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驻地通常通过工作室、创作计划和最终展览来说明自身。在湖南常德的五宝，由艺术家高晗发起并组织的CHIMIMORA驻地，将相聚的起点放在了一张饭桌旁。高晗负责项目的整体策划、参与者遴选与现场协调，并在驻地期间独立承担参与者的接待、交通、饮食、翻译、设备安排，以及与家庭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沟通。

2026年8月底至10月初，项目通过公开征集收到300余份申请，最终入选的参与者以九天为一个驻留周期，陆续来到五宝。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专业背景，在一处家庭住宅与周边村落之间生活、行走和工作。吃饭、喝茶、散步以及饭后逐渐展开的交谈，并未被视为创作之外的日常，而是构成了这次驻地最基本的方法。

院中的桌子既容纳饭菜，也堆放画笔、录音设备、草稿和途中捡回来的物件。创作并不总是从一份完整的计划开始，而是在重复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显现：一次散步带回某种声音，一次饭后的谈话延伸为口述采访，一件由居民保存多年的材料，也可能成为一次制作的起点。

图注：五宝驻地期间，参与者在院中围桌交谈。共同用餐与饭后交流逐渐成为驻地日常。

在这种结构中，饭桌不仅是一处社交空间，也成为不同知识与经验相互试探的场所。具有人类学背景的参与者Joanna Lu最初便希望从食物和共同用餐进入当地生活，通过聊天与口述采访展开研究。相比一次目的明确的正式访谈，日常交谈允许一个问题被中断、重复，也允许讲述者在逐渐熟悉之后修正此前的表达。食物在这里并非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是关系得以发生的条件。

这种方法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创作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相反，共同生活使这些差异更加具体。海外参与者与当地长辈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交流需要翻译、手势、等待与反复确认。居民的热情接待让交往得以展开，却不能自动等同于彼此理解。谁提出问题，谁负责翻译，哪些内容被记录，又有哪些意思在转述中发生变化，始终影响着后来形成的地方叙事。

图注：当地长辈与驻地参与者在院中交谈。反复见面、共同用餐与日常往来，构成彼此逐渐熟悉的过程。

饭桌因此既是亲密感产生的地方，也是研究伦理开始显现的地方。当一次闲谈可能在日后成为文章、影像或作品的材料时，创作者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它是否“有趣”，也包括这段讲述是在什么关系中发生的，以及讲述者是否知道它将被如何使用。

声音实践进一步显露了日常环境与艺术方法之间的关系。录音设备被带到水边、山间和村民日常使用的水龙头旁。流水、寺庙的钟鼓、鸡鸣狗吠、鸟叫和人的活动，都成为聆听与采集的对象。田野录音在这里并不只是从环境中取得一段可以使用的声音，它同时包含录音者的位置：在哪里停留，选择靠近什么，又将什么排除在录音之外。

图注：驻地艺术家Willow Swan在村庄的日常用水设施旁进行声音采集。流水、环境声与人的活动共同进入录音。

从户外采集到室内实验，五宝的工作现场始终保留着居住空间原有的痕迹。木屋中的梁架、风扇、塑料凳和临时铺开的线缆与声音设备同时存在。参与者无法把这里转变成完全中性的工作室，而必须在已有的尺度、功能和生活秩序中调整自己的方法。环境不再只是等待被记录的对象，也实际参与了作品的形成。

图注：Willow Swan在居住空间中开展声音实验。阁楼原有的结构和用途，也影响着设备的摆放与协作方式。

材料实验同样起始于居民与创作者之间的往来。当地居民曾从水下打捞出一块木头，并将它保存下来，后来询问参与者是否能用它做些什么。参与者由此开始打磨木头，试图使用当地能够取得的鱼线，将其制作成一件乐器。由于鱼线与木材本身的物理条件，最终的发声效果并不理想。

