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1日，继深圳—北京、深圳—上海“城际文学对话”之后，“湾区叙事与城市文化——深圳·香港·澳门城际文学对话”活动在深圳举行。活动由文艺报社与深圳市文联联合指导，由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深圳画院）主办。

本次活动将聚焦深港澳三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的岭南文脉与各具差异的城市特质，围绕湾区城市底色、海洋文化与流动经验，以及不同文体如何丰富湾区叙事等议题展开。

学术主持、《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引入主题并介绍，深港澳三地既有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客家文化的共同根基，又各具鲜明个性：深圳是新锐蓬勃的移民城市，香港是中西交汇的多元之都，澳门是温婉共生的小城。三地作家从各自城市出发，探讨湾区叙事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香港作家联会永远名誉会长江扬认为，深圳文学的气质在于新城市文学与打工精神，没有沉重历史包袱，聚焦个体奋斗与城市变革的互文，素材多涉及欲望与身份失落、时间压迫感、移民打工与城中村叙事；香港文学的气质在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复杂性，市井烟火与命运无常交织，从刘以鬯、西西到金庸、倪匡，始终在寻找“我城”认同；澳门文学则温润共情，立足日常关照与小城叙事。

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香港女作家协会主席周蜜蜜以自身经历说明香港的流动性与移民特征。她表示，香港历史上多次接纳南来文人，华洋杂处、多面复杂，为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她近年创作长篇小说《趟栊门内外》，以广州十三行家族为线索，书写从西关到香港、澳门、东南亚乃至美加的迁徙史，将“趟栊门”视为国门开合的象征。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穆欣欣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从地理、经济概念走向文化共同体。澳门开埠四百余年，是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长期和平相处的历史见证，文学上呈现语言杂糅、副刊文学、业余写作等特点。她认为澳门文学有独特的“在家的乡愁”，回归后澳门人身份困惑逐渐消解，从中国文学的观望者变为参与者。

澳门作家协会副会长、澳门儿童文学协会副会长朱丛迁补充，澳门抗战时期处于特殊状态，与东江纵队有情报、医药联系，共同历史中的细分历史可成为独特题材；他将澳门形容为“成人的迪士尼”，其巨物化、符号化的文化景观值得书写。

深圳诗人吕布布表示，自己在深圳开始写诗，深圳的树木、公园、海洋气质触发创作。她认为深圳写作伦理单纯向上，写作者保持朴素观与问题意识，从短诗到长诗《深圳塔》，尝试以杂糅方式处理科技都市的复杂经验。

深圳青年作家肖千超认为深圳文学特质是“生长感”，他计划以深港两地一个猪肉铺发展为肉联厂的八十年家族史，书写普通人的生命痕迹。

二、身份认同与流动经验

江扬指出，三地叙事质感迥异：深圳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时”，极少数代际家族史，更多是一代人的拼搏史，焦点在个体离开乡土后如何在资本化、技术化城市中建立自我，带有断裂感；香港经历多轮移民潮，文学是“皱褶里的本土构建”，流动伴随生存张力与命运感，擅长在唐楼、九龙城寨、茶餐厅等密集空间描绘文化碰撞，个体在“借来的时间”中展现世俗韧性；澳门则是“缓流沉淀于华洋杂处的地方叙事”，小城故事中流动着静谧感与异域情调。

周蜜蜜从家族史切入：父亲从上海到香港，母亲生于广州西关、在香港成长，曾赴南洋，后考回中山大学，因抗战爆发转香港大学寄读，与张爱玲轨迹相似。她认为老一辈作家如张爱玲笔下人物多在战乱中流动，身份与流动本身就是文学核心命题。新一代如葛亮从南京来港，融入岭南文化写出《燕食记》，港漂女作家书写进行时经验，均体现身份变迁对文学的影响。

穆欣欣谈到，澳门文学的乡愁不仅是移民对故乡的回望，也包括葡萄牙人对遥远国度的乡愁。澳门城市布局仿欧洲，以教堂为中心，葡萄牙人把澳门建成缩小的里斯本。她1980年从东北移民澳门，祖籍山东、母亲湖北，姨妈1949年随国民党到香港，母亲与姨妈分隔三十年，七十年代末在北京抱头痛哭。她认为自己的家族故事与新中国历程紧密相连，乡愁是打开澳门文学的钥匙，可追溯至闻一多1925年的《七子之歌》。

