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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真武的《民国事城图》:历史深处的回眸

  开端隐含的秘密有待于被再次揭开,历史的种子有待于被再次培育,时间的尘埃有待于被再次清理,家国的情怀有待于被再次唤醒,历史的责任有待于被再次接续。“民国”一直就是萦绕在中国人心灵中永远不散的独特氛围,带有泛化意味的“民国精神”,是因为古典的余韵与现代的梦想还奇妙地叠印着,其隐秘的褶皱被诗意的灵晕所萦绕着,一直有待于在现代性的重述中再次唤醒。

  如果绘画有着自己的历史责任,有着自己回溯历史的独特手法,那就是再次给出超出历史记载与照片记录之外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绘画重写历史的审美诉求。艺术叙事历史的真理性如何获得?这是中国当代绘画不得不面对的巨大历史挑战。

  当我们来到廖真武这幅名为《民国事城图》的巨幅作品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艺术独立的历史叙事,廖真武从2011年立志起势,历时八载,数易其稿,为我们描绘出1900-1930那个民国历史时期,几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表城市,比如,四川-广州-北京-上海-天津等等,但也不仅仅是这几座城市,而是处于变迁中的时代气质与社会生活,在都市与传统、建筑与车马、行人与事件之间,绘画通过自己的方式去重建生活历史与生命性格的内在演变逻辑。

  面对时间的冲洗,面对遗忘的压力,画家以其高达4米长达30米的鸿篇巨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个人的独特关怀: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一个人的史诗,一个人的历史记忆,一个人的图像学还原,一个人的绘画梦想。另一方面,这也是回应现代性转变的困难,超越个体的叙事,而进入历史的深处:时代有待于重构,尘埃尚未落定,历史有待重叙,绘画仍在继续,作品尚未完成,理解期待着公众。

  随着作品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巡回展览,势必激发广泛的讨论,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绘画语言的贡献,还有其深远的现代性价值,其历史学与文化社会学的价值!

  在廖真武之前的绘画系列展览中,从“见证的历程”,到“时代标签”,直到“岁月留痕”,就已经可以看出艺术家对于历史记忆与时代变化的独特敏感,对于家国情怀的深切关心。

  一旦中国艺术开始自觉地建构自身现代化的经典性,此经典化无疑离不开自身历史的叙事理解,绘画如何回应历史深处的召唤?我们如何与那些在历史深处徘徊的目光对接?艺术如何与历史深处的幽灵对话,接续他们尚未完成的志业?中国的现代性远未完成,它一直有待于在回溯中获得新的自身理解,当我们面对廖真武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对于历史重塑的魔力。

  此15屏的油画巨作,画家以三个相关的元素作为基本线索,以体现现代化的变迁与表征:

  其一,是画面高处与“深处”背景的各种建筑物,从川蜀小镇与徽派建筑,到粉墙黛瓦与江南园林,从传统的假山石到巨石狮子,从城市代表性雕塑到租借的十里洋场,上海、武汉与天津这些城市的历史形象隐约浮现出来。这些建筑形态在高处巍峨并列,具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威严,但都处于历史风云的冲洗之中,在晦暗的天空与萧瑟的树木之间,有着无名自然对于历史的严酷见证,其斑驳陆离的剥蚀痕迹暗示了时间的力量,这些暗示了历史深处的暧昧与创伤。画家几乎以抽象的手法来表现这些处于废墟状态的建筑,它们在高处瞩目历史的风云际会,它们自身也获得了历史的沧桑面容。

  其二,则是画面“中景”的各种运输工具,画家之前画过大都市的摩托车,对于速度与运输工具的思考再次体现出对于时间变化的敏感,从黄包车到三轮车,从老爷车到蒸汽火车,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工具的技术客观性要求中国人再次回到对于科学“赛先生”的尊重,这些器物被画的最为坚实明确,几乎以超写实手法描绘出来,以表达其绝对的客观性,作为中介工具,它们连接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尽管我们的时代在加速,但工具与人性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思。

