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下午，由胡超与布朗·华莱士联合策展的“借壳——驻留计划溯源与中国当代艺术进程”在北京798艺术区红门画廊开幕。艺术评论家易英教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共事务与文化参赞包安琪、参展艺术家及观众来到现场。这场以中国艺术驻留计划为研究对象的展览，也在开幕当天显现出另一层现场意义：过去三十余年间由驻留建立的人与人、机构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在展厅中重新汇合。

艺术家陈庆庆是其中一位特殊的参与者。她与红门画廊早期发展及厦门中国欧洲艺术中心（CEAC）均有长期渊源。展览将红门收藏的两件早期作品与她近年创作的电脑机箱装置并置，从屏风、灯箱到电脑机箱，容器、内部结构与被包裹的空间持续出现在她不同阶段的创作中。陈庆庆很高兴展览让她重新想起参加驻留与跨地交流的经历，并特意送来鲜花；开幕当天，窗台上的花束也因此成为作品和档案之外一处温柔的注脚。

展览恰逢红门画廊创办三十五周年。“借壳”在策展叙述中既指向对既有资源与结构的借用，也包含寄居、适应和生长的过程。展览以“移植”“嫁接”和“菌丝网络”三个部分，回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驻留机制进入中国、在地方环境中转化并形成跨地区网络的过程。住宿、工作室、地方生产条件、翻译、同行引介与持续交往由此被放到前景：驻留并非艺术家履历中孤立的一行，而是一套让创作者能够在陌生城市真正停留下来的支持机制。

澳大利亚艺术家Jayne Dyer的经历让这条历史线索具有了个人温度。展览筹备期间，她在跟策展人胡超的访谈中再次讲述自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岁月。她早年通过中澳艺术交流进入中国，后来于2007年至2014年长期生活、工作于北京，并在跨媒介实践中持续回应城市、社会空间与人的关系。对她而言，驻留和交流并非一次短暂访问的终点，而是进入北京日常生活、形成长期情感与合作关系的开端。她在采访中流露出的留恋，也提示驻留留下的往往不只有作品，还有艺术家对一座城市难以被履历概括的感情。

今年4月刚结束纽约州哈德逊艺术中心驻留的乔鲁强也专程来到开幕现场。郑学武参与推动的哈德逊艺术中心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创作者提供交流与工作的机会；由参与者到组织者，再由组织者把机会传递给新的创作者，正是展览“菌丝网络”部分试图呈现的关系扩散。

易英在参观展览时特意拍下张亚杰的作品。这一观看也形成了一种跨越年代的呼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国际艺术驻留刚刚起步，张亚杰等艺术家的实践逐渐受到关注；同一时期，易英也从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与批评领域的重要学者。展厅中的作品由此不只属于某位艺术家的个人履历，也把艺术创作、批评写作和机构交流在同一时代中的展开重新联系起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代表的到场，则让展览所回顾的早期中澳艺术交流与当下的文化联系再次相遇。

著名音乐制作人卢世伟在现场谈到，音乐和文学领域同样存在与驻留相近的创作计划，为创作者带来新的环境、经验和工作机会。这类机制对艺术的推动常常安静而不显眼，却能通过时间、空间与组织服务提供系统支持。这一现场观察也回应了“借壳”的研究重点：驻留的价值未必总能被归结为一件具体作品，它也可能体现在创作节奏的改变、跨领域关系的建立，以及艺术家在不同人生阶段重新开始的可能。

中央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方向博士生刘佩舒认为，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学院中的相关研究仍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借壳”将视线从双年展、拍卖和风格流派等常见叙述，转向艺术的生产方式与支持机制，为艺术史研究补充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展览背后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因此具有特别意义。

作品、档案和口述共同构成了展览的证据层次。沈少民的机械鲤鱼在微弱呼吸与工业包装之间制造出不安；陈庆庆跨越多个时期的作品让“空间”这一线索显现出持续性；王鲁炎、苏新平、张亚杰、尹欣等人的作品，则将观众带回中国当代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展开国际交流的历史情境。

“借壳”的意义并不止于纪念若干机构或艺术家的跨国经历。它尝试把创作背后的时间、空间、照料与关系带回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讨论：一间工作室、一次介绍、一段共同生活，以及项目结束后仍在生长的联系，都可能成为艺术实践得以展开的条件。开幕当天重新聚合的人物和记忆，也使“驻留”从抽象制度转化为仍在延续的现实网络。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1日。

图文资料由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胡超博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