朱丛迁认为，AI时代人自身变得陌生，AI像镜子照出人的行为，使人重新追问“我是谁”。身份认同常在与环境不兼容时产生。AI语料库需人不断喂养，若无人创作，语料库枯竭，AI只能自我循环。因此当下反而是更好的创作时代，具身性、情感性正是文学优势。他以音乐为例：榜单前列常是2003至2012年的老歌，说明具情感性的作品反而留下来。

吕布布说，自己成年到中年都在深圳度过，乡愁好像转到深圳。2023年回陕西，看到秦岭文脉，突然想写一座山。她发现，在深圳写秦岭，陕西和秦岭都会变得不一样。写作前构思剧烈，找到口吻后才顺利，但秦岭题材几年仍不顺利，会有焦虑。她认为焦虑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更新性的推力。她的身份认同和乡愁都在写作中，永远在写家乡、写生活的城市。

肖千超谈到，所有作家写作过程应该都是痛苦的。三地叙事质感不同，移民来源和历史时长不同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作家个体生命经验不同。他2012年来深圳至今十四年，自认为在深圳没有什么身份认同，户籍在北方，属于北方人，可能代表着万千有同样撕裂感的深圳人。

三、不同文体与湾区叙事

江扬以散文《中环一角》为例谈规避地标化写作。她写中环中信大厦底层角落一架盲人辅导会捐赠的钢琴，牌子上写着“play me”，年轻人先清洁双手，有仪式感地弹《致爱丽丝》，路人驻足聆听。她认为宏大的中环作为底色，楼再高也高不过匆匆忙忙的人停下来那一瞬间，城市再讲效率也容得下分享音乐的温柔。

周蜜蜜写香港中学生太空科技长篇小说，书中细节后来被神舟实验采用；又写科幻小说《精灵绑架案》，被伊朗出版社译成波斯文。她认为真正触碰生活、写出城市特质，即使拿到国际上也会被看中。

穆欣欣认为文体只是容器，关键是“我在哪里、本土在哪里、世界在哪里”。她学新闻出身，以散文创作为主，曾在特区政府驻京办工作十年，在北京对澳门有乡愁，在澳门想念北京，结集为《当豆捞遇上豆汁儿》。她认为今天写本土要更关注本土与世界的关系，AI之后知识型写作更难，不能只输出知识，而要写与知识的碰撞产生了什么关系。

朱丛迁认为文学是向量，一束光只有往前，但文学有前有后可以回溯。他以刘慈欣《三体》为例，说明基于东方文明的人类未来主义与好莱坞完全不同。湾区写作特别重要的是科技、未来、全球南方，深圳奇迹与大湾区文化环境中的突变或渐变，所产生的活力值得期待。

吕布布认为诗歌既可写瞬间切面，也需处理复杂现代经验。她尝试在诗中用戏剧形式、对话体，甚至假设角色与自己对话。她认为奥登成为现代诗鼻祖，是因为能把AI、科技、商业等新词汇化用腾挪到诗体中。海洋书写不能再停留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应追问生命终极问题，像米沃什晚期那样保持强劲创作生命力。

肖千超区分不同文体：诗剧重点在“剧”，史诗重点在叙事，短诗擅长表达瞬间精神感受，戏剧公共属性适合表达对话与矛盾冲突，小说擅长承载完整人物命运，时代质感会落到人物命运上。

结语

李朝全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大家结合湾区叙事与城市文学，围绕作家写作所处的时间与空间、文化身份、乡愁以及各自文体，展开了丰富而多层面的探讨。湾区叙事既是流动的、包容的、青年的叙事，也是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文化的叙事、关于未来的叙事。 深圳、香港、澳门三城各具风华，万千书写各有温度，正是这种差异与共通性，构筑了独一无二的大湾区文学途径。

他期待三地作家在未来继续保持密切对话，深耕创作，让湾区城市文化与城市叙事在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也希望湾区文学、深圳、香港、澳门文学不断繁荣昌盛，祝愿在座作家越来越年轻，写作也越来越年轻，写出更有活力、更具奇迹效果的优秀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