方评价、作品编号与存档等核心资料。所能获得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域外的二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零散、碎片化,而且往往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或意识形态偏见。这种资料的不对称性,使得很难还原作品的原生创作语境,也很难对艺术家的创作历程进行完整的梳理。
第二个难点是价值评判的多重困境。艺术史的任务之一,是对艺术作品进行价值评判与历史定位,但朝鲜域外美术的价值评判,面临着多重标准的冲突。如果采用朝鲜本土的价值标准,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如果采用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就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如果采用中国的艺术价值标准,又会忽视其文化特殊性。更为复杂的是,朝鲜域外美术的价值,是在 "抵达" 过程中生成的,不仅包括艺术价值,还包括市场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如何在这些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建立平衡,形成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评判体系,是朝鲜域外美术史建构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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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难点是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朝鲜域外美术史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艺术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不仅研究艺术作品本身,还研究艺术生产的机制、艺术流通的网络、艺术接受的过程以及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跨学科性,使得很难归入一个学科门类,也很难建立统一的研究规范与话语体系。
第四个难点是历史的未完成性。与已经结束的历史现象不同,朝鲜美术的域外传播,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 "抵达" 过程。发展方向、最终形态与历史意义,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这种未完成性,使得很难进行盖棺定论的史学评价,也使得我们的史学叙事,具有某种暂时性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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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的可能路径:面向 "抵达" 的方法论
面对各种困难,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不能照搬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必须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新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必须直面 "抵达" 过程中的语境断裂、资料不对称等学术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既有范式为导向。因此,以 "语境重构 - 双重叙事 - 分层研究" 为方法的框架,为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提供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个是语境重构的方法。针对 "语境断裂" 的特征,语境重构成为朝鲜域外美术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语境重构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原生语境的重构,即通过对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风格分析以及对有限的二手资料的考证,尽可能还原作品在朝鲜国内的创作语境;二是接受语境的重构,即通过对展览史、市场史、收藏史的系统研究,梳理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意义演变。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语境重构,可以建立起作品从生产到接受的完整历史链条,揭示作品意义,在不同语境中的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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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双重叙事的结构。传统艺术史通常采用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无法涵盖朝鲜域外美术的全部内容。朝鲜域外美术史,应该采用 "艺术史 - 社会史" 的双重叙事结构:一方面,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艺术家与作品的发展脉络,分析艺术风格的演变规律;另一方面,梳理市场机制、传播网络与接受群体的演变过程,分析社会因素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这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
第三是分层研究的体系。朝鲜域外美术是一个高度分层的体系,不同层次的艺术家、作品与流通渠道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与价值。因此,不能进行一概而论的研究,而必须建立分层研究的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精英层次,包括重点艺术家、驻留期较长的艺术家,以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个案艺术家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二是大众层次,包括普通艺术家及市场导向的作品,这部分作品数量最多,主要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与装饰需求;三是商业层次,包括专门为市场批量生产的行画,这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低,但具有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价值。通过分层研究,可以避免以偏概全的错误,对朝鲜域外美术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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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跨学科合作的路径。针对学科边界模糊的问题,必须加强跨学科合作,整合艺术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例如,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朝鲜画家创作驻留、画廊、拍卖行、收藏家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的田野资料;可以借鉴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朝鲜美术的流通网络与社会关系;可以借鉴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地缘政治因素对朝鲜美术域外传播的影响等。
因为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三十余年的 艺术"抵达",留下一个庞大而独特的艺术遗产。这个遗产不仅有巨量美术作品,更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历史现场。所以,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就是要对这个历史现场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使之从一个被忽视的边缘存在,进入艺术史的相关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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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鲜域外美术史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市场的浮躁,客观、理性地切入研究的同时,要承认研究的局限性,不追求完美的历史叙事,尽可能抵近历史现场,尽可能在完备、完善文献的的前提下,为亚洲艺术史这一独自的现象,提出相应的阐释。
(责任编辑:罗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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