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宣布了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除上述入选的201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外，还评选出7个入围项目，分别是：陕西汉中市疥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义乌市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地、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汉墓、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重庆市江津区石佛寺遗址。此外，作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成果之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考古项目获选为2019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实际上，“六大”的出炉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角逐。早在1月3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就有36项考古成功入围初评。其中单是考古大省——陕西，就有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西咸新区秦咸阳城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T23方、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墓、西安焦村十六国大墓等6项考古发现入围。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虽然这次的六大没有一下子振聋发聩的冲击感，但细品起来，还是有很多“门道”耐人寻味。在已公布的六大考古发现中，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洪河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这三个史前时期遗址就占了一半比例，这些遗址乍看上去，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似乎觉得平平无奇，远没有当年海昏侯、张献忠江口沉银等考古发现能触动大家那根猎奇的神经。实际上，考古这一学科历来就有“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说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一代代考古学者从未放弃努力，而史前遗址自然就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而山西的西吴壁遗址是专业化程度较高、规模宏大的冶铜遗址；湖北随州的曾国贵族墓地则填补了这一诸侯国春秋历史的空白；青海吐蕃壁画墓更是青藏高原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具有大唐风格的壁画墓，每一项发现单拿出来，都是填补历史甚至重新书写历史的珍贵材料。

1、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遗址

亮点：承上启下 完整的龙山文化聚落

可能大家对所谓的“龙山文化聚落”无感，一时不太明白这一遗址的重要性，在这里稍微科普一下。所谓夏商周文明，大家并不陌生，文献中关于三代的记载不少。但在考古领域，散落流域、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如何过渡到权力集中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一直是考古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处于过渡时期的“龙山时代”就成了破题的关键。

而另一个关键词“聚落”也是考古发现中的重点，甚至在这些年来，聚落考古学成为了考古领域的研究热门。如果说考古何以区别于所谓的器物学、文物研究，那么就是它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文化的形成一定伴随着时空过程。

如果西孟庄遗址反映了当时基层聚落的一种形态，则为我们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提供了珍贵资料；如果这是一种特殊聚落，则其性质的认定非常重要。它首次揭示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已经出现了非经济意义上的功能分化，对于我们分析和估量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遗址概况：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遗址揭露出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结构较为清晰的龙山文化聚落。在这里，发现了围墙、环沟、房址、灰坑、墓葬、窑址及大量柱洞，分布组合极有规律，自成单元，形成围墙聚落。可分两期，下层方形围墙阶段和上层圆形围墙阶段。方形围墙或修筑于龙山初期，使用到龙山早期早段，早期晚段被圆形围墙代替，延续至龙山中期圆形围墙废弃。

2、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

亮点：东北文明之光 颠覆传统认知

在传统史学界的认知中，嫩江流域地处东北北部边疆，远离中华文明中心，因此不少学者都相信那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经济形态是以渔猎经济为主，人群流动性强，定居模式以及形成较强组织性的聚落几乎不太可能。而洪河环壕聚落遗址的发现，首次在嫩江流域揭露和明确了史前聚落的形态，表明嫩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的人群是定居的，且有十分强烈的防御意识。

不仅如此，在中国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史前时期环壕聚落中，洪河遗址的环壕和环壕内聚落规模都是比较大的；修筑如此规模的环壕聚落，表明洪河遗址无论是社会管理、人群关系都比较复杂，生产力已比较发达、建筑技术水平较高。这也进一步说明，在新石器晚期嫩江中游的社会发展程度与中华文明中心区同步。这一发现颠覆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对嫩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史将重新定位。

通俗点讲，就是我们以为人家东北边疆的人史前时期过的是采集渔猎的“落后的”不定居生活，结果洪河遗址一发掘，人家不仅定居，而且聚落规模还不小，建筑水准、组织水平、防御意识都很高。我们概念上以为的“中原文明先冒出来，然后再辐射周边”的理论未必能站得住脚了。这时候不仅深深怀念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老先生，他关于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理论就是说在史前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各地文化最初如同“星星之火”，最终汇聚成燎原之势。

遗址概况：洪河遗址的发掘经历了一个逐步的过程。2017年及以前的四次发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可知洪河遗址距今约4000新石器晚期遗存与梁思永先生确立“昂昂溪文化”性质相同，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而其文化面貌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昂昂溪文化”，应是“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2018～2019年的第五次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昂昂溪文化房址12座、夏商时期房址1座、两周时期白金宝文化房址12座、清代墓葬81座，通过对3条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解剖清理及其通江剖面的清理，基本弄清了其形状与结构、挖建年代与时序、挖建过程、使用与废弃过程。

3、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

亮点：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为啥1976年就发现的陕西石峁遗址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它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上古文明局限的想象。总是活在文献中的夏代究竟是个什么模样？400万平方米的城址如同“横空出世”，你以为古人还挺原始的吧，结果人家不仅连大规模的城都造起来了，而且里面还有宫！

而这次入选的大台基遗迹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性质相当于石峁城址里的宫城，跟北京城里的紫禁城差不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曾表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巍峨壮观，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大台基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遗迹概况：1976年就被发现的石峁遗址一直是考古圈关注的重点，它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被誉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2018年，考古队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经2018至2019年发掘，大台基轮廓逐渐清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目前基本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周边区域完整揭露，并确认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位置。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

4、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亮点：夏商时期的大规模冶铜遗址

王朝的崛起总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工具、武器的制造一定程度反映了生产力的高低，西吴壁遗址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发现大量二里头、二里岗时期冶铜遗存，表明该遗址是夏商时期中原地区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冶铜遗址之一，为深入研究中国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与生产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并填补了早期青铜器产业链的空白。同时，亦对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遗址概况：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区，以及中部偏南、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获得大量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宋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冈期冶铜遗存最为重要。在二里头、二里冈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可铸造一些工具。

5、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亮点：曾国历史终于清楚了！

闻名遐迩的“曾侯乙墓”一度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落在了湖北随州，而震撼人心的曾侯乙编钟至今还能响彻云霄。不过科普一下，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而关于曾国，它究竟姓啥？国君姓曾还是姓随？始封者是谁？春秋时期的曾国国君有哪些？

此次枣树林墓地发掘的曾侯宝、曾公求墓填补了曾国考古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为曾国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序列建立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M169 铜缶上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证实了曾即是随，从而为“曾随之谜”基本画上了句号。M169 编钟铭文出现“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等内容，说明曾国是文王之后而非武王之后，为确认曾为姬姓及研究曾国始封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材料。M169 编钟铭文“帥禹之堵”中的“禹”铭，是首次在考古出土文献中出现，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周人已经较认同“禹”及九州的存在，从而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

遗址概况：考古队对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进行发掘，墓地5座甲字形大型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青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6、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亮点：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

壁画墓（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墓门侧壁画内容为牵马迎宾武士，其他壁画内容有狩猎、宴饮、舞乐等内容，顶部描绘各类飞禽走兽。在后室西侧木椁外的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

壁画墓一直流行于汉文化地区，但在青藏高原却极为罕见，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十四测年为公元8世纪。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处青海丝绸之路战略要冲，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亚之门户。吐谷浑和吐蕃统治时期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该壁画墓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公元700年前后。

（图片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