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6秋拍丨试论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
2026-11-16 10:21:12 未知
《御纂诗义折中》一书,为清代乾隆年间清廷纂修的有关《诗经》研究的重要论著,也是清代中期官方《诗》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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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纂诗义折中》以《毛诗》为本,保留毛传、郑笺的训诂,又不盲从汉儒;同时吸纳朱熹义理,却不固守宋学门户。主张汉儒训诂可从则从,宋儒义理可取则取,凡牵强附会、空疏无根之说一律裁汰。这种不专主一家、折中汉宋的编纂宗旨,不是单纯的学术调和,而是朝廷认可的官方经学范式。在乾隆前期,它取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成为官学、书院、科举士子研习《诗经》的权威读本,相当于朝廷颁定的教科书。它代表乾隆初年官方经学的价值取向:既要守住文字训诂的根基,又要维持义理教化的功能,避免汉学繁琐、宋学空疏两种弊病。乾隆二十年(1755),《御纂诗义折中》由武英殿颁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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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内府刻本《御纂诗义折中 二十卷》
乾隆皇帝为《御纂诗义折中》作序。称:诗之教大矣。古今言诗者众矣,自小序而下,笺、疏、传、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说,辨难纠纷,几如聚讼。曩尝肄业于此,流连讽咏,豁然心有所得,而考之昔人成说,往往拘牵扦格,不能相通。辛未秋间,与尚书孙嘉淦论及诸经,其所见平实近理,因先从事《毛诗》,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义。凡旧说之可从者从之,当更正者正之,一无成心,唯义之适。视事余功,亲为厘定,以备葩经之一解。编既竣,在馆诸臣以序请。夫诗之道何仿乎?其在《虞书》则曰:“诗言志”,志者诗之本也,声与律其后起者也。其在《鲁论》则曰:“一言蔽之,思无邪”,无邪者诗之教也,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舆氏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说诗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则诗之本得,而其为教也正矣。《传》曰:“众言淆乱,折诸圣”,用中者,圣学之大成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爰窃取皇祖《周易》命名之义,命之曰《诗义折中》,而叙其概以为弁。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御制。
读乾隆序有“辛未秋间,与尚书孙嘉淦论及诸经,其所见平实近理,因先从事《毛诗》,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义。”可知,《御纂诗义折中》是乾隆辛未年(十六年,1751)秋天,乾隆皇帝与孙嘉淦在谈论诸经时,认为其见解平实近理,因此决定从诸经中选定《毛诗》,并明确主旨,命孙嘉淦疏次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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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像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入职翰林院,师从朱轼、张伯行研习程朱理学,治学醇正严谨,奠定了扎实的经学研究根基。孙嘉淦为官刚直清正,雍正年间便以直言敢谏闻名,不惧朝局压力,上疏针砭时政弊病,历任学政、盐政、左都御史等职,整顿文教、厘清政务,政绩斐然。为康雍乾三朝名臣、理学家、经学家。卒谥文定。乾隆初年,孙嘉淦备受重用,历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体恤民情、整饬吏治,其所作《三习一弊疏》剖析君道治理,为清代经典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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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原堂论文》中收录的《三习一弊疏》(节选)
经学领域,孙嘉淦深耕《诗经》之学,著有《诗经补注》,形成了折中汉宋、务求义理贯通的治经特色。乾隆十六年,清廷下诏设馆纂修《御纂诗义折中》,孙嘉淦受命担任总纂官,负责全书的初创工作。他以《毛诗》为底本,兼采汉宋诸家学说,摒弃门户之见,融汇个人治诗成果,确立全书基本体例与义理框架。后因年老体弱,孙嘉淦请求致仕,未能完成全书定稿。乾隆十八年(1753),其受伪稿案风波牵连,惊惧成疾,郁郁而终。因此在该书乾隆皇帝序后的职官表“正总裁官”中,题为:“原吏部尚书臣孙嘉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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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八年内府抄本职官表“正总裁官”页
接任孙嘉淦编纂《御纂诗义折中》工作的是傅恒,他在“正总裁官”职官表中名列第一。
傅恒(?-1770),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朝核心辅政大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卒谥“文忠”。傅恒出身勋贵,才干卓绝,深得乾隆帝倚重,长期执掌中枢政务,主持朝政二十余年,在经略军政、安定边疆的同时,长期总管朝廷官修典籍编纂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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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傅恒像
