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德成与 J. Patrick Williams 对谈

崔德成是艺术家及 4C Gallery 创办人。J. Patrick Williams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本对谈围绕崔德成的展览《理解的边界》展开，讨论人格分类、绘画与诠释。

图 1  崔德成个展《理解的边界》在 4C Gallery 的展览现场。观众的字母选择留在画作下方的墙面上。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社会隔阂与展览的入口

崔德成：《理解的边界》始于我对当下社会状态的担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尤其困扰于公共生活中遇到的分裂：持不同立场的人，似乎越来越难理解别人为什么那样思考、那样生活。面对这种对立，我想问，我们还有多少耐心去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

在我看来，社交媒体的推荐机制也在加深这种距离。手机里的信息流不断把熟悉的观点和我想看的内容送到眼前，就像一个我始终身处其中、随我移动的茧房。当我们反复接触与自己相近的观点时，就容易把自己的理解视为理所当然，并觉得别人的想法难以接受。我关心的是，在这样的信息环境里，我们怎样重新对彼此的差异产生好奇，并愿意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我自己的交往经历，也是这种理解困难的一个具体例子。当有人以我无法理解的方式行事时，我常会想：“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这种无法理解，有时会变成挫败感，甚至愤怒；有时还会让我觉得，自己被特别针对了。后来，我逐渐开始考虑，这些冲突中有一部分，是否来自我们性格中深层倾向的差异。我们注意什么、怎样理解一件事，以及认为怎样的回应才是合适的，都可能大不相同。

MBTI 为我提供了一个开始接近并理解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入口。我尝试想象，对方可能通过一套与我不同的框架来感知和判断情境。我把对相互理解的关切带进艺术，希望观众也能参与其中。展览汇集了十六幅与 MBTI 类型相关的抽象绘画，以及一幅自画像。十六幅作品具有相同的尺寸，并分布在紫、绿、黄、蓝四个主要色彩组中。我隐去类型标签，邀请观众从 E 与 I、N 与 S、T 与 F、J 与 P 中作出选择，从墙面的领取装置中取出字母贴纸，把自己的选择贴在他们认为与相应特征有关的画作下方的墙面上。这些选择会继续对后来的观众可见。现场没有用于判定选择是否正确的答案表。这些选择留下了观众不同诠释的记录。

图 2  观众将字母贴在画作下方的墙面上，加入自己的判断。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研究这些观念并创作绘画的过程，对我也成为一种自我疗愈。当我能够把一个令我受伤的反应，放回对方的经历、性格和习惯中去看，我有时就没有那么生气了。这个反应可能有它自身的来由和原因，未必是专门针对我的。理解这些原因，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接受那个行为，但它改变了我体验它的方式。

Patrick，我邀请你参与这场对谈，是希望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人们理解彼此时遇到的困难，以及分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我的艺术创作从对社会分裂的观察出发，也包含个人交往中的经验；你的研究则关注 MBTI 如何进入并流通于日常生活。你怎样理解这两种视角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让观众为画作分类的过程？

Patrick：你的艺术与我关于 MBTI 作为文化模因的理论之间，我看到的最强联系是：两者都较少把 MBTI 当作一种有效的心理学工具，而更多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模因。依据文化模因理论——可参见理查德·道金斯 1976 年的《自私的基因》——我们可以把模因理解为在某个群体或关系网络的成员之间传播的文化片段，例如观念、俚语或服饰风格。利莫尔·希夫曼在她 2014 年的《数字文化中的模因》中提出，模因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即它传达的意义；形式，即它采取的呈现方式；以及立场，即创作者如何面向受众定位自己。在我的研究中，MBTI 是一种文化模因或符号资源，年轻人借助它让自己变得可以被理解。作为社会学家，我认为 MBTI 并不指向一个人内部某种固定或与生俱来的东西。相反，许多年轻人把 MBTI 标签作为一套便携的词汇，以标准化的方式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你的艺术不提供预先规定好的人格类型表征，而是在追问这些假设。你创作了十六件不带标签的作品，让观众依据对自己的认识、眼前所见，以及对 MBTI 身份矩阵的理解，自己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作品分类。我看到的另一个强联系是：我的研究关注 MBTI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变得为人所知、可使用，并发挥功能。《理解的边界》也在含蓄地邀请观众思考这些相同的问题。

