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天之下，你我皆是自己的光。

　　2026年7月10日至9月6日，“繁天录——中国动画英雄潮流特展”由浙江美术馆与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在4、5、6三大展厅呈现四个板块、近600件实物与数字展品，完成了中国动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精神测绘。从1941年《铁扇公主》的手稿残页，到追光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数字剧照，时间跨度超过八十年。这不是一场怀旧的拼盘，而是一次有意识的文明回望——以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为容器，将散落在百年光影中的英雄魂魄重新聚拢，让它们在同一个时空中彼此凝视、互相叩问。

　　“繁天录”，满天的星星，英雄谱系，一代一代。满天繁星哪颗最亮?策展人把西游、封神、众生、追光四个板块码得整整齐齐，从1941到2026，俨然一部动画英雄史。历史的起承转合，脉络分明。可真正的英雄从来不在脉络里——孙悟空横空出世，哪儿来的起承转合?哪吒那一剑，是历史能预料的吗?

　　这不是一场常规的动画回顾展。它试图做一件更有野心的事：在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里，为中国动画近百年的英雄谱系筑一座精神殿堂。

　　四个板块，一部英雄史

　　“繁天录”的叙事逻辑以“西游谱”“封神谱”“众生谱”“追光谱”四个板块展开，看似是题材的分类，实则是英雄叙事的四次精神转向——从神佛到凡人，从民族寓言到个体命运，从手绘的体温到数字的冷光。每一次转向，都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这个判断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中国动画百年历程中，英雄形象始终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而“繁天录”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呈现了英雄形象的演变，更揭示了这种演变背后的文化主体性建构逻辑。从1941年《铁扇公主》的手稿残页，到即将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剧照，时间跨度超过八十年。

　　策展人以“孙悟空”这一形象串联起整条脉络。这个选择耐人寻味——在中国动画的谱系中，恐怕没有第二个形象能如此自如地穿行于不同时代、不同美学范式之间。

国光大戏院《铁扇公主》海报 1941年

　　“西游谱”的起点是1941年。展柜里那张国光大戏院《铁扇公主》的海报已经泛黄，边角的毛边显现沧桑历程。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万氏兄弟在炮火中完成了这部亚洲首部动画长片。二十年后，《大闹天宫》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其纯手绘工艺代表了当时中国动画的最高水平。严定宪修改过无数遍的分镜稿静静躺在展柜里——那位身穿虎皮裙、脚踏黑靴的齐天大圣，最初从张光宇的笔下诞生，又经过严定宪一次次调整动作、打磨神态，最终从戏曲演员的身段里走到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封神谱”的核心是哪吒。1979年《哪吒闹海》中“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场景，是中国动画史上最悲怆的瞬间之一。展柜前总是围着最多的人。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成品，更是创作的过程——动画师常光希用尺子比着自己的脖子，仰躺在地上模拟死亡姿态;林文肖为表现生命流逝的刹那，盯着一缕发丝的骤立与垂落琢磨了三天。在没有电脑技术的年代，摄影师通过十二张莲花的画片与多重曝光的手段，为哪吒的复生重塑了神圣的光环。作曲家金复载在曾侯乙墓编钟发掘后，实地录制单个音符，开创性地将编钟的声音加入电影配乐。

展览现场

　　“众生谱”则打开了更宽广的视野。1983年《天书奇谭》的分镜稿里，蛋生从蛋壳里蹦出的动态被拆解成几十张小图。这部影片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让每个角色都有了“人性的褶皱”。1999年《宝莲灯》的画稿旁标注着一段历史：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孤注一掷，最终斩获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第二。

展览现场

　　“追光谱”指向当下与未来。2013年追光动画在北京成立，十余年间从《小门神》到《白蛇：缘起》，从《长安三万里》到《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一板块的展陈方式也迥异于前三个板块——大屏幕、数字渲染、沉浸式体验，与手稿时代的“手工感”形成鲜明对照。

　　英雄叙事的百年嬗变从“神猴”到“小猪妖”

　　中国动画百年历程中，英雄形象始终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但如果细察这四个板块，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英雄定义的变迁。

