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幅被割为274块、流散海外近百年的巨幅元代壁画重新呈现在眼前，中国美术界与文博界应当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是停留于叹惋与乡愁式的抒情，止步于现代设备的数字采集，还是仅将其视作画家练习线描与设色的素材？

药师佛佛会图（临）

广胜寺下寺大殿东山墙 14世纪初-中期

张见 韩茂远 孟影 蔡炀灿 毕晓慧 刘小锋 王昊 叶紫

戴丽丽 银卓玛 张煜林 连少辉 石绍鸣

耿天岐 郑瑞芯 刘志蕾 杨超逸

王斐 张树 王于涵 胡蕊 刘硕硕

泥板、矿物色 1511.3×751.8cm 2024-2026年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摹壁寻古 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会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摹展”在北京启幕。作为一项历时数年、跨越重洋的学术工程，项目团队对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代洪洞广胜寺下寺大殿壁画《药师佛佛会图》开展研究性现状临摹，并按1:1比例完成复原。壁画高约7.5米、长约15.1米，现存画面由274块残片拼接而成。

展览呈现的不只是壁画的宏大体量与临摹工艺的精微，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文物实体尚难回归的现实下，中国学者如何通过自主研究与实践，深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阐释，并推动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建构？

展览现场

从图像摹写走向文明阐释

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从国家文化战略与学科建构的高度，阐释了这一历时十年的学术探索。他指出，本次展览以中国古代壁画为切入点，以“研究性临摹”为方法，贯通文物保护、学术研究、艺术传承与公共传播，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落实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工作部署的一项具体举措，也体现了艺术研究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积极探索。对中国古代壁画而言，临摹不仅是图像摹写，也是研究方法、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的重要环节。它既保存图像，也有助于重建空间与审美结构；既回应文物保护的现实要求，也拓展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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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贯穿于展览的整体架构之中。“薪火赓续”单元回溯了1900至2026年间中国壁画临摹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从早期敦煌粉本整理、纸本摹写，到泥地仗层复原、多光谱数字化复原的技术变化，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经验传承。“丝路回望”单元集中展现以古龟兹、高昌、于阗及及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为代表的丝路壁画成果，勾勒出外来佛教图像本土化转化的历史脉络。“跨洋重构”单元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的原大研究性临摹作品及相关工作坊为核心，展示流散海外壁画的材料研究与文献互证历程。“晋藏遗珍”单元将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与西藏夏鲁寺、白居寺壁画的高精度现状临摹并置，展现不同地域艺术传统之间的联系，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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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流散海外的《药师佛佛会图》，项目团队先后4次赴美进行实地测绘与数据采集，并结合山西广胜寺下寺大殿的建筑遗存、民国档案及相关历史文献进行综合考察。这一过程将文献研究、现场调查、材料分析与临摹实践结合起来，使壁画的历史信息与原址空间获得进一步梳理，也为后续研究与展示提供了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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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积累与学术考辨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张见在回顾项目缘起时谈到，团队的相关研究始于2016年。时任工笔画院院长何家英带领团队深入甘肃、新疆石窟，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系统梳理丝绸之路沿线的壁画遗存，并逐步确立长期开展壁画研究与临摹的方向。2017年，工笔画院获批国家艺术基金古代壁画人才培养项目，从全国报名的800余名文博系统业务骨干、高校教师、硕博士及专职创作者中，通过严格考核选出40位青年人才，逐步形成核心学术梯队。

在人才队伍与前期研究的支撑下，2018年起工笔画院规划并推进“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临摹与推广”项目。此后每年持续推进一至两个重点项目。2022年，团队的丝路壁画临摹成果入选中国工艺美术馆开馆展。由于观众反响良好，展览多次延展，展期累计达1年零9个月，为团队积累了大型展览实践与公共传播经验。

进行临摹样板与原壁的比对工作

随后，团队将研究重点转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张见带领团队前往山西广胜寺下寺大殿遗址考察，以原址空间及相关历史资料为参照，启动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科研合作。

在绘制与考辨过程中，团队并未停留于视觉再现，而是结合材料分析、空间测量与历史图像，对壁画的拼接情况及原始位置展开研究。关于主尊佛头的拼接问题，团队通过观察发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拼装与修复时，主尊药师佛的佛头角度可能存在偏差。相关研究结果经双方核验后，获得美方专家认可；美方表示，未来如对原作开展修整，将参考中方意见。

关于壁画原先位于广胜寺下寺大殿东壁还是西壁，学界此前存在不同观点。项目团队结合大殿建筑结构、采光条件，并比对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提出壁画原位于大殿东壁（东山墙）的判断。相关成果已形成专题论文发表，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基于上述考证与复原工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专家开始重新审视壁画原作的保存状况，并表示未来将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适时研究原作的保护与修复方案。双方计划于2026年10月24日联合举办首届国际壁画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围绕壁画保护、研究与临摹的国际交流。

274块残片背后的材料研究与“现状临摹”

再宏大的学术结论，最终需要落实到线条、色层与地仗等具体环节。作为2017年入选首批人才计划并在十年间成长为骨干画家的代表，韩茂远从一根线绘制的经验出发，介绍了研究性临摹在数据采集、色彩控制与材料还原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壁画临摹

