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从最初的封城引起的恐慌不安，到情绪多变，再到困顿压抑。其中的艺术从业者们也因自我隔离而有了孤独而反省的时光。在疫情的冲击下，国内的美术馆与画廊等艺术机构被迫无限期闭馆，众多展览与艺博会也无奈延期甚至取消。此刻，艺术从业者们是否暂停了思考与创作呢？ 在此全城封闭隔离期间，佑品空间邀请武汉本地多位艺术家及艺术从业者，聊聊他们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对于疫情的反思以及自己状态的描述，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同视角的武汉消息。

YP SPACE：疫情当下，武汉已经封城三十天，这些对你的工作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你每天是怎样安排时间的？

王墨石：封城以来，我历经了在迪拜滞留、在重庆隔离的艰难回家之路，最终在2月回到武汉。一直被迫隔绝在不同的“盒子”里，抽离于现实，在失真和碎片的网络信息中与前线共情。和很多人一样，身体被负面情绪拖的疲惫不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难以为续。只有在近两周才开始放下手机，恢复阅读和工作，并做一些运动以增强免疫力。封闭期间，我总试图以艺术去反思疫情，但都无疾而终。说起来，这段时间可能只做了一件微小的事：为我的音乐人朋友筹备的公益专辑设计了封面。这张合辑所得全部筹款会通过“萤火计划”转化为卫生物资捐献给前线的女性医护人员。以艺术劳作置换捐款物资，是当下我唯一可做的了。

YP SPACE：你是怎样看待当前疫情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事件？这些事件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思考？

王墨石： 疫情发展至今，它几乎肯定的会成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突然就置身在历史漩涡中心，多少有些魔幻感。这次疫情让中国人难得的接受了一次全方面深层次的公民教育。诸如李文亮、权利滥用、低幼化语态等话题，都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充分的社会讨论和集体反思。不论疫情过后我们会不会遗忘这些争论，我们都不能让社会只有一种声音。

YP SPACE：你认为此次疫情会对当代艺术带来什么影响？

王墨石：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艺术市场。同时，正如香港巴塞尔改为了线上展览，我想此次疫情会让艺术从业者更积极地去探索未来创作媒介和展览方式的可能性。

YP SPACE：你认为艺术家是否可以担当起唤起他人的＂吹哨人＂角色？

王墨石：对于“唤起他人”，我没有这个信心，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艺术显得微不足道。况且在中国，当代艺术能抵达的群体实在过于小众，艺术家的“吹哨”大多时候沦为了一种刻奇。但即便当不了“吹哨人”，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艺术创作。之前看到罗荣渠老师的一句话：“思想是气体，谈话是液体，写出来才是固体”。那么对于艺术家来说，“把艺术做出来”才是固体。如今，艺术家已经无法完全独善其身，更不该对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件视若无睹。艺术工作者不要在此时失语，我们需要持续为社会事件记录，只是要保持谦卑，注意视角，审视姿态。

YP SPACE：2003年非典到2020年新冠肺炎，你认为我们个体是否应当有所反思、社会机制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王墨石：正如上个问题谈到的，我希望每个个体都不要在大事件中做那个置身事外的人，只沉溺在个人语境。大多数的我们做不了吹哨人，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提供帮助或表达观点。当多数人都不再沉默，才能推动社会机制不断进步。

YP SPACE：对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王墨石：这几天，感恩的话题持续发酵。而想必大家都同意，我们最该感恩的是这些医护人员。

YP SPACE：我们每天听闻很多生死离别，你是怎样看待生死的？

王墨石：生死本是必然，但是当生死离别如此高密度的在身边发生，逼迫着我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永恒的话题。珍惜当下，或许是对那些已经失去当下的人，最大的尊重。

YP SPACE：你相信“多难兴邦”吗？还是认为这是一次本该可以避免的人间惨剧？

王墨石：我想但凡是目睹了这些人间的苦难，并有着正常的同理心，都不会说出“多难兴邦”，那是一种生者对死者的无动于衷。我也不认为重来一次，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但往小了说，我们目之所及有太多人道主义的惨剧，如果我们都可以多做一些，或许就可以多拯救一个生命。

YP SPACE：身处疫情重灾区，你身边有亲朋好友不幸感染上新冠肺炎吗，他（她）们都是怎样的状态？

王墨石：身边不少亲友都感染了，还有非常敬重的人因此离世。武汉封城以来，一个个肺炎或非肺炎患者家庭，都经历了本不该经历的疾苦。虽然身处疫区，但一个健康人始终无法对那种彻底的绝望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我能做的只有力所能及为他们寻求实际的帮助。

YP SPACE：疫情结束后最想去做什么？

王墨石：想和朋友们跳东湖，听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