绘画经验与共享意义

崔德成：你对文化符号的描述，使我想到自己创作时使用的材料。在开始这组 MBTI 作品之前，我已经用抽象绘画为朋友创作过人格肖像。我发展出一套基本的构图方法：横、竖两个背景元素，加上一个有机形态和一个无机形态。在这个结构中，我处理颜色、笔触、形态之间的关系和肌理，来传达某个具体的人在交往中给我留下的印象。

在这组作品中，我把同样的方法带到十六种类型中，尝试创作更典型的人格形象。我思考的是，每种类型被描述为怎样感知、处理和回应世界，以及这些描述能够怎样进入绘画语言。根据不同作品的需要，我也使用不同的空间关系，或借用艺术史中的视觉语言。因此，这些画作具有共同的构图基础，却并没有都采用同一种绘画风格。

我使用的材料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荣格心理类型以及 MBTI 相关认知功能框架的介绍；另一条是大众对各个类型的描述、联想和刻板印象。我通过小红书（一个中国生活方式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YouTube 等平台接触其中许多材料，再把它们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些材料不会自动生成一幅画，而是要经过我的选择和转化。因此，作品里也包含我自己的刻板印象。我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客观判断人格的位置上。正因如此，当观众认出我想表达的人格类型时，我想知道：他们认出的是我对某种人格的理解，还是一种我们双方都已熟悉的符号或文化模因？

Patrick：如你所说，一位观众把你的画作正确对应到某个 MBTI 身份，并不一定意味着画作成功捕捉了某种深层人格类型，也不一定意味着你正确地表现了它。它反而可能意味着，你与这位观众，或多位观众，正在调用一套相似的意义，而你们各自把这些意义赋予了艺术。我把 MBTI 界定为文化模因，是因为它的代码连同可辨认的意义一起流通。使用者反复接触有关类型的故事、笑话、排名、原型、模因、名人案例和描述。久而久之，这些内容产生文化共享的期待，告诉人们 I 型、P 型、INTJ 或 ENFP 是什么样的。这些期待成为文化模因，继而成为可供使用的诠释资源。

图 3  崔德成，《理解的边界》系列作品。艺术家设定对应的人格类型为 ENFP。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崔德成：当我画熟悉或陌生的类型时，共享意义与直接经验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明显。按照网络讨论中常见的颜色分组，我对绿人组和紫人组相对熟悉。特别是绿人组，我在艺术学院的经历和朋友圈中经常遇到。蓝人组和黄人组在我自己的社交圈里相对陌生，因此我更多借助资料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这说的是我自己的接触范围，而不是更广泛人群中的类型分布。

回看观众的选择，我有一个印象：有些我非常熟悉的类型，以及有些我几乎不了解、却觉得特征鲜明的类型，都得到相对接近我意图的回应。而对于那些有一定熟悉程度、却没有深刻感受或亲身经验的类型，我个人的表现方式与人格类型描述之间，可能有更多尚未理清的矛盾。

我在想，这些看似相近的结果，是否来自不同的创作过程。画我熟悉的人时，我会带入具体而复杂的相处经验；画陌生类型时，我可能更多借助其他人也能认出的文化形象。这仍然是我在创作中的观察，而不是投票已经证实的结论。你会怎样看待这种可能性？

Patrick：关于熟悉程度，如果没有事先进行某种独立测量，就无法评估你此前对每一种人格类型究竟有多熟悉。不过，你在规划怎样表现 MBTI 类型时，部分依赖了社交媒体帖子，这一点很有意思。对于那些你不太熟悉的类型，你使用了更多观众同样能够辨认的常规文化形象，而较少运用主观经验。

投票与观众的诠释

崔德成：这提醒我，需要区分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数据能够支持的判断。除了画廊中的贴纸互动，我还在小红书上组织了十六项投票，共收到 1,618 票——这是 1,618 次投票，并不一定来自彼此不同的受访者。

最初，我很自然地会注意到，观众的选择有多经常与我预设的类型相符。不过，按照你的解释，一致性首先可能说明，视觉关系与类型形象之间存在共享联想。投票仍然值得讨论，只是它回答的问题与我是否准确画出了某种人格不同。你认为这些结果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Patrick：首先，我很欣赏展览的互动性。投票为某些画作更经常触发共享意义这一点提供了经验支持。在十六项投票中，有十二项得票最多的答案与你的参照类型一致；有几幅作品与你自己的分类形成了相当强的一致，例如 ENFP 为 78.0%，ESFP 为 76.6%，ISTJ 为 73.5%，ISFP 为 68.1%。我把这解释为以下三者之间存在共享意义的证据：你的艺术选择、你创作的画作，以及广泛共享的关于这些具体 MBTI 类型的观念。

