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冯骥才的四项并驾齐驱的事业，被形象地称作他的“四驾马车”。本馆以两层楼四个展厅，逐一呈现“四驾马车”，完整展示冯骥才在这四个领域走过的路、结出的果，以及他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思考。遍历四个展厅，不仅可见其人，更能看见浓缩在一位知识分子身上的当代中国。

冯骥才自书《四驾马车百字解》

释文：四驾马车百字解。余天性嗜画，初从绘事；缘于人生多经磨砺，遂步入文学；复又为传统文明遭遇时代冲击，站到遗产保护潮头；近花甲安身立命于大学，治学育人，不知老之将至。平生四驾马车，而今齐驱并进，所向何处，惟有远方。乙巳仲夏之月，冯骥才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文化遗产遭受冲击的时代困境，冯骥才由文学纵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漩涡中，与这一代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了文化的先觉与慨然担当的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厅重点呈现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先后展开的三大领域：一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属于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时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二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间为本世纪前十年，直至今日；三是传统村落保护，属于特定的“另一类”文化遗产保护，时间为2011年至今。此外，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缘起，以及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抢救中的所忧所思所行，分别作为序曲与终章，一并呈现。

这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遇，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冯骥才舍弃心爱的文学与绘画，义无反顾地纵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与洪流中，从激情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亲历文化的命运，期间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以及种种付出、得失、思考、理想、忧患与无奈。这一代知识分子直面历史文明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困惑以及社会的症结，将自己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在物欲的世界里坚守思想与自己的信念。

冯骥才说：“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

肇始时期追溯冯骥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缘起，寻踪他早期的文化抢救行动，以及贯穿他一生的精神线索和后来从事田野调查的理念和方法的最初萌芽，揭秘他如何由自发的热爱到自觉的担当。

本单元分为“天津民间艺术调查与编写”“年画的振兴与考察”“为周庄卖画”“抢救贺秘监祠”“敦煌是我的课堂”“巴黎巨匠的启示”五个版块，预示了冯骥才后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精神源头与田野行踪。

二十来岁的冯骥才，天天骑着自行车，后衣架上绑一个木凳，身上斜挎一架廉价小相机，奔波于老城内外街巷中，开始了他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计划写一套关于天津民间艺术的图书，包括杨柳青年画、刻砖刘、伊德元剪纸、木雕刘、风筝魏、泥人张、华锦成灯笼等等，他后来的文化抢救的想法就是从《天津砖刻艺术》这小小的书稿开始的。

由于有过此前为抢救周庄迷楼卖画的经历，冯骥才在老家宁波举办“敬乡画展”期间，再一次义卖画作捐修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并由此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此为天一阁藏书楼第一代馆员张延章（1887-1960）手书的《贺秘监祠述要》。

《今日法国》杂志是法国外交部编辑出版的资讯类杂志，上有“文化遗产”专号，全面介绍当代法国人的遗产观、保护理念和方法，给予冯骥才很大启发。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急风暴雨的城改浪潮迎面扑来时，天津这座有着六百年历史与丰富遗存的北国名城，遭遇不可抗拒的破坏与巨浪般的冲击。冯骥才毅然发起最早的文化行动，以卖字画所得经费，与一批历史和文化学者、民俗专家、摄影师等民间志愿者，展开历时半年多的文化抢救，为天津老城留下消亡前的“死面相”。继而又对旧租界和老城之外本土区域进行全面的文化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向社会传布历史建筑的未来价值与必须保护的观念。这部分主要包括：“一城”（天津老城）、“一楼”（小洋楼）、“一街”（估衣街）。

天津总商会是估衣街早期仅有的见证，亦是五四运动的遗址，当年多人曾在此演讲，马骏为呼吁商界罢市，不惜头撞总商会议事厅立柱。如此珍贵的遗址却在2001年的城市改造中被拆毁，在这次估衣街的抢救行动中，冯骥才抢救下天津总商会的两根立柱、博古砖雕、灰塑狮头以及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以铭记历史。

这座完美结合了本地青砖雕刻与欧式装饰风格的客货栈老字号，伴随着估衣街的拆迁被无情地摧毁了，冯骥才站在残破的青云栈前，深感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曾经在老房子屋顶上亭亭玉立的二层亭式烟囱，在老城厢改造时被保留了下来，本砖雕由天津市南开区文旅局惠允借展。

