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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传与发展——由《穿针》看关山月在中国人物画教学中的探索

  人们普遍了解关山月先生在山水画以及梅花等方面的杰出成就,而他在人物画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其实关山月一生都坚持人物画创作。他的第一次个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抗战画展”。从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关山月在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期间,曾一直担任中国人物画课的教学。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在建馆5周年之际,推出了“人关怀——关山月人物画学术专题展”,旨在通过对关山月人物画的研究和关注。

  在筹备展览期间,我注意到关山月先生在担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中国人物画课时,在课堂上以自己10岁的女儿为模特,直接用毛笔画的一张工笔人物写生示范画《穿针》(1)(39cm×42.5cm),题记写着:“一九五四年春为阿怡画像,关山月笔。”在这幅作品上,看不到古代画家那种程式化的画说样式,期造型是在立足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融汇了西方绘画对人物结构和特征的理解方式,在构图上更打破了传统中国肖像画的形式,以类似西画的关身侧像,以地道中国传统笔墨、严谨的线条和适度的渲染,表现了少女柔润的肌肤,尤其着意刻画了正在穿针的双手,生动、艺术的塑造了自己女儿的形象。这种以中国传统造型观念为依托融入西方观察方法的写生方式体现了关山月先生在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中,倡导和坚持现代中国画教学的民族性和独立性,以“中”为本汇通西画,将西画之长融入中国人物画基础教学中,在丰富中国人物画的造型和表现技巧的探索中所得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探讨关山月先生的中国人物画教学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和物证。

  关山月先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8946年,他在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中国画科主任、教授;50年代初,他在华南文艺学院任教授、美术部副部长;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时,即参与了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副校长兼任附中校长,1956年创立中国画系(当时称彩墨画系),1958年学校从武汉迁到广州并改名改制成立广州美术学院,他又任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教授。作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始之一,他为学院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画学科的确立以及中国画基础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50年代初,为了适应现实急需培养一批具有一般绘画基础的美术干部,以满足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全国的美术院校只设一个笼统的绘画系,教学内容多以西画为主,中国画只教一些白描、工笔画。同时,前苏联旨在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绘画,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向前苏联学习的热潮中,却使得多数国画家感力力不从心,一些人更滋长了轻视民族传统绘画的虚无主义的情绪,他们在抨击中国画因循守旧、脱离社会生活的同时,甚至也否定了中国画存在的价值。反映在当时美术教育领域的是: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地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是表现为虚无主义地对待中国画。

  关山月先生对这种情况十分的忧虑,他认为中国画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人在自己的人文生活情境中所掌握的、独有地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他认为“‘推陈出新’这个方针,是中国画系教学的特殊任务”。“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在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矛盾中,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来发展它,使它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机关报传统。”(2)关山月先生还认为,这种在中国画问题上所表现的民族虎无主义情绪,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画能否有充分的表现力来反映现实生活有怀疑,他在教学中以及教学之余,致力于用中国画反映社会生活的探索。关山月先生在课堂上画的这张《穿针》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当然,关山月也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那种强调艺术的主观性、随机性,弱化造型的写实性、色彩的丰富性的旧中国画从整体上处在一种毫无生机、陈陈相因、习惯于案头抄袭、萎靡疲顿的积习之中,特别是人物画更为衰落,这种状况如不改变,随着封建经济的破产,其自身的存在也会发生危机。因此,振兴中国画是新时代的要求,而贴近人生的人物画是最能直接、深刻地反映新的时代生活,这就必然会成为现代中国画教学的重要课题。

  美术史表明,促进民族绘画发展需要两个规律性的动力,一是坚持和发扬自己民族独特的传统,二是外来的刺激与借鉴。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政权体现了在坚守自己民族独物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外域绘画的魄力。

  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体制,是在引进西方美术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出现的。50年代初主要借鉴前苏联的办学模式。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尽管关山月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他也不反对吸收西洋绘画注重解剖结构、质感、量感等等长处,他认为:“在正确地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向西洋学习,但只能是一个借鉴的作用,它可以丰富我们的营养,使我们的艺术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如果能适当地运用和吸收,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3)在现代美术教育体制中,写生是培养学生造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关山月先生革新中国画,在自然中寻求物象的变化和理法,扩大中国画的表现领域,打破积年陈规的良方。可以说,重视写生是关山月中国人物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关山月中国画基础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由于关山月早年没有机会系统地学过西洋素描,他认为自己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不断探索的他便跟油画老师一起进修素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4),并曾试图把这种素描与中国人物画教学的探索结合起来。然而,当把这种注重物象结构把握的写生引入到中国人物画基础教学中,如果目的不明确、取舍不当,容易出现注重对象结构的描写与中国画那种注重线条韵致之间产生某种不协调的因素。这从现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关山月艺术馆的《缝衣》(65cm×39cm)(5)可以印证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这幅画的题记写道:“五十年代教学示范之作,一九九六年补题,关月山。”显然这是一幅教学示范作品,但是客观上讲在这件作品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前面讲到的“某种不协调的因素”,画面线条显得比较弱,缺乏他自己的一贯强调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在另一幅为《课堂写生》(34.5cm×38.6cm)的作品中,对拿烟斗的老人手的刻画上用线也显得不够肯定,并且还有他早年学过的擦炭像的痕迹。当然,这只是关山月在多方面探索中国人物画教学体系过程中的个案,也正好反衬他在这种探索中的艰辛。

