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黄色到三条黑线,蒙德里安的十五年
2026-10-14 14:00:00 郭昕怡
黄色在蒙德里安的两幅作品里,占据着截然不同的位置。
1920年的《构图Ⅲ》中,它处在画面的视觉中心,四周的红、蓝、黑与深浅不同的灰色向它靠拢,也把它向外牵引。到了1935年的《双线和黄色的构图A》,黄色退至左上角,成为一条贴近画布边缘的狭长色带。大片白色展开,两条水平黑线与一条垂直黑线相交。画面已经极度简化,关系却没有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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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于巴黎,1922年。摄影:R. Rossetti。图源:RKD 荷兰艺术史研究所
10月14日,蒙德里安两件重要作品将分别亮相佳士得“二十及二十一世纪:伦敦晚间拍卖”与“风起万象:彼得·西蒙珍藏晚间拍卖”。把它们并置,看到的是蒙德里安在十五年间对同一个问题的持续追问:当绘画不再描摹事物,线、色与平面能否凭借彼此的关系,建立一种足以独立存在的秩序?
今天,红黄蓝与黑色网格已经使蒙德里安成为极易辨认的现代艺术大师。但辨认风格与理解作品,终究是两回事。这两幅画恰好让人越过熟悉的图案,回到那个仍在寻找、犹疑和修改的大师面前。
把世界还给线条
蒙德里安并不是一开始就画方格。1872年出生于荷兰的他,二十岁时进入阿姆斯特丹的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早期作品中有风车、河流、农舍和树木,色调往往沉静,仍可见海牙画派的影响。后来,色彩逐渐明亮,形体也开始松动。他与自然意象的关系,并未随着抽象的出现骤然中断。
1912年初蒙德里安移居巴黎,毕加索与布拉克的立体主义提供了一种拆解可见世界的方法:事物不必再由完整轮廓和单一视点来规定,绘画可以重新组织它们。在1911年之后的抽象探索中,蒙德里安曾以早期具象作品里的线条结构作为出发点。树枝、建筑和风景逐渐失去可辨识的外形,线与线的关系却保留下来。蒙德里安的抽象并非凭空另造一套装饰符号,而是对观看经验的不断提炼。艺术家想抵达的,是外观变化之下仍然成立的关系。
1917年,《风格》杂志创刊,成为艺术家、建筑师和思想者交流现代艺术观念的平台。蒙德里安在其中发表文章,逐步阐明了后来被称为“新造型主义”的主张。蒙德里安抽象作品的基本语言很有限:水平线与垂直线,红、黄、蓝三原色,以及黑、白、灰。限制元素,并非为了让画面尽可能省事。他关心的是,如何使每一部分既保持自身的力量,又与其他部分建立均衡。颜色不能只在各自的格子里成立,它们还必须经得起彼此的相遇。
因此,均衡不能等同于左右对称,也不能理解为平均分配。一块面积很小的蓝色,可能牵动相邻的大片白色;一条黑线稍稍加宽,就会改变两边色面的重量。蒙德里安把叙事从画面中撤去,却把绘画的难题留了下来。没有人物或风景替观看提供路线,每一寸距离都要承担组织画面的责任。
这种追求也有时代背景。《风格》圈子中的艺术家相信,视觉上的协调能够为生活提供新的秩序。在被战争撕裂的世界里,抽象承载着一种重建的愿望。蒙德里安所说的普遍性,指向超出个别对象的关系:绘画不必复制现实的表面,却应当通过自身的结构,触及现实更深处的联系。
1919年6月,蒙德里安终于回到巴黎。战后的艺术界出现回归古典与具象的倾向,他却继续朝抽象推进。接下来的1920年,成为新造型主义语言真正凝结的关键时刻。《构图Ⅲ》就诞生在这个阶段。
同一时期,蒙德里安也与现代努力画廊的经营者莱昂斯·罗森伯格合作,将自己的理论整理为法文小册子《新造型主义 造型等值的一般原则》。这份十四页的文本献给未来的人,讨论的核心,是以矩形色面的关系表达新的和谐。文字与绘画并行:理论提出一个方向,艺术家却仍须在画布上解决颜色如何相邻、直线应在哪里交汇的问题。原则可以用几句话说明,一幅画的完成,却往往需要数月。
突破持续发生
蒙德里安在1920年完成了八幅绘画作品,其中五幅如今分别进入泰特、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罗马国家现当代艺术美术馆及威廉·哈克博物馆收藏。《构图Ⅲ》不仅来自这一数量有限的创作年份,也保留着艺术家为新语言寻找准确形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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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构图Ⅲ》Composition Ⅲ (Komposition No.XIII),1920年,布面油画,53.4×51.2厘米。估价2000万至3000万英镑。2026年10月14日,佳士得二十及二十一世纪 伦敦晚间拍卖。图源:佳士得。