这里的建筑残件分别是：紫竹林教堂屋顶装饰石雕柱头（1872年）和维斯理堂红砖门柱残件（1913年）。

小洋楼调查期间，冯骥才特意给每位摄影家订制了一套浅红色鲜亮的摄影服，以壮声色。

面对中华大地多彩多姿的民间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处于全面濒危的局面，2001年冯骥才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后，积极倡议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随即发起要对“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盘清家底的抢救式普查”行动。

“抢救工程”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开篇力作。不仅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的摇篮和孵化器，还在完善田野调查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创造了“非遗学”等相关领域新的学科方法，如传承人口述史、田野文化档案、非遗博物馆等，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经过2002年整整一年广泛的调查、研讨、呼吁，这项巨型工程终于得到国家的批准，成功立项。2003年2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大会堂启动。龙头项目“中国木版年画大普查”率先于2002年10月在河南朱仙镇开始，并在当年春节前展开全国各年画产地的文化普查。

抢救工程启动前，专家小组到山西晋中后沟村进行采样调查，为即将开展的全国性田野工作制定统一的、科学的、标准化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这是中国知识界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全面调查和随后掀起的全国非遗保护热潮的第一枝报春花。

中国木版年画的大普查作为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率先启动。年画遗产体量大、品质高、内涵丰富、意义重要、产地遍布全国，我们不仅把它视为重点，并作为一种示范。制定普查方案、方法、标准，制定程序与规范，在全国各项民间文化普查中进行推广。年画的普查进行十年，对这一重大遗产千头万绪的文化脉络全部理清，制作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档案，其中十四个产地的年画制作技艺已进入国家非遗名录。此次抢救有力地促进了年画的保护与发展。

冯骥才将武强旧城村贾氏秘藏年画古版择其精华拓印装裱成一卷，展示抢救的成果，同时作序《武强秘藏古版画精华》记录这次抢救行动的真实过程，以为纪念。

本单元除年画外，还包括民间剪纸、蓝印花布、民间雕塑、藏族唐卡、口头文学、节日文化、羌族文化等多种非遗门类和项目的抢救与保护。同时还展示了文化遗产日的建立、传承人保护、民间自救、呼唤全民的文化自觉、理论要支持田野等来自抢救工程实践中具有创造性的理念和方法。

茶炊子是老会前行儿的道具之一，先于高跷表演，起到聚拢人气的作用。主体是玻璃罩子，内置鲜花，顶部有木刻纹饰，四角置角子灯。一只上置大汤壶和盖碗，一只上置点心盒子。灯牌是老会设摆器具之一，左右对称罗列。通常每个灯牌上有一个角色的介绍，各配座子，设摆时插于其上。

传统村落是与现有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属于农耕生产与生活的实体，难于进行保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城镇化加快，古村落消失加剧，其中非遗的保护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2012年4月，在冯骥才的倡议下，国家决定由四部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冯骥才出任专家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在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面前，我们也痛心地发现一组惊人的数字：2000年我国自然村有360万个，而到了2010年降至270万个，10年里少了90万个村落，平均一天就有近300个村落消失。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是2013年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天津大学共同批准成立的国家级传统村落研究机构。中心致力于前沿理论研究、学术著作出版、科研项目实施、主题展览举办。曾发起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制定《普查手册》《范本》《图典》等工具书；聚焦传统村落“空心化”“科学性保护”等问题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将人才培养与田野教学基地实践结合，围绕非遗与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展开项目研究；“传统村落网”的建立，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

这里的人物都是二十年来与冯骥才并肩战斗为文化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文化志愿者。

他们许多是无名之士，默默工作于乡野。他们不求闻达，只因为他们热爱自己心中的文化。当全球化的飓风把我们的文化遗产吹得纷飞欲散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的守望者毅然用自己的身体挡上去，用身体做围栏，保护着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他们，明日的中华文化版图将会出现许多永远的空白与遗憾。

人的脊梁承担着身体最大的重量，脊梁不仅存在于身体，也存在于社会与时代，每一个时代必须有时代的脊梁。

这里是一代知识分子在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的互动中结出的丰硕成果，他们真正践行了“把书桌搬到田野”的理念，为推动民间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数十年的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田野中踽踽独行，这里展示的是陪伴他们的田野物件，保留着他们的体温以及对民间文化的拳拳之心。

让我们以冯骥才的自白来重新思考这项没有终点的事业的意义：“我们是不幸者，我们这一代人遇到时代转型给我们预设的文化遗产濒危的陷阱，但我们义不容辞地跳了下去；我们是幸运者，我们这一代人碰到一个能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命运搅在一起的良机，我们感受到我们文明的伟大和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