这次没有成功的尝试，比一个被迅速完成的作品更清楚地揭示了“采用当地材料”所包含的问题。材料并不会因为来自当地，就自然产生在地性。它拥有自己的来历、重量、纹理与限制，也可能拒绝创作者预先设想的形式。居民带来了材料和问题，参与者以自己的方法回应，而材料最终反过来改变了作品能够抵达的位置。

竹制发声雕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参与者先将竹材晒干，再尝试不同的凿孔方式。他们最初以为细窄的孔更容易产生声音，实际测试后却发现，更大、更宽的开孔反而更容易发声，制作中的判断也随之不断修正。

由于驻留时间有限，最终完成的竹管数量不多。雕塑被放到山上之后，发出的声音也没有达到最初预期。参与者曾几次上山等风，当竹管偶尔产生一点微弱的声响时，在场的人仍然为之兴奋。那一点声音的重要性，并不来自它作为作品的完成度，而来自人们此前共同制作、测试和等待的经历。

图注：参与者加工竹材并测试不同的开孔方式，用于制作放置在山上的风驱动发声雕塑。

等待使这件作品产生了物件之外的部分。人们需要停下来辨认风的变化，区分竹管的发声与山间原本存在的声音，也需要确认身旁的人是否听见了同样的东西。作品的形体可以被拍摄，几次上山等待与聆听的时间却很难由一张照片完整呈现。

但是，共同等待所带来的情感也不应遮蔽作品发声不足的事实。木头没有成为有效的乐器，竹制雕塑也仍有材料、数量与制作方法上的局限。五宝没有通过最终展览迫使这些实验被包装成已经完成的成果，但“未完成”本身也不是天然成立的价值。只有当材料问题能够被复盘、方法能够在之后继续修改时，一次没有达到预期的制作才可能真正成为研究的一部分。

驻地中的影像项目以不同路径接近村庄。Dora Krylov开展混合形式影像实践，通过预设场景，将日常环境转化为现实与虚构交叠的表演现场。高晗作为项目的主要表演者参与拍摄，当地居民也受邀进入艺术家所构想的部分场景。Alfie Elms则采用更接近纪录片的方法，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外出，通过反复行走和观察积累素材。

图注：高晗作为主要表演者参与驻地艺术家Dora Krylov的混合形式影像项目。拍摄以五宝的山地环境为现场，在表演、虚构与地方现实之间展开。

前一种方法主动重组现实，让村庄的日常空间进入虚构与表演；后一种方法强调持续观察，却同样无法摆脱拍摄者的选择。两种实践看似分别位于虚构与纪录的两端，实际都涉及创作者如何组织地方经验：居民在被设计的场景中拥有多少表达空间？日复一日拍下的素材，又将通过怎样的取舍与剪辑成为一种关于五宝的叙述？

Joanna Lu的口述研究与这些影像实践形成了一组有意味的并置。一次饭后闲谈、一段被记录的访问、一个由艺术家指导的场景和一组观察性影像，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地方材料。它们有不同的形成过程，也承担不同的表达责任。驻地使这些方法在同一环境中并行，后续作品则需要保留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将居民简单处理为研究对象、表演者或乡村景观的一部分。

由高晗构想和组织的山地行为《Blue Tag》（2026），将饭桌旁逐渐建立的关系带到了山上。蓝布原本是当地在这一季节晾晒谷物时使用的材料，遇到下雨便用来覆盖谷物。它具有一定重量，也保存着与农业劳动和天气变化之间的直接联系。

行为发生时，参与者与当地长辈一起撑起蓝布，有人在布料下方和山坡之间奔跑。当天开始下雨，行动并未停止，身体、布料与拍摄不得不随着天气和地形不断调整。蓝布不再只是画面中的颜色，而是以它原本应对雨水的功能进入作品。

从航拍画面中看，蓝色在山坡上形成了一块强烈却不稳定的形体，周围仍然是树木、水面、道路和住宅。作品并不是单独放置在山上的物件，而依赖多人同时保持张力；一旦有人松手，形体便会发生变化。此前的吃饭、拜访和交谈，在这一刻转化成了共同完成行动的条件。

