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生于1912年，那年溥仪退位。

爱阅读，通英文。最高的职务是父亲，最精的手艺是写字：毛笔不错，硬笔甚好。

闲来拉京胡，听京剧。体育新闻，每日必修。

活到九十一岁。此为去世前两年挥毫。

一支秃笔

程大利

父亲不画画，但他爱体育。

他在潞河中学读书时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名叫“question  mark”(问号)。有一次运动会，一个同学的钉鞋踩在他脚面上，踩出一个洞，血往外涌。他跑到湖边，把脚伸进水里洗了洗，又接着上场。他讲这事时，我的脚隐隐发疼，问他疼不疼。他说忘了。

他 83岁那年，我陪他回潞河中学。他站在湖边，说老校长滕昌佑跟他们讲：要有好身体，将来才能为社会多做事情。滕校长还请胡适来校作演讲。我后来查了一下，1932年，确确切切就那一次，就是给他们那一届毕业生讲的。

我在沛县师范工作的时候，有一趟头班车，五点，我得赶回学校。父亲三点就起来，给我烧早饭，然后送我去车站。冬天很冷，半路他突然蹲下了，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掉。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好大一会儿，他慢慢说：“这儿”他指了指心脏，“装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响，你哪次回来见不到我，不要难过，这是人生规律。”他说完笑了笑。我知道他有严重的房颤，经常在医院看病时，医生就不让走了,要住院，然后医院给母亲打电话。最初一家人内疚，时间久了，习惯了。他一年总要住几次院。就拖着这样的身体，他活到九十一岁。

先父手札。他习二王、智永、颜、柳、苏……硬笔沉稳缓慢，同时有速记本领，龙飞凤舞皆入草法，惜已无迹存世。

2000年，父亲看我墙上未完成的山水画。那年他88岁。

我三四岁时，在地上画火车，一节一节，从里间屋画到外间，越过门槛，画到院子里。满地的粉笔灰。父亲下班回来，看着还在冒烟的火车，笑了笑。读小学的第一天，我把书包丢了。上学路上有个戏院，门口有人端着颜料正在画海报，我凑过去，看得入了迷。画师离开后，我手指蘸着唾沫，在那美人两腮涂了两下，把眼皮上也涂成两块胭脂。我怕了，转身就跑，结果丢了书包。

回家我说书包丢了。父亲没骂我，当然也没打我。他阴着脸重重地批评了我，只记得他说，书是预订的，买不到。那天晚上，他借了邻家孩子的课本，忙了个通宵。铺开白色道林纸，裁好，磨墨。他用正楷书法给我抄下了整本语文，接着再抄算术，然后再用线、针、锥子手工装订。原书32开，他做成16开，比原书大了一倍。第一课：羊。第二课：大羊小羊。第三课：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那端庄的楷书，是我最早的书法启蒙。第二天上课，老师捧着书本看了很久。别人的书上有插图，我的没有，但我会画。我用铅笔在书上画了羊，画了牛，画了马，最后画了老虎、狮子、大象。每一页我都画了很多“插图”，后来被父亲看到了，他一页一页地慢慢看，只是笑。

四年级，他给我买了一本《齐白石的画》。封面是两只小鸡争一条蚯蚓，叫“他日相呼”。我特别喜欢。长大后才明白那四个字，小时争食，大了互相喊着，一起来吃。那是文人画里最深的情趣。在那个困难的岁月，他给我买这样一本书，是最重的礼物。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本厚厚的册子。里面贴着他能搜罗到的我发表的所有文字和印在报纸上的画，大大小小，连豆腐干那么大的都剪下，工工整整贴了一大本。我一页页翻看，翻到最后，手有点抖。

父亲为我专做了一本剪贴簿。凡他在报纸刊物上搜罗到我的文章，哪怕豆腐干那么大一块，也剪下；各种刊物上我的画，他必裁下，贴到这个本子上。

有一年我到圣彼得堡，在陀思陀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看见作者的手稿，硬笔俄文漂亮极了。我一下子想起父亲。父亲的英文书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英文，确实没遇到第二个人写成那样。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一辈子做与英文相关的工作，只是个中学教师，但那手字，是过硬功夫，是我一生最深的印记。他的书写状态影响了我。

父亲不是书法家，但他有书写的天赋。尤其是英文，写得极好。他没教过我写字，也没教过我画画。他只是让我画，允许我丢书包，欣赏我在书上瞎涂。他早起，他锻炼，他不多说一句话。这些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就进入我的身体里，长成了我。

很多年后，我在中国美术馆办展。展厅人来人往，我站在中间，忽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用的那只秃笔。想起那个夜里，父亲铺开白色的道林纸，裁好，磨墨，一笔一划地写：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

我这一生的画和书法，都是从那两行字里来的。

师心居主丙午中秋于京华

这张照片为摄影家肖泉所拍。他当时并不认识我，因读《江苏画刊》知道了我的名字。而我早闻他大名，因为他拍了一组《三毛》和多幅杨丽萍及一众知名人士。

曾经的文字和零星画面被父亲一点一点收罗起来，像是时光从指缝里漏下的鳞片。如今老了，才看出其中深藏着的一路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