黄色色块略微偏离中心。上下的灰色具有不同冷暖与深浅,右侧的红色、左侧的黑色使它无法独自安稳下来。蓝色出现在上方,与黄色形成另一种距离。靠近画布边缘的矩形有宽有窄,中央与外围之间没有平均、整齐的递进。视线于是不断被拉走,又不断返回。可以把这理解为画面的节奏:均衡发生在相互牵制之中,眼睛必须移动,才能感到它如何成立。
这幅作品提醒我们不要把蒙德里安想成一位只用尺子作决定的艺术家。他大约从1919年12月至1920年5月持续调整本作,曾在黄色中加入微量蓝色,使它获得更冷的色感。组成网格的深色线条经过反复覆画,边缘并不都锋利整齐,有些在接近画布边界时逐渐收止。
作品图中这些差别容易被压平;在绘画的实际表面,它们却关乎线条的轻重、色面的温度,以及边缘处的呼吸。看似单调的画面仍然留下手的劳动。蒙德里安没有把几何当作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用它反复检验自己的判断。
一段围绕本作发生的争论,更能说明这种判断。1920年6月15日,蒙德里安在致凡·杜斯堡的信中,谈到艺术家利奥波德·叙尔瓦热来访。后者认为这幅画不够平衡,黄色与红色不协调,上方的蓝色在下方也缺少对应。蒙德里安由此进一步思考:均衡的关系,是否一定需要传统意义上协调的颜色?
这个问题很具体。若以相同颜色在上下两端相互呼应,确实更容易获得稳定感;蒙德里安却要容纳不同元素之间的不一致。他正在寻找一种不靠对称来保证的均衡。色彩可以彼此抵触,而整体关系仍然成立。
作品的早期流转,也留下了新造型主义进入欧洲艺术网络的线索。1924年,艺术史家兼策展人索菲·屈佩尔斯接受蒙德里安委托,将本作带入德国的展示与推广体系。1927年,它参加曼海姆市立美术馆“欧洲抽象绘画的道路与方向”展览,进入当时关于抽象艺术的公共讨论。
1952年,本作经过数次转手,进入美国建筑师兼收藏家阿尔芒·巴托斯与妻子塞莱斯特的收藏,并由夫妇二人持有至1973年。阿尔芒曾在蒙德里安晚居纽约期间与他相识。此后,作品又经画廊与私人收藏流转,并于1993至1997年借展于科特布斯的勃兰登堡州现代艺术博物馆,2008至2015年借展于科隆应用艺术博物馆。
因此,首次上拍并不意味着作品此前从未进入公众视野。它已有明确的展览、著录和递藏记录。对本季这件拍品而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记录与1920年创作节点之间的相互印证:画面中的形式实验,能够被放回新造型主义形成的具体历史之中。
三条线漫长的来处
十五年之后,《双线和黄色的构图A》把色面与线条的数量进一步压缩。三条黑线,白色,以及左上角一块黄色,几乎就是它的全部视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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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双线和黄色的构图A》Composition A, with Double Line and Yellow,1935年,布面油画,59.2×56.3厘米。估价800万至1200万英镑。2026年10月14日,佳士得风起万象 彼得·西蒙珍藏晚间拍卖。图源:佳士得。
两条平行的水平线穿过垂直线,交点集中在画面左上区域。上下两线之间的白色间隔,使它们既可以被看作两条独立的线,也可以被感知为一条带有内部空间的宽带。黄色位于更上方,紧贴画面的外缘;下方与右侧的白色则获得大幅展开的余地。
这里的白色并非尚未被填满的背景。被线条切分之后,不同白色区域具有不同的比例和位置,参与着整幅画的受力。黄色面积很小,却在边缘处产生清楚的视觉牵引。可以说,1920年的那块黄色把视线拉向画面内部,1935年的黄色则让目光感到向上延伸的空间。
双线是理解本作的关键。1932年12月,蒙德里安在致建筑师雅各布斯·约翰内斯·彼得·奥德的信中,已提到自己正在研究双线画布。此前,他持续探索以少量线条和原色构成的画面;双线的加入,使线与面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