崔德成：我也很在意那些没有与我预期相符的结果。特别是 INFJ 和 INFP，观众的选择相当集中，却把我预设的对应关系颠倒了。既然画作已经经过我自己的诠释，而观众又带着他们自己的经验进入作品，我就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看成他们没有认出作品。你怎样理解一种不同于艺术家意图、却又在观众之间广泛共享的诠释？

Patrick：INFJ 和 INFP 的情况尤其有意思。观众高度一致地认定，哪幅画最能代表这两种 MBTI 类型，但他们的一致意见与你的意图正好相反。从社会学上说，观众强烈共享一种不同于你的意图的诠释，这表明外界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文化意义，而你个人对这些意义并不十分敏感。结合你先前提到自己认识较少蓝人组和黄人组的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图 4  崔德成，《理解的边界》系列作品。艺术家设定对应的人格类型为 INFJ；正文讨论这一对应与观众选择之间的差异。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图 5  崔德成，《理解的边界》系列作品。艺术家设定对应的人格类型为 INFP；这一标注说明艺术家的设定，并非客观的标准答案。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崔德成：这使我更愿意把自己的类型对应关系看作一个可以讨论的起点。在画廊里，作品不展示人格类型标签，也没有用来诠释它们的答案表。相反，观众把自己的诠释留在作品旁边。对我来说，一致与相互冲突的选择，都成为这次相遇留下的内容。不过，这些选择并非彼此隔离。后来的观众能够看到前面的人贴了什么字母。我的画作先提供一套符号，而已有的贴纸又增加另一层符号与诠释。因此，这次相遇也包含观众与艺术之间的某种符号互动。你怎样看待这种参与方式对后续诠释的影响？

Patrick：这正是我喜欢展览参与式性质的原因。你鼓励观众为艺术作品分类，但他们永远不会得到自己的分类是否“正确”的客观确认。相反，每幅画下方不断累积的贴纸，把个人分类的一个个时刻，变成具有社会性、因而会产生后果的东西。其他观众看到已有的分类后，作出自己的决定时就必须把它们考虑进去。当某些画作积累更多代表某一人格代码、例如 E 的贴纸时，这些贴纸可能影响后来观众对艺术的诠释，并进而影响他们的选择。观众能够作出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继续对其他人可见；这凸显了分类和标签的情境依赖性。投票结果也强化了这一点，因为不同画作上的分类并非随机分布。对某些作品，某一种 MBTI 类型引起了强烈共鸣；另一些作品的标签则没有那么一致。这种差异说明，分类决定并不只是从个别观众内部产生；相反，与另一些作品相比，你在某些画作中预设的 MBTI 归属似乎更容易被观众从文化上辨认出来。

图 6  绿色作品组及字母领取装置。不断累积的选择对后来的观众保持可见。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分类的传播与局限

崔德成：这也回到我对当下相互理解的关心。当分歧变得强烈时，我们容易通过一个标签判断某个人，而不是试着了解他，或努力接受他的视角。我使用 MBTI 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分类具有两种可能：某一种人格类型可以提醒我，别人的回应可能与我的不同；但当标签逐渐变得熟悉，我也容易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展览能保留分类之后继续往下看的可能。观众可以先通过四个字母形成判断，再遇到其他人的选择，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仍然可以被讨论。分类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又在什么时候会固化成刻板印象？我们能否使用分类，却不让它成为理解一个人的终点？

Patrick：我不认为人们把 MBTI 当作终点，而是把它当作通向与他人关系的一条捷径。分类并不是终结；它是诠释过程中必要的一部分。意义不是简单地包含在人身上、等待被发现的东西。人们走过人生时，意义会在不同的时刻、日月和年岁之间产生并被协商。分类之所以有帮助，是因为它简化了我们周围复杂的现实。但如果分类被不加批判地使用，或者以阻止我们看见、走向分类之外的方式被使用，它就会成为问题，甚至带来危险。

