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公共文化和公共艺术成了文化艺术圈许多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背景是在实践领域许多公共性或公益性文化项目的实施，是由在当代艺术领域中颇有建树的艺术家创作完成的。

于是，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当代艺术与公共性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立场，二者之间是应该而且可以沟通、互通有无的。

早在六十年代，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就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文化及其结构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公共文化的消费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文化的消费对象的公众化决定了文化被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因而文化是可以被评论的，来自公众方面的各种评论、批评，经由应运而产生的文艺批评家（评论员），而在舆论上左右着公共性艺术文化的旨趣。哈贝马斯还谈到报刊新闻、电视、出版物等对文化进入大众视野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应该注意到，在哈贝马斯那里，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公共性、公众意识加以对照的，各种价值倾向的文化是在承认其有合理存在的前提下被作为完整的形态而纳入西方的社会发展中的，这与中国当前的文化形势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文化艺术进入大众视野的途径也是通过广播、电视、出版物、展览等媒体，但进入大众视野的文化艺术的风格、样式、表现手法、题材、媒介和审美趣味，往往不是由来自公众代言人的文艺批评家的评论引导决定的，文化艺术之外的政府行为才是决定今日中国文化艺术进入大众视野的关键因素，市场的需求、公众的趣味被认为是要通过体制的力量加以引导的。

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不少颇有作为的当代艺术家们和当代文化的工作者们有幸参与公共性文化和艺术的实施，意味着当代艺术和文化与现时的公共性文艺之间存在着沟通、互补的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更多地只限于文艺家们角色的转换。此话怎讲？

我认为还是要从当代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来看。与公共性文化（不管它是取向高雅优美还是通俗流行）相比，当代文化艺术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的取向，而不是认同式的与某个阶层公众共谋性的取向。当代艺术文化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变迁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通过选择有效的语言表达形式（媒介、手法、风格、样式）揭示并剔除困扰人的精神自由的种种现实生存问题。这种批判性取向的选择是首先经过艺术家个人的精神判断立场获得的，并没有有预谋或者有意识地考虑其投放社会、面向公众时的实际效果。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和文化的批判性价值是通过文艺家的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体现出来的，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某种超然其外的力量组织、协调起来去面对文艺的广大受众。准确地讲，当代文化艺术的批判性正在于文艺家们的个人精神品格和价值立场，即个人性。

文艺家们这种个性化的批判立场，经由文艺批评家们的发现、理解和诠释，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进入爱好文艺的某类阶层的普通受众中，得到后者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文艺家们的个性化语言形式被风格化、样式化地固定下来。一旦出身于某个阶层或者具有某个阶层公众普遍趣味的各级政府或企业的领导者，要兴办公共性文化艺术项目时（就造型艺术而言，公共性艺术已然有代替城市雕塑这种长期统摄人们的狭隘观念的趋势），被风格化、样式化了的艺术语言在今天是有可能进入公共视野的。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形是，保持个性化批判姿态的文艺家们开始向如何将自己已被风格化、样式化了的作品语言与公共空间相匹配的项目实施者的角色转换。

我对当代艺术和文化的批判性的执着，同样表现在我对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理解上。近七、八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出现的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倾向是有目共睹的，这与我们在学术思想上深受西方关注日常语言的哲学诸学派的影响有极大关系，当然也与80到90年代的社会变革有关。这其间，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和影像艺术纷至沓来。日常的生活经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年轻的艺术家们拿来“聚焦”和“显微”，被冠以“日常”经验之类的展览俯拾皆是。艺术家们有一种在我看来普遍的思维定势：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就是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关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某些局部、某个切片或某种异常的现象，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就是语言上的陌生化效果，认为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参与性的体现。

我最近在与人合作的《艺术无极限？》一文中主要针对这种时下流行的思维定势，发表了个人的看法，认为相当一部分作品和活动，打着关注生活、面向公众的旗号，却做着其实毫无公共性和批判性价值的事情。我认为，当代艺术和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守望者在坚持着、热爱着，说明其有旺盛的生命力，证明其在某个阶层、某类人群、某些文化背景中有着巨大的穿透力和粘着力。这是当代文化艺术的公共性，而它又是建立在每位守望者的富具个人化色彩的批判性之上的。

检验批判性价值是否有效传达的前提，就是看文化艺术家们是否找到了将日常语言转换为艺术语言的方式。文化与艺术之所以不同于生活本身，就在于其独特的语言方式，在于其“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批判性的人文关注，通过转换了的语言方式，与特定具体的某类人达成了公共的意识，即公共性。

没有批判性就没有当代艺术中的公共性；没有具有公共性功能的当代艺术，并不一定没有当代艺术中的公共性意识。表面的相似，取代不了实质的不同，个人的角色行为变化，并不意味着两种不同语境可以相互置换。

2000年11月26日于北京鼓楼

注：原文发表于《美苑》2001年第1期。本次发表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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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岭简介：

　　1964年7月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攻读中国绘画美学方向研究生，2005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学博士学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被国内美术出版媒体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26位艺术批评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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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