图注：高晗，《Blue Tag》，2026。参与者与当地长辈在雨中共同撑起当地用于覆盖谷物的蓝布。行为与航拍影像。

驻地末段，部分参与者的实践也从五宝移动到常德市区的浪空间。一场结合声音、影像、即兴协作与身体行动的现场实践，使此前采集的声音和逐渐形成的工作关系进入另一种观看与聆听环境。村庄不再以完整景观的方式被展示，而是通过声音、图像与表演的碎片被重新组织。

这种移动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在五宝发生的经验被带入艺术空间，它们如何避免成为一种关于乡村的异域化表征？现场呈现可以延续驻地期间的实验，也可能将原本复杂的关系压缩为易于观看的形式。作品如何说明材料和影像的来源，是否让参与其中的居民看到最终结果，因而成为驻地结束之后仍需回答的问题。

一张共同使用的饭桌，并不会自动消除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语言能力、专业经验、停留时间与承担的责任，仍然决定着谁更容易表达、谁需要解释，以及谁在维持共同生活。五宝驻地期间，接待、交通、饮食、翻译、设备协调以及与家庭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主要由高晗一人在现场承担。她同时是组织者、照料者与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图注：参与者与当地居民在院落中共同用餐。围绕饭桌形成的交流与开放，也依赖持续的组织、准备与照料。

这使项目所倡导的开放与自发性呈现出结构上的矛盾：共同性出现在参与体验中，维持这种共同性的责任却没有被同等分配。参与者能够在没有成果压力的情况下散步、聊天、观察和试验，是因为有人持续承担了让这种自由成为可能的劳动。照料并不是艺术实践之外的后勤，而是这类驻地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基础设施。

发起人拥有更多决定项目方向的权力，同时也承受远高于其他参与者的工作量。这既是资源与分工的问题，也涉及项目如何理解“共同”本身。如果项目继续发展，问题便不只是怎样邀请更多艺术家，而是如何使照料与组织劳动被看见、被分担，并进入项目对自身方法的反思。否则，“自发发生”很容易成为一种只对参与者成立的经验，而发起人则长期停留在不断处理现实问题的位置上。

五宝也让人面对一个比短期驻留更漫长的时间尺度。当地长辈逐渐老去，一些年轻人离开，房屋慢慢空下来。旧物、空屋与口述记忆容易吸引创作者的注意，但它们首先属于具体家庭的生活。如果作品只留下空间的形象，曾经在这里劳动、居住和记忆的人，仍然可能在作品中缺席。

图注：Alfie Elms的影像项目记录下村庄中的日常片段：一位老人在家门前择菜。影像：Alfie Elms。

从食物、饭桌与持续交谈开始，为接近这些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它让理解不必在一次访问中仓促完成，也让创作在关系尚未确定时保持开放。但一次短暂驻地所能承担的仍然有限。完成后的影像能否重新带回五宝，居民能否回应自己参与的场景，尚未完成的材料实验是否会被继续，以及组织者是否有能力再次返回，都将决定这次驻地留下的是什么。

五宝产生了没有成为乐器的木头、声音仍然微弱的竹制雕塑、处于剪辑和发展中的影像，以及一场在雨中继续的山地行为。它们并没有共同指向一个完整的成果，却揭示出艺术如何从吃饭、等待、试错、照料与协商中发生。

从一张饭桌到一座山，五宝驻地建立了一些暂时的联系。它真正值得观察的，或许不是这些联系在一个月中显得多么亲密，而是当参与者离开之后，它们是否仍然具有被继续、被质疑和被重新组织的可能。

作者：何一宁

何一宁，策展人、研究者，长期从事摄影、影像与视觉文化领域的研究、写作和策展工作。她的研究关注媒介生态、田野方法、地方叙事，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与全球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