这是我的 MBTI 研究中的核心张力之一。一方面，我和一位同事发现，中国年轻使用者看重四字母代码提供的高效分类。INTP 或 ENFP 这样的代码能够非常迅速地传达大量文化共享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MBTI 具有功能性：它为讨论自我、关系、工作、约会、家庭等，提供一种信息密度很高的简写。当人们拥有这样一套共同词汇时，互动就可能更容易。

崔德成：这种共同词汇的效率，我确实能够从自己的经验中理解。它让我比较容易开始想象差异，也减少了面对他人某些行为时的困惑。但我同时担心，解释可能变得过于方便，让我忘记它只是一个概括。知道一个人的类型之后，似乎就没有必要继续问，他为什么那样想、为什么那样做了。

Patrick：是的，这种效率也可能成为问题！一个标签越能成功压缩信息，人们就越容易忘记，这些信息并不完整，而且取决于具体情境。在我们的数据中，例如，一个经历社交尴尬的人可能会把这种感受与某个可辨认的类型联系起来，从而责怪自己“天生”就是那样。在另外一些例子中，MBTI 使用者建立了基于分类的、理想与不理想类型之间的等级。因此，同一种文化模因既可以促进自我理解，也可以作为一种负面刻板印象，或在同辈之间建立等级的方式。区别在于：面对新的信息或社会经验时，这种分类是否仍然可以修订。

崔德成：你强调分类需要保持可修订，这与我对作品的期待很接近。不过，在日常使用中，人们未必把 MBTI 看成一套暂时性的词汇。我接触各种类型介绍时，也会感受到那种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解释的吸引力。这让我想问，MBTI 为什么能在东亚人群中传播得如此广泛？从你的研究视角，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符号；但对实际使用它的人，它的吸引力是否恰恰与他们相信这些类型描述了自身某种稳定的东西有关？

Patrick：正如我在研究中试图说明的那样，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可以论证 MBTI 是一种文化模因，而不是固定的心理本质。但这不意味着普通人也这样看 MBTI。事实上，我认为它之所以传播开来，恰恰是因为普通人确实相信 MBTI 所宣扬的本质性心理特征。这并不是坏事；我也不是在暗示社会学家是“对的”，而心理学家或普通人是“错的”。这些类别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赖的基本分类体系相契合。它们之所以有吸引力，也在于把一个人是谁缩减为四个基本维度——而且这四个维度都以正面的语言来呈现——这可以减轻人们与他人互动时需要投入的认知与情绪负担。它也让人们更容易理解或合理化某些行为为什么发生。

意图、伤害与责任

崔德成：在个人交往中，我确实体会过这种认知和情绪负担的减轻。我也想澄清，自己说的性格差异是什么。我并不是说某一种 MBTI 类型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或者解释了他所做的一切。我想到的是感知方式、情感经验、个人经历，以及人们如何排列自己看重的事情。这些差异影响我怎样接近一个人，也进入了我的绘画。但如果我总是通过人格来解释它们，会忽略个体之外的什么？

Patrick：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MBTI 类型是文化信息的片段，传达了关于个人的、被假定为本质性的信息，那么把人缩减为 MBTI 类型之后，行为和道德就会通过人格而不是文化得到解释。这符合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倾向：责怪个人的问题行为，比责怪一个允许、甚至迫使人们以某些方式行动的社会文化体系更容易。例如，我们可以把小偷看成某一类人；也可以审视一个制造并维持不平等的体系，它可能让一些人不得不靠偷窃来维持生存。当你归咎于体系时，解决方案就涉及重大问题。而如果只因为个人属于某一类人就把责任归于他，你就可以转而尝试矫正或惩罚这个人，这看起来更容易。

崔德成：这提醒我，即使人格类型为我的绘画提供了入口，我也需要给一个人所处的环境留下位置。我可以从想象性格差异开始，但不能因此认定，所有原因都包含在那四个字母里。回到我自己交往中的例子，我逐渐意识到，有时对方并不认为自己在伤害我，而我却仍然感受到他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社会学怎样理解行动者的意图与另一个人的体验之间的这种距离？