在《御纂诗义折中》的成书进程中,傅恒承接孙嘉淦未竟之业,担任后期总纂官一职。他统筹全书的校勘修订、体例统一、文稿删定等工作,规整全书义理体系,补全残稿、订正讹误,整合前期初稿内容,统一官方解经标准,最终于乾隆二十年完成全书定稿并刊刻,使这部官修《诗经》学典籍终得完备。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大力倡导官修典籍,并开馆编纂。召集全国文人学者,编纂了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典籍,是中国古代官修图书的鼎盛阶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会设馆编纂,只有像《御纂诗义折中》这样的典籍,可以树立官方学术标准,统一思想,折中汉宋经学,消解学术门户之争,确立朝廷认可的经典解读范式。借修书,宣扬纲常伦理,强化儒家正统观念,实现思想教化,维护大一统秩序,而《御纂诗义折中》,是其典型代表。
这部《御纂诗义折中》是乾隆十八年(1753)内府写本,全书二十册。半叶8行,行20字,小字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此书栏格为朱丝栏,用朱砂手绘;抄书用纸为开化榜纸,洁白厚韧。版心上方题“诗义折中”,中间记卷次,下标叶码。书体为馆阁体楷书,工整端丽。由专门誊录人员抄写。此书曾重装,但尚存有原书黄绫书衣,可知原装帧之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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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此部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图1)与武英殿刊本《御纂诗义折中》(图2)比勘,发现有很大差异:首先不同的是,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的乾隆御制序,是乾隆十八年(1753)孟冬月所撰,而在武英殿刊行本中,乾隆御制序的落款时间是乾隆二十年(1755)夏四月;其次,在武英殿刊行本中的乾隆御制序后有:“经筵讲官太子太傅工部尚书臣汪由敦奉敕敬书”,而在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中,没有这些文字;其三,在清内府写本中的馆臣衔名中,誊录官第一位是“候补内阁中书臣王日杏”,而武英殿刊行本没有此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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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清乾隆十八年内府抄本《御纂诗义折中 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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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清乾隆二十年内府刻本《御纂诗义折中 二十卷》
以上情况说明了几个问题:
一,《御纂诗义折中》一书,应该在乾隆十八年(1753)已经编纂完成。虽然孙嘉淦离世,但傅恒已经完全接任其编纂《御纂诗义折中》的工作,可以说,编纂《御纂诗义折中》的工作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是不知何故未雕版刊行。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刊行时,乾隆御制序完全保留下来,只是改动了乾隆题序的时间。此书或为内府存留之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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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八年(1753)内府写本中避讳字
二,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中,虽然没有“经筵讲官太子太傅工部尚书臣汪由敦奉敕敬书”。恰恰说明,此书的序文很可能是汪由敦本人书写。在武英殿刊行《御纂诗义折中》时,照样誊写,然后补上自己的衔名。
三,在清内府写本中的馆臣衔名中,誊录官第一位是“候补内阁中书臣王日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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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内府写本中馆臣衔名页
王日杏(?-1773),字丹宸,号漱田,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八年(1753)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入军机处行走,负责缮写机要文书。王氏精于书法,遍临魏晋以来碑帖墨迹,尤擅小楷,以军机处缮写机要知名。故可推断,誊录《御纂诗义折中》时,王日杏当入馆不久,因此官为候补内阁中书。观《御纂诗义折中》书体,部分有魏晋风骨,当为王日杏手书完成。
此部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册全,为存世孤本。虽传世数百年,品相尚好,当有神灵庇护。观目前古籍市场,尚有极少清内府写本《四库全书》流通,且多为南三阁零册,但也堪称凤毛麟角,市场售价不菲。此部清内府写本《御纂诗义折中》,不仅抄写时间早于《四库全书》,且保存完整。因此,无论其文物价值还是文献价值,当都高于《四库全书》零册,望收藏者珍之,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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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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