前期数据采集与色彩管理，是本次壁画临摹的重要基础。韩茂远表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厅内光线较弱，异地原大临摹的难点并非简单记录颜色，而是建立一套稳定的色彩比对流程，尽可能减少原作观看、摄影采集、数字处理、打印输出与颜料调配等不同环节之间的差异。为此，团队在现场进行影像采集，制作多组色彩实验板及原大打印稿，并在原壁、数字图像、打印稿与实验板之间反复比对。通过多轮校验，团队尽可能控制不同采集设备、显示介质与颜料呈色所带来的偏差，为后续临摹建立相对可靠的色彩参照。

进行泥地仗制作

地仗层的复原是另一项重要工作。地仗的厚度、质地与表面起伏，会影响线条的运行和颜料的附着。韩茂远介绍，团队最初曾考虑参考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现存的地仗结构制作临摹用泥板，但经过比对后，认为这一做法不足以呈现《药师佛佛会图》的现状。

据团队考察，壁画在迁移过程中被分割为274块残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拼装壁画时，曾使用填充材料处理残片之间的缝隙。因此，现存画面中既有元代壁画本体，也有后期修复填补区域，两者在材料成分、厚度、表面起伏及吸水性等方面存在差异。针对这一情况，团队采用分阶段制作地仗的方案，按1:1比例呈现残片的错落起伏与风化质感，同时保留后期填补区域的材料差异，为后续线条与色层的表现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

在《药师佛佛会图》前比对原大色彩稿

谈及对“现状临摹”的深层理解，韩茂远表示，残缺本身也是作品历史的一部分，后期修复留下的痕迹，也是作品流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今天面对的《药师佛佛会图》，并不只是元代画师最初完成时的作品，而是数百年来经历环境变化、揭取、迁移、拼接和修复之后形成的整体状态。“现状临摹”首先是一种学术态度。它要求我们少一些主观想象，多一些对实物证据的尊重；少一些“替古人补画”的冲动，多一些对历史信息的保留。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把它变成一幅更完整、更理想化的画，而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记录和呈现《药师佛佛会图》的现存状态。技术最终必须服务于对文物的深度理解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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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复实践到“大中国文化视野”

研究性临摹的意义并不止于展览呈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名誉院长何家英从文献保存、修复理念与艺术史视野等方面，阐述了这项实践的学术价值。

首先，研究性临摹可以形成高精度的次生文献，为应对文物老化与信息损失提供支持。何家英以中国绘画史为例指出，唐代以前的卷轴画真迹大多已不存，后世得以了解顾恺之、吴道子、张萱、周昉等画家的作品风貌，与宋代宫廷画师的临摹传统密切相关。部分宋代摹本历经流传，今天已成为重要文物。大型古代壁画同样面临材料老化、环境变化及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本次1:1研究性现状临摹记录了壁画当前的色彩、断裂结构与绘画细节，可作为原作研究与保护的重要参照。未来即便原作发生变化，这类高精度记录仍有助于保存现阶段的图像与材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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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深入理解绘画本体，有助于推动壁画修复从单纯的形态填补转向更审慎的保护实践。何家英指出，壁画修复需要充分考虑材料、绘画特征与历史痕迹。若对原作理解不足，机械描线、简单填补或使用平滑涂层，都可能破坏残缺边缘与原有肌理，使修复部分与原作之间形成明显反差。修复工作既需要材料与技术知识，也需要对绘画语言的理解。项目团队在临摹过程中对断裂带、脱落区及后期修复区域的处理，为观察不同材料状态与画面衔接方式提供了实践案例，也促使相关机构进一步评估原作的保存与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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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英还将这项实践与工笔画的发展及中国艺术史的书写联系起来。他指出，传统观念有时将工笔画概括为纤巧细腻、严谨写实，但古代石窟与寺观壁画凭借宏大的尺度、浑厚的材料质感与历经岁月形成的斑驳面貌，展现出工笔艺术雄强、深沉的一面，也拓宽了对工笔画表现力的理解。

在何家英看来，中国艺术史的叙述不应只集中于宋元以来的文人水墨画。唐代以前的人物画与大型绘画创作，许多保存在石窟和寺观壁画之中。古代壁画融合了文人学养、宗教信仰与民间工艺，也吸收了东亚、中亚、西亚及南亚等地的文化因素。深入研究壁画，能够拓展中国绘画史的材料范围，呈现中国艺术与亚洲及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关系，并进一步形成开放、多元的“大中国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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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山西广胜寺的原址遗存，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墙，再到团队历时数年的测绘、考证与临摹，《药师佛佛会图》的研究与复原连接起原作、历史文献、材料分析和当代展示。面对流散于海内外的文化遗产，研究性临摹以文献考证与材料研究为基础，为保存图像信息、深化艺术史研究和推动公众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文物的流散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缺憾，但对文物的研究、保护与阐释仍可持续推进。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以审慎的态度面对残缺，以具体的材料研究和绘画实践回应原作，进一步打通了研究、临摹、保护与展示之间的联系。

这项历时十年的学术实践提示我们，文化传承不在于将古画塑造成脱离历史的完美图像，而在于尊重作品历经时间留下的痕迹，以扎实的研究持续补充中国艺术史的材料基础，深化对中华文明艺术传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