  其三,则是处于“前景”的那些民国人事,其中有梳着辫子的晚清人,有穿长袍马褂者,也有西装革履的现代中国人,画家通过衣装的演变来观照中国人自我形象的变化。在画家笔下,这些人物并非历史的具体还原,而是一种身份反思意识演变中的“理想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阶层与身份,可以看到他们的汗水与辛劳,看出他们面对悠久历史的重负与运输工具的速度这两重力量的撕扯,似乎背景与中景的力量在挤压他们,驱赶着他们往前走,走出绘画,走向远方。因此绘画并非突出具体的某一个人,此巨作也并非历史风情画,而是一种“虚写”,这也是为何画面上的这些人群,处于来到前面以及退回历史深处的矛盾挣扎之中,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生命在现代性转进中的苦涩,他们变得模糊的面容中依然有着风尘洗脱不掉的沧桑与凄楚,我们也因而感受到了艺术家的悲悯之情。

  当我们凝视画面与观照这些人物时,我们将发行此巨作的历史意义——“民国”一直就是一出“从未结束”与“尚待开始”的历史戏剧: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物是如此的鲜活,他们似乎还活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他们还在从事未完的交谈与工作,他们还活在历史的深处,其中就仿佛可见老舍《茶馆》的场景;艺术家以其精湛的手法与深情的关注,让历史停留的那个日常瞬间得以再次被苏醒,历史的帷幕似乎再次被揭开,一场从未演完的戏剧再次被上演;但同时,他们在那里,但也超出了他们的时空,他们似乎在向我们走来;或者,他们似乎要召唤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是的,这是“民国”时代,一个特别的年代,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一个风雅犹存与风骨依然的“过渡年代”,一个中国人梦想的黄金时代;如果绘画有着魅力,那就是一种召唤,让历史深处的目光来召唤我们,看着我们,如此的“反向凝视”召唤我们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召唤我们再次进入历史,去发现历史的未来。

  为了体现出此三重性的历史境况,触及历史深处的忧伤,触摸历史内在的痛楚,画家综合运用抽象的笔触、情绪的表现与具象的描绘等各种手法,而且整个画面尽管看似一幅老照片,但又并非超现实的还原,随着画家反复修改,绘画彻底摆脱了对于照片的依赖,超出了写实的诱惑,带入了一种水墨画的气息,这也是对于油画语言的改造,借助于历史的气息来改造艺术的表达。绘画既有一种历史回眸目光的灼热,也有一种时间灵晕的幽谧气息,既保留了历史人物命运的真实性,也让那些在记忆深处闪烁的幽光与忧郁的气息重现出来,这是本雅明所言的图像静止的辩证法,这是时间的政治。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另一幅纸本的同名作品,尺幅也有八米之巨,与巨制油画一道,都具有一种中国山水画长卷一样的延展方式,这也要求一种来回游走的阅读步伐,纸本长卷比油画作品更为斑驳,画面笼罩着一层绿绣色,似乎这不再仅仅是“民国时期”,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生命史,是中国文化苦涩又坚韧的性格史的写照!

  绘画的真实性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现代性才还有待于再次开始,绘画所重塑的历史记忆自有其真理性内涵,这就是面对混杂现代性的处境,艺术乃是还原出文化生命变迁中的苦涩面容,以具有时间辩证的张力,让我们感受到绘画所传达的民国气质,那是一种中国人坚忍不拔地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这幅巨作的当代价值,无论是现代性的重叙,还是绘画语言的价值,其图像学的价值以及广泛的社会学维度,还有待于更多的讨论与研究。

  画家在画这两幅巨作时,也做了大量的文献学与传记学研究,他不仅画出了很多与巨作相关的手稿与小稿,而且还画了民国人物的“民人传”系列:取其谐音,这是那些历史名人,是民国时期的历史风云人物,还是历史的面容,有名的与无名的,名人与民国,民族与人民,在谐音与暗指之中,时代的精神与民族的性格,坚定与顽强,世俗与沉着,都回到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容上。因为他们已经有所变容:画家以云龙纸的肌理化处理,使之进入历史的风尘,赋予其时间的厚度与历史的厚重,画家还以绣像的方式处理,似乎这些人物打上了历史的光轮。一旦绘画超越时间的浮尘,我们依稀还是看到了他们:刺客的凛冽目光,才女们的古雅从容,智识分子的风骨气概。尤其是几幅灰色调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感受到民国特有的气质: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画家重构了历史的星丛,民国的风骨。

  如此的鸿篇巨制与历史画卷,带给我们一种回首历史的深远目光,艺术的回首历史,乃是让隐没的历史来到显处,让家国情怀获得历史的深度,让绘画获得记忆深处的灵晕。

夏可君 2019年4月于北京

作者:夏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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