　　1941年的孙悟空是“以笔为枪”的民族寓言。1965年的孙悟空是“金猴奋起”的时代强音。1979年的哪吒以自刎叩问个体命运与时代桎梏。到了2023年的《长安三万里》，英雄已不再是腾云驾雾的神佛，而是诗仙与挚友数十载的情谊。再到2025年的《浪浪山小妖怪》——英雄成了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妖怪，在平凡中追求不凡。

　　这条线索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转向：英雄从神坛走下来，走进了普通人的身体里。展览的官方表述将其概括为“从腾云驾雾的神佛变成了在命运缝隙中挺身而出的凡人”。

　　这一转向并非孤例。在全球范围内，超级英雄叙事也在经历类似的“去神格化”。但中国动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英雄谱系始终与民族国家叙事深度绑定——从抗战烽火中的《铁扇公主》，到改革开放初年的《哪吒闹海》，再到今天的“国潮”复兴。英雄形象的每一次嬗变，都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

　　两种创作时代的并置

　　“繁天录”最有意味的展陈设计，或许不是四个板块的内容划分，而是手稿的体温与数字的冷光，两种创作时代的并置。

展览现场

　　在“西游谱”和“封神谱”的展柜里，是严定宪的手稿、张仃的造型稿、常光希的分镜——铅笔的痕迹、涂改的印记、赛璐珞上褪色的颜料。每一张纸都带着创作者的体温。观众能看见思考的过程、犹豫的痕迹、反复修改的挣扎。

　　而在“追光谱”的展厅里，是数字渲染的剧照、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CG画面。精致，流畅，无懈可击——但也失去了手稿那种“未完成”的魅力。

　　这不是厚古薄今的判断。两种创作方式各有其时代语境和历史价值。但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展厅里，驻足手稿展柜前最久的，往往是中年以上的观众;而围着数字屏幕拍照的，则多是年轻人。两代人的动画记忆，在同一个展厅里形成了有趣的代际对话。

　　一次有意味的策展实验

　　浙江美术馆开馆十余年来，始终致力梳理民族文化的视觉基因与精神谱系。“繁天录”是这条求索路上的又一次凝望。

　　但将动画引入美术馆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策展命题。动画长期被视为“大众文化”或“童年记忆”，与美术馆所代表的“精英艺术”之间存在某种不言自明的区隔。“繁天录”试图打破这种区隔——它论证的是：动画不仅是人类的童年记忆，更是民族以镜鉴己、缔造传奇的别样表达。

　　从展陈效果看，这种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当《大闹天宫》的分镜稿与《哪吒闹海》的蓝晒稿并置在美术馆的展柜中，它们获得的不是“大众文化”的标签，而是“美术遗产”的身份。手稿的线条、色彩的层次、构图的推敲——这些原本属于动画制作流程内部的“幕后工作”，在美术馆的语境中被重新编码为可供审美的视觉文本。

　　展览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题：“潮流特展”。当哪吒以盲盒形态成为掌心可触的陪伴，当浪浪山的小猪妖从银幕跃入毛绒玩偶的柔软怀抱，“英雄”正在以“潮流”之名重回生活。这或许是美术馆面对“Z世代”观众的一种策略性妥协，也可能是一种主动的媒介融合——让经典动画形象与潮流文化碰撞，既是文化记忆的当代激活，也是英雄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创新性延续。

　　“繁天录”最终想说的或许是一句话：繁星满天，英雄留名。但比“留名”更重要的，是那些“幕后英雄”——熬夜勾勒分镜的导演、笔下稿件褪色的美术师、一帧帧反复修改的原画师。他们在银幕之外，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英雄”的含义。

　　结语：英雄没有退场。退场的是我们对英雄的那种、近乎虔诚的相信。现在我们把英雄揣进口袋里，摆在书架上，随手把玩。没有不好，只是不一样了。

　　繁天录，录的是英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影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梦做得久了，就忘了那是梦。不知道再过六十年，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些“英雄”。

　　走进“繁天录”，是与英雄重逢。走出“繁天录”，是与自己相见。在文化主体性重构的今天，展览不仅回望了来路，更指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