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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号·观点】杨天歌丨“佛系青年:冷漠与共”策展手记

画刊杂志社 ​杨天歌 著 20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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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作品导视图

“佛系青年:冷漠与共”是我和策展人雅思敏·凯斯肯特普(Yasemin Keskintepe)在北京的歌德学院联合策划的一个群展,从2018年10月12日至11月10日。展览的缘起是歌德学院2018年年初针对“灰盒子空间”的公开招募,面向中国的年轻策展人,给予空间的场地支持,还慷慨地提供展览的全部预算。以此为契机,我和雅思敏在3月份提交了“佛系青年与温柔抵抗”的展览方案,并在4月欣喜得知,我们的方案最终脱颖而出。

在这之前的2017年末,我和雅思敏在上海一起上了为期一个月的策展课程。我们时常交流,如任何年轻人的谈话一般,话题往往漫无边际,也总是试图落脚于世界局势的变动和我们各自的位置——于是这也意味着,我们最终找不到任何结论上的立足之地。那种面对巨大未知的惶惑,夹杂着些许的坚信和笃定,是我们共享的情绪。

我们谈生存状况,谈缥缈理想,谈一代人的心绪和难处,谈策展和当代艺术的工作,这些貌似有力,但又更多的是虚无的工作。我们也许是在交换愁绪,以此换取一点安慰。我们又彼此鼓励,总觉得有事可做、有事必做。

自然地,申请歌德学院的展览时我们一拍即合。“佛系青年”虽然是中国舆论界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心态,我们都觉得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状,即“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共有的态度。甚至多多少少的,我们自己不也是“佛系青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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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海报

这种自我的寄情与自我的类比,体现在一开始的展览主题的定义中:我们不想因循官方对“佛系青年”的定性,即“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借这个符号,讲一种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人民日报》);相反,在以部分作品勾描出“佛系”的社会现状后,我们更看重那些“佛系”地后退一步之后,在不为主流关注的角落中,个体发出的有力的声音。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佛系”表面自我放任的背后所蕴含的有力的自我表达,而这又反向构成了对导致如此心态的社会重压的一种消极抵抗。

从3月投递展览申请、4月获得入选通知,到最终10月呈现展览,我们经历了长时段的研究考察与作品选择。当然,一些变化也在过程中出现。比如,因为处于特殊的时期,展览名称从“佛系青年与温柔抵抗”更改为“佛系青年:冷漠与共”;比如,艺术家的名单和作品有所调整,最后选择了尤瓦娜·莱辛格、日本放送协会、山河跳!、杨圆圆、佩恩恩、王玉钰和李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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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开幕式,策展人雅思敏•凯斯肯普特和杨天歌,©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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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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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歌德学院

展览的实际执行,自然是常规的路数,但也有专业的要求,好在我们有各方的帮助。我们有两位策展人,此外,还和歌德学院的项目负责人何健、解开缙,设计师杨桂聪以及布展的工人师傅们紧密合作,克服了制作过程中的困难,及时完成了展览的最终落地。

回想起来,我们基本实现了整个展览的最初构想。展览空间虽小,不过60平方米,但我们精选的作品及其彼此的呼应,基本叙述了展览的逻辑。大体而言,展览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中,展厅中央的两部影片聚焦了中德青年的就业问题(日本放送协会和尤瓦娜·莱辛格),一旁则有摄影、互动装置和综合材料作品(杨圆圆、李爽、王玉钰),它们共同勾勒出“佛系青年”的社会状况、生存空间和情感关系;第二个模块,围绕“佛系青年”退守至亚文化领域的创作展开,分别聚焦于民间信仰(山河跳!)和电子游戏(佩恩恩);第三个模块,则是展览的文献区域,它位于展厅之外,既是展览的开始,又可作为其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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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云知道》,李爽,互动网站、数据信息,2005-2018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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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在人才市场的底层生活》,日本放送协会,纪录片,2018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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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2》,山河跳!,签占视频系统装置,2019年,©歌德学院

这个文献区是我们由歌德学院的阅览区的环形座椅“改造”而来的,专门配上小桌,上面摆放了展览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由我和雅思敏在几个月内陆续收集,主要是对于以“佛系青年”为代表的全球千禧一代人的相关报道,有中文、英文和德文,并经设计师汇总排版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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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展览文献台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深知,“佛系青年” 的这一概念源于社会现状,而非艺术世界本身。当然,我们既不想隐藏展览的起因,亦不想回避我们试图对话的群体。因此,我们选择文献台作为一个更加公开的场域,试图扩大交流的对象,希望展览开始于艺术,也由此提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汇编的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能看到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一种隐隐的张力:如果说自媒体多少有点以“佛系”取乐的调侃态度的话,那么官媒对于“佛系”这种不上进的态度多是批评的。在展览中,我们也保持了这样的张力,尤其通过艺术作品之间的对话形成。

只是很可惜,我想我们还是难以弥补已然形成的鸿沟,或是以展览的形式达到对社会问题的反馈。我虚心地接受批评,即这样一个关于“佛系青年”的展览无法回应如此宏大的社会问题。在展览同期,我发现,类似的社会关注以及对于青年群体的关注,不仅限于我们这一个展览。与此同时,在北京和上海的其他美术馆也出现了关注小镇青年(“寻异志——人迹、城际与世变”,策展人:王欢、王子云)和社会边缘人(“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策展人:沈宸、王欢)的展览。我一方面欣喜于同辈人不约而同的社会关注,似乎是一代人对一代人饱含同情与理解的注视;另一方面,又着实感觉展览难以引发真正的改变,因而在消耗着自己的热忱。尽管乐见不同策展人有类似的抱负,但当我发现不同展览中艺术家名单的重复之时,我意识到我们手中的牌其实并不多,而且我们的听众可能就那么几个。当然,作为策展人,我们的职责是为艺术家搭台唱戏,不过,当戏曲唱罢,当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抒发是否有疗效时,又难免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使我至今难以激起策划下一个展览的冲动。我于是再次旋进了“佛系青年”的二律背反之中——一面是自我放逐,一面是温柔抵抗。我在逃避什么?我在抵抗什么?我试图找寻中间的地带摸索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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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叙事》,王玉钰,综合媒介,2018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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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女孩不哭泣》,尤瓦娜·莱辛格,影像,2018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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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杨圆圆,摄影,2012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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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系统》,佩恩恩,影像,2018年,©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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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歌(策展人)

现任职于北京798CUBE艺术中心展览部

(注:文章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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