单线容易被视作两个色面的分界。两条线并排之后,中间的空隙也成为可见结构:它有宽度,有与邻近色面相互比较的尺度,也有自己的节奏。改变两线的距离,并不会增加一种新颜色,却能改变观看的速度。
在1934年1月致让·戈兰的信里,蒙德里安谈到双线加宽后仿佛成为一个平面,但又仍然保持线的性质。他承认,这种细微的问题难以完全由理论解释。读到这里,便能理解这幅画为什么不能仅用“极简”二字概括。它把一个尚待解决的绘画问题,留在极少的元素之间。
本作的完成也花了很长时间,可能于1934年初开始创作;同年4月,美国设计师尤金·勒克斯到访工作室时,拍下了其未完成的状态。蒙德里安随后在通信中谈及修改进度,到1935年1月,才向威妮弗雷德·尼科尔森表示作品已可展出。形式上的简约,是持续推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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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位于巴黎出发街26号的工作室,1925至1926年。摄影:Paul Delbo。图源:RKD 荷兰艺术史研究所
1935年2月至3月,作品参加卢塞恩艺术博物馆的“正题、反题、合题”展览。同年6月,作家、艺术评论家兼策展人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直接向蒙德里安收藏这幅作品。十年后的1945年,斯威尼将它借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蒙德里安纪念展。1959年,本作又参加第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它并非在今日的拍卖估价中才获得关注,而是早已进入现代艺术的展览与研究体系。
1967年,鲁道夫与莱奥诺雷·布卢姆夫妇从贝耶勒画廊购入作品。2014年,它以布卢姆收藏拍品的身份在佳士得伦敦上拍,随后进入彼得·西蒙珍藏。2026年的回归,带来的是同一件作品在不同收藏阶段中的重新呈现。
若将两幅画连在一起,蒙德里安的变化并非从复杂走向简单的一条直线。他始终在调整不同元素如何相处。1920年,他让原色、灰色与网格形成新的均衡;1935年,他把问题推进到两条线之间的空隙。少了色块,观看所需的敏感度反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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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1942—1943年,布面油画,127×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图源:MoMA。
这种调整在纽约时期仍然继续。1940年,蒙德里安抵达纽约;在1942至1943年的《百老汇爵士乐》中,黑色分界线让位于由色彩构成的网格。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将这幅画与他对城市和布吉乌吉音乐的兴趣联系起来。线条由划分空间进一步转向传递节奏,几何语言也显出另一种活跃的面貌。回头看1935年的双线,中间那道白色间隔便显得格外值得停留:它显示艺术家已在既有的线条结构内部,重新考虑节奏如何生成。
蒙德里安的市场坐标
2009年2月,巴黎“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尔杰珍藏”拍卖中,蒙德里安1922年创作的《蓝、红、黄与黑的构图》以2156.9万欧元成交,刷新当时的艺术家个人拍卖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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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蓝、红、黄与黑的构图》,1922年,布面油画,79.6×49.8厘米。2009年2月于佳士得巴黎以2156.9万欧元成交。图源:佳士得。
