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冯骥才先生是兼具时代远见、学术高度与实践深度的先觉者、先行者、开拓者。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立足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发展现实，直面传统文化存续的核心问题，在文化认知、抢救实践、学科建设三个关键层面持续探索，推动构建了体系化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方法和学科框架。冯骥才先生几十年来的坚守与开拓，为我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作出了重要探索，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自发零散的民间行为，转向系统性、学术性、长期性的国家层面的发展事业。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快速现代化、城镇化转型阶段，城乡建设加速推进、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社会大众与学界的关注重心相对聚焦物质经济发展，对于根植于民间社会、依附于传统生活的活态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存在认知不足、重视不够的问题。部分民间技艺、民俗传统、古旧民居、乡土文化在时代变革中流失，产生文化断层、记忆缺失的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冯骥才先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预判文化遗产问题，成为国内较早关注、阐释、倡导系统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深化文化认知，冯骥才先生突破了传统文物保护的固有边界。以往，文化保护的核心对象主要集中于古建筑、古器物、古文献等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间口头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礼仪、乡土聚落等非物质的、活态的、生活化的文化形态，相对缺乏明确的保护定位与价值认知。冯骥才先生明确界定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提出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是承载民众集体记忆、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载体。现代化进程对乡土生活方式的冲击，本质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冲击，将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弱化与文化记忆的断层。这一认知突破极大拓宽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范畴。

敏锐感知把握，冯骥才先生探索了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他通过长期城乡田野走访调研，总结转型过程中乡土文化消亡的不可逆性，形成了整体性、全域性、前置性的保护思维。上世纪90年代，在多数社会主体尚未关注民间文化保护时，他率先开展城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针对天津估衣街等老城街区的拆迁改造问题发声奔走，开启国内城市近现代街巷文化保护的早期实践。进入21世纪，他进一步将保护视野从城市历史街区拓展至全国的社会文化，提出传统村落保护、民间文化建档、传承人认定等重要理念，预判并研究传统村落空心化、民间技艺断代、民俗文化失传等系列难题。

引导社会实践，冯骥才先生持续阐释和传播专业观点，推动全社会文化保护认知的普及与升级。他通过文学创作、学术研讨、社会宣讲、媒体发声等，系统阐释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意义、核心价值与现实路径，纠正社会层面对民间文化“老旧无用”的片面认知。同时，他联合国内百余位文史、民俗、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发布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倡议，凝聚学界共识，唤醒社会大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在他的持续推动下，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逐步进入公共视野与政策视野，为后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传统村落保护制度的落地实施，打下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基础和舆论基础。

冯骥才先生的文化先觉，核心价值在于完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革新。他将文化保护从单一的文物修护工作，上升到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维系文化传承体系、保障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更高层面，为我国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核心价值导向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的先觉需要落地为扎实的实践行动。面对我国民间文化遗产体量巨大、分布零散、受到冲击的现实困境，冯骥才先生坚持实践优先、抢救前置的工作原则，摒弃理论空谈，扎根全国田野一线，牵头开展我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践，构建起普查、建档、抢救、保护、传承一体化的工作体系，填补了国内民间文化系统性抢救的行业空白。

21世纪初，冯骥才先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牵头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全国民间文化遗产开展的全域性、系统性普查抢救工作。他牵头制定统一的田野调查规范、资料采集标准与档案留存体系，整合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力量，组建专业调研团队，深入全国各省市乡村开展地毯式普查。调研工作涵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手工技艺、民俗礼仪、传统村落等多个门类，通过文字记录、影像拍摄、实物采集、口述史整理等多元方式，全方位留存濒危民间文化资源。

在抢救实践中，冯骥才先生聚焦濒危度高、传承弱的核心文化资源，开展针对性攻坚保护。针对民间年画、剪纸、唐卡等传统民间艺术，他组织专项普查与资料整理，系统梳理各流派技艺脉络、传承谱系与艺术特征，抢救留存大量濒临失传的技艺资料与实物遗存，完成年画领域规模空前的系统性文化整理工作，构建起民间艺术档案体系。针对传统村落快速消亡的问题，他推动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促进了乡土聚落文化的制度化保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老龄化、后继无人的危机，他提出传承人保护机制，明确传承人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载体，推动建立传承人调查、认定、扶持、培养的完整工作机制，为活态传承提供了保障。

同时，冯骥才先生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档案化、系统化留存。他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在于建档立库，所有抢救成果必须形成可留存、可查阅、可研究、可传承的标准化档案。依托大规模田野普查成果，他主持编纂系列民间文化典籍与档案资料，形成规范化文化信息，为后续学术研究、保护实践、教学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素材。这些系统性档案成果构建起完备的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

此外，冯骥才先生始终坚持公益性、纯粹性的保护原则，数十年奔走于田野一线，持续投入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避免市场化功利行为对原生文化遗产的破坏。他坚持保护优先、传承为本，拒绝过度开发、商业异化的保护模式，坚守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真实性与完整性，为当代文化遗产抢救实践树立了职业标杆与行业准则。

数十年的抢救实践，积累了标准化、可复制的田野工作范式，完善了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操流程，改变了我国民间文化遗产缺乏守护、不断流失的被动局面，为国家层面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出台、保护工程落地、保护体系完善，提供了扎实的实践依据与经验支撑。

为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范化、长效化、专业化发展，冯骥才先生率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探索与建设，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从田野实践到理论建构、从经验操作到学科化发展的跨越。

在理论建构层面，冯骥才先生牵头在天津大学搭建国内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本土化理论框架。他结合数十年田野抢救实践经验，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规律、价值逻辑、传承机制与实践路径，厘清非遗保护与文物保护、民俗研究、艺术研究的学科边界，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他编撰出版《非遗学原理》等标志性学术著作，构建起非遗学基础理论体系，填补了国内非遗领域系统性理论专著的空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成为独立交叉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理论成果立足中国本土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契合我国民间文化传承的现实，摆脱了西方文化遗产理论的套用局限，形成本土化、自主化的非遗学术体系。

在学科建设层面，冯骥才先生推动实现非遗学制度化、规范化落地。依托天津大学学科平台，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获批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牵头构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人才培养体系，启动非遗学系列教材编撰工作，搭建本科、硕士阶段系统化的专业课程体系，将田野调查、遗产抢救、档案整理、传承保护等实操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教学内容，实现实践经验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在学术赋能层面，冯骥才先生推动非遗保护从社会公益实践升级为高校化学术事业。他搭建专业化学术研究平台，依托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汇聚全国非遗研究人才，开展非遗保护理论、田野方法、传承机制、活化路径等专项研究，持续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同时，他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将学科研究成果反哺田野保护实践，以学术理论指导基层遗产抢救、村落保护、传承人培育工作，形成实践出理论、理论促实践的良性循环。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化传承、体系化发展、可持续推进，为行业持续输出专业人才、理论成果与实践方案，为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几十年来，冯骥才先生以文化先觉，为行业探索了价值导向与发展方向；用扎实的抢救先行，为民族留存了海量珍贵的文化根脉资源；以开拓性的学科探索，为事业长效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与人才基础。冯骥才先生以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坚守文化初心，开拓保护新格局，既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更是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开拓者。他坚守的文化理念、积累的实践经验、构建的学科体系，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延续冯骥才先生这样求真务实、守正开拓的治学精神，坚守文化本心、深耕田野实践、完善学科体系，持续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推动文化遗产在当代实现有效传承、永续发展。

潘鲁生系文化学者、中国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