Patrick：文化社会学经常关心如何同时从行动者与另一方的视角理解行动：双方各自认为当时发生了什么？各自赋予情境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其中涉及什么意图？行动对行动者而言总是有意义的，但他们行动时的意图或意义，不一定与其他人对这些行动的诠释一致。一个人可能真的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甚至可能抱着善意行动；然而，行动的后果仍然可能被另一方体验为伤害。就像我们能够对人进行分类，我们也能够对行动进行分类。行动本身从来不是内在地善或恶、有帮助或有伤害；决定其价值的是人们赋予行动的意义。

崔德成：尝试理解这种距离，可以让我在把某个人的行为解释成敌意之前，暂缓判断。但我仍然关心，在试着理解之后，怎样继续评价这个行为。“他就是这种性格”，可能帮助我解释一个反应，也可能变成不再讨论其影响的理由。我希望承认感知与意图之间的差异，同时让受到影响的人仍然有表达的空间。我们怎样区分，借助差异理解一个行为，与借助差异为伤害开脱？

Patrick：我们并不少听到或读到“INTJ 就是这样行事”或“她是 F 型，所以总是情绪化地反应”之类的话。在这里，人们的行为被当作自然的或意料之中的，因为它们据说由某种深层人格驱动。当人格类别不仅被用来诠释行为，还使行为显得不可避免、因而无法受到批评或改变时，它就尤其成问题。此时，分类开始取代责任。行动者是否有意作出伤害行为？行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当这种影响为人所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涉及个人视角，而第三个问题把责任带入讨论。共同理解并不要求意见一致，但它确实要求人们能够从他人的视角想象事物。我认为，这触及了展览标题中的“理解的边界”。不同参与者可以处在同一空间或同一时刻，却以不同方式体验它。而且，有些人更擅长、有些人更不擅长从另一个人的视角看待情境；尤其当那个人或其视角与自己截然不同时，例如两个人在不同国家长大、使用不同语言，或拥有不同规则与规范。

崔德成：我把你的三个问题理解为：一个人抱有什么意图，他的行动对另一个人造成什么影响，以及行动者在得知这种影响后怎样回应。这使我想到，意图、影响和知晓影响后的回应，可能分别进入我们对责任的判断。不过，在我的诠释中，行动者是最先作出那个行为的人。当你提到后续回应时，你指的是谁的回应？

Patrick：这里需要澄清谁是“行动者”。从社会学上说，参与其中的两个人都是行动者。第三个问题——当影响为人所知之后发生什么——说的不是行动者 1，而是行动者 2，也就是另一方。行动者 1 带着意图行动。行动本身，即行动 1，而不一定包括它的意图，被行动者 2 体验。行动者 2 把意义赋予行动者 1 的行动 1，然后作出回应。行动者 2 的行动，即行动 2，随后成为一次新的二人互动中的第一个行动。接着，行动 2——但同样不一定包括它的意图——又会被行动者 1 体验。还要记住，行动者 1 的行动 1，本身也建立在此前发生的某个行动或诠释之上，因此并不存在真正的起点。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并不总能相互吻合的行动与意义。我可以怀着善意对一个人说些什么；但如果对方把它解释成恶意，并依据这种诠释作出反应，那么我可能会收到一些自己认为带有恶意的回应。我会想：“这不公平，因为我没做错什么，现在对方却这样刻薄地对待我。”但和我互动的那个人，可能根本不这样看。

崔德成：明白了，你描述的是两个人不断诠释和回应彼此的过程，而我刚才的理解集中在最初行动者是否承认影响。这两个问题有关联，但并不相同。你的解释也让我看到，双方都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回应对方，却逐渐走向更深的相互误解。

我希望从我们的讨论中保留一个比较基础的愿望：当有人感受到伤害时，他的经验能否被认真听取，而在这种影响为人所知之后，能否有一个回应？我并不是在提出一套涵盖生活所有方面的道德框架。我承认，人们甚至会对这些最低限度的期待有不同理解，但我仍然关心，它们能否为继续共同生活提供基础。

Patrick：我会主张，“伤害”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理解，因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无法在基本层面一致同意要认真对待伤害。例如，在一些国家，对儿童实施任何身体惩罚都是违法的，父母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孩子；而在另一些国家，身体惩罚相当普遍，父母会把这种惩罚解释为道德教育的必要手段，以减少孩子将来对他人或社会的伤害。在喜剧领域，人们也有许多争论：喜剧演员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有些人认为，喜剧是一种艺术形式，因此他们作为艺术家具有不应受到谴责的特殊权利或视角；另一些人不同意。简而言之，我想强调的是，“伤害”本身并不具有一种普遍一致的意义。

