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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的正德官窑瓷器能否证明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回教徒?

李达5 2020.03.29

西海撷珍------从收藏上看青海 (续三十)之正德顽主

公元1505年,15岁的朱厚照即位,次年改元为正德元年(1506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评价,后世颇多分歧,有的说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正德年间, 政体紊乱”【注1】;也有的说他处事刚毅果断,虽嬉游玩乐,却也有抵御边寇之功,大事上从不怠慢。总的来说,朱厚照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却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人。明武宗朱厚照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从这一点来说,将其称之为顽主也是恰如其分。

【注1】:[ 《张居正集·卷10·<议外戚子弟恩殷疏>》]

明初以来,历代皇帝都对藏传佛教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达到了最高峰。正德喜好藏传佛教,与其爷爷成化帝并无二致, 但正德是身体力行,无以复加。诵佛经、着僧服之举都属平常,更有甚者,正德自称为“大庆法王”,命礼部为之铸造金印,兼给诰命,并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诏诰敕令。这在当时朝野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但正德还是我行我素。除此之外,正德皇帝还对藏传佛教僧人大加封赏、供养,专门在京城西华门内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僧“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以致于有记载说正德“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2】,可见其用功之深。

【注2】:[ 《明实录·武宗实录》第64卷。]

正德皇帝为何如此崇信藏传佛教?首先,与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其次,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以及神秘的“男女双修”,充分满足了他的欲望。再次,正德身边人投其所好,也为他崇奉藏传佛教创造了条件。最后,也与正德年间朝政日趋黑暗腐朽、大臣们对其崇奉藏传佛教的行为失去谏诤和约束有一定关系【注3】。

【注3】:[ 何孝荣:《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

令人称奇的是,除了对藏传佛教的热衷,正德皇帝还对伊斯兰教兴趣浓厚,且下了一番功夫。其实,明朝与伊斯兰教之间还是有着一些天然的联系的。明初有洪武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永乐有明成祖朱棣的“米里哈知敕谕”。至于正德皇帝,是否信奉伊斯兰教?以下事例请各位自行判断。正德皇帝曾经写过“御制尊真主事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他还取了阿拉伯文名字叫妙吉·奥兰,意为安拉的荣耀,禁止民间养猪等【注4】,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政策当是不疑。

【注4】:[ 《明会典》第116卷记载,正德十四年,禁止民间养猪。]

底足款识

正德一朝是明代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不仅是因为朱厚照在登基时的时间(公元1505年,1506年改元正德),正好居于明朝建立(公元1368年)与灭亡(公元1644年)的中点,也还因为在正德期间,大明王朝开始如日西斜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发生了一些影响后世的重大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蒙古人突破了西北边防,进入了青海湖地区,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地区的本土化。正德四年(公元1509 年),时为东蒙古右翼三万户的首领亦卜剌、阿尔秃厮,为逃避统领左翼三万户的达延汗的追击,率残部一万余众逃出河套南下。他们辗转于甘肃河西地区,到正德七年 (1512年)进入青海,攻破安定、曲先等卫。正德九年(1514年),为躲避明三边总制彭泽所部大军的征剿,又逃离青海。明军回师不久,亦卜剌等又于正德十年(1515年)率部返回,驻牧于西海(青海湖)一带【注5】。由此开启了大批蒙古人入据青海的先河,这就是以后“西海蒙古”、“海虏”、“海寇”的肇始。

【注5】:[ 转引自《青海简史06》。]

随着蒙古部落的移牧青海,裹挟而来了大量的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以及维吾尔人等,这些人与早在元代、以及明初洪武时期由各地迁徙而来的大批穆斯林移民,一起形成了青海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主体: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注7】,由是,青海回族在明代达到了全盛,伊斯兰教也由外来宗教转化为本土宗教【注8】。随着信教民众的增多,伊斯兰教成为仅次于藏传佛教的第二大宗教,青海各地都兴建有清真寺,解放初期,全省有清真寺714座,伊斯兰教宗教人员822人;1958年有清真寺932座,宗教人员1746人。据1996年统计,全省有清真寺1356座,伊斯兰教宗教人员2280人,经政府批准开放的拱北有3座。穆斯林人数由建国初期的26万人,发展到90万人。

【注7】:[ 根据史料和家谱记载,从明朝初年开始,国家即采取移民实边政策,从人口较多、土地缺少的江淮、山西等“狭乡”地区移民到地广人稀的甘青一带“宽乡”地区屯田,屯田青海的人中有不少为回族。而撒拉族则在元代由中亚撒马尔罕迁入青海循化,洪武三年(1370年)归附明朝。]

【注8】:[ 转引自:《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网站主页,(民宗概况---伊斯兰教)。]

以上为本藏品的背景。

明武宗朱厚照因其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崇奉而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朱厚照本人为伊斯兰教徒的观点,这个观点显然是哗众取宠,仅举一例即可否定。例如,很多人都以朱厚照下达的“禁用猪肉,至于民间亦禁畜养”的圣旨以及正德青花瓷器中多有阿拉伯文装饰来强加考证他就是伊斯兰教徒,殊不知朱厚照本人在下达那一道圣旨的同时,却“内批仍用豕”,这岂不怪哉!最后,三个月后,这道圣旨在大学士杨廷和的反对下,降敕废除。至于青花瓷器上的阿拉伯文装饰,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关乎其宗教信仰,只能说明了这是朱厚照本人作为一代“顽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崇奉藏传佛教以获得“双修”的“秘密法”【注9】,还是在“豹房”与西域女子日夜寻欢,游戏人生才是他的最高享受。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朱厚照本人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是有大量的史料作为证据的,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他皈依了藏传佛教【注10】。