2015年5月14日,纽约佳士得上拍的《红、蓝、黄与黑的构图Ⅲ》,以5056.5万美元成交,再次创下当时的艺术家个人拍卖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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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红、蓝、黄与黑的构图Ⅲ》,1929年,布面油画,艺术家彩绘画框,50×50.2厘米。2015年5月14日于佳士得纽约以5056.5万美元成交。图源:佳士得。
2025年5月12日,纽约佳士得“伦纳德与路易丝·里吉奥珍藏”拍卖中,《大红色面、蓝灰、黄、黑与蓝的构图》以4,756万美元成交。画面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红色方块,与边缘的蓝、黄、黑及灰白色面相互制衡,呈现了蒙德里安在20世纪20年代初继续调整网格结构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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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蒙德里安《大红色面、蓝灰、黄、黑与蓝的构图》,1922年,布面油画,54×53.3厘米。2025年5月12日于佳士得纽约以4,756万美元成交。图源:佳士得。
蒙德里安的经典抽象绘画曾在佳士得多次斩获数千万美元或欧元级别的成交,而具体价格仍需回到每件作品自身的条件。本季两幅画的估价差异,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观察坐标。《构图Ⅲ》的重要性集中于1920年的突破、该年份有限的创作数量,以及作品自身可追溯的艺术史位置。八幅同年作品中已有五幅进入公共机构,本作的首次拍卖因而提供了一次接触这一早期节点的市场机会。
《双线和黄色的构图A》则把重点放在成熟期的新问题上。斯威尼直接购藏、194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纪念展与1959年文献展,为它留下了具体的接受史。作品的价值讨论,可以从双线实验进入,也可以沿着这些收藏与展览记录展开。
这种区别比单纯比较哪幅画色彩更多、画面更大,更接近两件作品的实际情况。1920年的画回答新造型主义如何形成,1935年的画显示它确立之后如何继续变化。它们进入同一季拍卖,也使收藏者得以对照两个阶段的原作,检验自己究竟对哪一种绘画问题更有兴趣。
两件蒙德里安与一个伦敦秋天
佳士得本季伦敦二十及二十一世纪艺术拍卖周,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国王街举行现场拍卖,相关网上拍卖则于10月1日至21日陆续进行,共设七场晚间、日间与网上拍卖。10月14日的两场晚拍,将分别展开彼得·西蒙珍藏与国际私人收藏中的现代及当代艺术作品。
“风起万象:彼得·西蒙珍藏”分为晚间、日间与网上三场,合计近200件作品。按照佳士得公布的口径,它是该行伦敦迄今估值最高的单一藏家珍藏拍卖。蒙德里安之外,重点拍品还包括弗朗西斯·培根1978年的《运动中的人物》以及米罗1925年的《绘画 情人 亚当与夏娃》等。彼得·西蒙是时装品牌Monsoon的创办人。他在佳士得访谈中回忆,长期与设计师筛选织物图案,使自己逐步形成了对构图与色彩平衡的判断。这种视觉经验延续到收藏中,也为理解《双线和黄色的构图A》在这组珍藏中的位置提供了背景:在极少的颜色与线条之间,构图本身就是观看的主体。
“二十及二十一世纪:伦敦晚间拍卖”,则汇集了蒙德里安、康定斯基、安迪·沃霍尔、大卫·霍克尼、格哈德·里希特等艺术家的作品。使这个夜晚也成为观看二十世纪初艺术语言如何转变的一次机会。
而蒙德里安留给这个秋天的,仍是一个可以在画前慢慢体会的问题。黄色为什么要停在那里?两条黑线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距离?从1920年到1935年,他没有离开线与色,却不断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画布上的元素越来越少,能够展开的空间,依旧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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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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