崔德成：这里，我们仍然把重点放在不同的事情上。你强调，我们不能预先假定对伤害已经有共同理解；我则希望，即使存在这些差异，受到影响的人仍然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经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在展览的背景里，让它继续提醒我，尝试理解一个行为与接受它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认出类型却不喜欢作品

回到展览，还有一种观众反应，让我反复想到识别与接受的区别。当然，不喜欢一幅画与感受到伤害是不同的事情。这里更具体的现象是：有些观众选中了我为他们自认的 MBTI 类型创作的画，却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它。他们认出了这个类型，却不喜欢它的形象。你会怎样理解，识别与不喜欢同时出现的情况？

Patrick：嗯，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而且我认为，这可能是你提出过的最难的问题。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观察到：当人们把自己与另一个类别的人进行比较时，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与同一类别中的其他人相似。因此，白人美国人在与中国人比较时，会把自己看成彼此相似；男性在与女性比较时，也会把自己看成彼此相似。但当他们把自己与同一类别中的其他人比较时，就会关注彼此的差异或独特性，例如男性与其他男性比较时，会注意各自独特的特质。我在想，你对每种 MBTI 类型的预设表现，是否成为某种群体内部比较的基础，而观众是否想让自己感到，单一的“我是谁”的表征，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到自己身上？如果能请观众用两三句话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幅画，会很有意思。如果获得足够多的回答，你就可以分析其中是否存在某些模式。

崔德成：你建议继续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觉得这为作品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四个字母记录了一次选择，而观众愿意分享的理由，可能让我们更接近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在他们有机会亲自说明之前，我不希望另一种基于类型的解释，已经替他们把话说完了。

这也让我回到最初促使我创作《理解的边界》的社会分裂。面对立场不同、经验不同的人，我希望展览能提供一次继续倾听的机会。当我们在手机信息流里越来越习惯自己的视角时，共同面对一幅画，也许能让另一个人的诠释实时进入我们的视野，哪怕只是短暂地出现。一个人为什么这样看，也许值得我们再多问一句。甚至当我以为自己正在共情时，也可能只是把自己放进对方的处境，想象如果是我会怎样。对方未必像我这样感受，也未必把同样的事情看得同样重要。我希望这个展览能让人停下来，对这些差异产生一点好奇，并愿意问对方更多的问题。

图 7  艺术家崔德成在展览现场与观众讨论作品。 图片由艺术家与 4C Gallery 提供。

MBTI 的十六种类型可以成为一个入口，让人开始想象感知和回应世界的不同可能。我希望观看随后还能继续走向每一种类型内部的差异，走向具体的个人。同一个人格类型标签之下，并不只有一种形象、一段经验，或一种生活方式。

投票让人们对类型形象的不同诠释变得可见；它并不能证明某种人格被准确地画了出来。作品中的颜色、形态和类型关联，包含我的概括与刻板印象，而观众又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理解。我希望这种相遇能让我们看见差异，同时仍然愿意通过进一步接触来修订判断。

理解并不要求我们接受另一个人的每一种行为。我希望，即使存在分歧，我们仍然愿意听见那个具体的人；在作出判断之前，多一点好奇，也多听一点。我们可以先借助人格类型来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再给每一个人留下空间，让他超出自己被归入的那个类别。

本对谈由邮件往来整理并编辑。中文版依据修订后的英文翻译。

作者简介

崔德成是生活和工作于洛杉矶的观念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教育工作者，也是 4C Gallery 的创办人。他于 2020 年获得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他的创作涵盖绘画及其他媒介，探索理性与感性、个体感知及人类经验之间的关系。在艺术创作之外，他也从事艺术史与美学的教学和写作，并通过 4C Gallery 策划展览与教育项目，连接当代艺术与华语社群。

J. Patrick Williams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他围绕身份认同过程发表了大量研究，尤其关注身份与真实性的社会建构。他编辑过多部相关著作，包括《Authenticity in Culture, Self, and Society》（Ashgate，2009）、《Studies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Authenticity》（Routledge，2020），以及《Interpreting Subcultures; Approaching, Contextualizing, and Embodying Sense-Making Practices in Alternative Cultures》（Bristol University Press，2024）。他同时担任新加坡亚洲数字文化中心副主任，以及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研究员（Faculty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