【注9】:[据《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在“补遗”中说:“考秘密法即胡元演碟儿法也,元顺帝以宠信淫秃,致乱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为主。”演碟儿是藏传密教无上瑜伽曼陀罗的行法,据此能得到自由控制性行为的最高法乐。用不了解喇嘛教的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它就是教人们如何正确采取房中术的。明代喇嘛僧在宫廷进行密教仪式,可以说和元代的没有什么不同。转引自:(日)佐藤长《明廷对喇嘛教的尊崇》。] 另,任树民在《明朝初期对喇嘛教的整顿》一文中也提到:《元史·本纪·顺帝》说:“哈麻及秃鲁贴木儿等阴进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西僧善秘密法(亦房中术也),帝皆习之。”元顺帝遂广采民间处女,日以继夜地纵淫作乐。

【注10】:明廷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在明武宗时期达到了最高潮,佐藤长对此有这么一说,认为这是这一时代极其明显的宦官政治特征的一个表现。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显然不是全部。

本藏品来自青海藏区腹心地带。罐直口,外形圆润秀美。通体施白釉,釉色清亮,莹润如玉。从上至下四组弦纹,口沿、颈肩连接处的弦纹与罐足胫部两组弦纹相呼应,每两组弦纹之间有略微凸起的暗花【注11】。罐身大幅度留白,中间以菱形加方框开光,菱形四角以四朵梅花为饰,具有浓郁的汉文化特征,方框内饰以阿拉伯文,文字内容可能为《古兰经》的箴言,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青花阿拉伯文烛台上的完全一致(烛台左下阿拉伯文)。圈足边缘有粘砂,足内底部施釉与罐身一致,款识为双圈双行“正德年制”,字迹工整,正是所谓的“正德款恭”,无疑是一件正德官窑的珍品。本藏品在青海藏区腹地的发现意义重大,它所呈现出来的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共存共荣的宗教发展史,以及汉、藏、回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片段,生动阐释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融合性,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早在数百年前,民族融合就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历史潮流已经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了,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和的国家,是必然的结果。

【注11】:这种暗花具有明显的立体感,技法应当为“堆白”,在白釉色地上极为罕见。个人以为,“堆白”工艺来自于珐华彩,但很明显,本品的“堆白”暗花,比珐华彩的沥粉工艺要细腻得多,表现效果也更加含蓄、内敛。

装饰效果细腻独特的“堆白”工艺所形成的暗花

话题回到本文的题目,即明武宗到底是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长期以来,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而众说纷纭,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本人以为,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这样才是一种合适的方法。我们先不妨来看一些传世器物吧。


故宫藏品1


故宫藏品2

上面贴出两张故宫藏品,是想告诉大家,本藏品上的阿拉伯文字,是与青花碗完全一致的,本藏品另外两个开光所书写的文字,是与烛台图片中黄色线条所指向的也完全一致。不一样的是,本品的阿拉伯文书法与故宫藏品的书法略有不同,据笔者粗浅认识,阿拉伯文的书法字体繁多,艺术成就也并不逊色于中文书法,故宫藏品的阿拉伯文,似乎是“纳斯赫体”,本藏品则应该是“波斯体”,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书法,细心的读者可以比较本品的阿拉伯文与故宫的青花碗,自会得出结论。本品另外两个开光的文字内容,前面已经说了,是与故宫所藏阿拉伯文青花烛台完全一致,书法略有不同而已,照片恕不贴出。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故宫藏品在开光周围,都有缠枝花卉,而本产品开光周围再没有别的纹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本品的纹饰特征,更加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广泛地被称之为“清真教”,何为“清真”?早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的文化学者,就根据该教教义,做过一些论述,最终就概括为“清真”,其意是:1.纯洁质朴。2.意为称颂该教所信奉的真主安拉“清净无染”“真乃独一”“至清至真”。所以“清真”就成为使用汉语的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常用语,教徒也称该教为清真教,寺院为清真寺,按教规制作的食物为清真食品。从这些论述可以明显看出,本藏品曾经的主人,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清真教教徒,而故宫藏品所显示的信息,则不可能支持正德皇帝为清真教教徒。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阿拉伯文青花笔架,还有一些如砚台之类的,都是如此。这只能说明,在那个时代,瓷器上的阿拉伯文字,是一种文化符号,与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无关。说到底,这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个人,对清真教的一种好奇、最多是一种崇敬罢了,满足他的荒戏本性而已。至于后世出现的所谓的阿拉伯文瓷器,有学者就直斥为“伪阿拉伯文”,在此也就一笔带过了。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网上检索有关资料时,看到有的文章中的故宫所藏阿拉伯文青花烛台,那个文字正好是左右反了,可以看出,文章作者可能并不知道阿拉伯文是怎么回事。最后,笔者还想啰嗦的是,就本产品上的阿拉伯文具体内容,请教过好多穆斯林朋友,终因难度太大而无果,只是有朋友提起过,说文字是波斯文,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下子联想到了阿拉伯文的书法问题,经过努力寻找,终于有所收获,本藏品的三个开光中文字内容,汉译为“接近亲属,传播和平,借给他食物”

一点疑问,下图为台北故宫所藏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梅花罐,将其称为“梅花罐”,真的合适吗?在图片上,你能一眼看到梅花吗?

台北故宫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梅花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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