  通过写生能够把对象画谁,是美术教育造型训练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中,关山月认为西洋画强调明暗关系的写生方式是不能直接用到中国画教学中的,因为中西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体系,在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方面都各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画写生,不应只停留在西洋翻译过来的字义理解上和被移植过来的那些方法上,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中国古代某一绘画发展阶段中对写生的认识和要求上。认为那种将对象按人为的意志摆布而失去生态特点的“摄影”方式,那种无视自然的美好情态而只看见画框中那块小天地形色的“割裂”方式,那种不注意思考、理解和记忆而只将对象信样画葫芦描摹下来的“记录”方式,是不足取的。中国画写生具体说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对实物以取舍的方式进行描绘的过程;二是指通过有目的的观察,把对象的形象及神态记忆在脑中的过程。关山月也认为:“中国画的写生有这么一个特点,即凡经过写生的物象,如果方法对头的话,一般是能够把它背默出来的。所以中国画家能不看着对象作画,就是依靠平时观察物象的积累,特别是经过反复写生积累的结果。”(6)如果仅以西洋画的写生方式来进行国画写生,那就是很难体会到中国画的造型特点,也不易理解到民族的造型规律。因此,关山月先生明确提出“对人物画教学提出以中国画传统的白描为基础,吸收西洋素描中线描一派的优长,建立与中国画系教学修正程相适应的中国画素描基础课,以逐步完善地建立中国画系教学的新体系。”(7)

  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训练,一方面在中国人物画白描基础教学中,通过写生、速写训练,对运动中、变化中的对象要有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和把握,善于概括地抓住客观对象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联系,使客观对象活在自己的心中,这样才能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笔先”;忽略了这些而只重形色上的酷似,只能是将生动的对象描绘成呆板的死物。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是通过写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传统绘画中的各种技法和图式,并在写生实践中去追寻它们与现实生活的源流关系,最后把传统的技法和描绘的经验真正变成自己所囊之中物。

  在教学实际中,关山月不反对在低年级学生中进行必要的重视线条、强调结构的素描练习,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过程,其出发点必须是根据相对稳定的物象造型结构,而不是不稳定的明暗变化,其目的也不仅仅是在平面上追求立体的效果,而注重通过对物象造型结构的理解来把握其仙在的精神本质,做到以形写神。

  然而,由于一些同学先入不主地习惯了长时间对物象描摹的明暗块面的表现方法,对中国画白描从结构入手、以线表现物象的特点认识不够,虽然主观上也想努力用线来表现物象,但往往是看不到线,就是表现出来的线也是弱的、呆板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关山月看来,只能是通过让同学们观摹中外优秀人物画,并挑选出一些优秀的传统人物画给同学们临摹、学习,加强同学们对传统中国画特点的认训。由于“线”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而中国画对“线”的理解和运用是以书法的道理来体现的,因此加强书法和篆刻的学习也是中国画人物基础教学体系中的内容之一。

  最后,是在高年级学生中提倡用毛笔直接画入物写生,这是当时关山月中国人物画人物写生,这是当时关山月中国人物画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不仅仅是用什么工具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人物画白描教学中体现“骨法用笔”这一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要求的问题,这也是在中国画的艺术表现中,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表现的一种有效的实践方式。用毛笔直接写生,无疑是最有利于把中国画的造型基础与中国画的技法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同学们逐步掌握把生活的现象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为今后深入生活,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中国画笔墨语言打下基础,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反复的毛笔直接写生,我们才能够掌握毛笔,使它驯服地为我们所用,即使不用橡皮,同样可以画得准。

  要把理论通过自觉的实践变成看得见的现实,有一个艰苦的摸索的过程。关山月以身作则,率先在课堂上用毛笔对模特直接写生。1954年春在课堂完成的《穿针》便是一个实例。在另一张60年代初他在课堂为同学们做示范的白描头像写生作品中,关山月写道:“学习中深感脑、眼、手之配合未及处正多,故形象未准,关键在于实践之不力也,此作不足作为同学这规范,但在避免依赖橡皮进行描写之方法步骤上,如能在此得到启发足矣。”(8)这段画跋,向我们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形象画不准,是因为脑、眼、手配合不好。那么怎样才能使它们之间能很好地配合?首先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三者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我认为:在这里“脑”说的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它要求对中国画的徒刑规律有一个明确认识;“眼”说的是观察方法的问题,它要求能够掌握体现中国画特点的整体观察方法;而“手”说的是表现技法的问题,它要求通过反复的实践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值得注意的是跋中提到“避免依赖橡皮进行描写”这样具体的细节,这在当时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是针对有些学生养成了依赖橡皮的习惯,画画不肯定,自然 不可能用毛笔直接写生。关山月认为:“提倡用毛笔画模特儿,要求学生直接在宣纸上画,而且不能先用铅笔打稿再用毛笔落墨。由于墨擦不掉,用不着禁用橡皮。如果承认‘骨法用笔’和‘气韵生动’是中国画的灵魂,我们就绝不能丢掉这个灵魂;如果解决不好用毛笔来写,就等于把灵魂丢掉,也望洋兴叹不上联系中国画实际解决好‘古为今用,洋为中国’这两个‘用’字,更谈不到什么在传统的基础上求发展。”(9)

  中国人物画发展到今天,我们对传统造型以及笔墨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中国式造型规律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而在人物画造型的发展和写实人物画造型教学的探索上,关山月先生所作的努力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重要的。

  【注释】

  (1)此画现收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参见由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作品集》第68页,海天出版社出版发生,1997年6月。关怡老师曾亲口对笔者谈到这幅画产生的经过。1954年,关山月在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上人物画课时,由于模特没有到,关老便把她叫到课室代替模特,针对当时部分同学不相信能用毛笔直接画人物写生,为了给同学们作示范,树立同学们的信心,这幅画的关山月在课堂上直接用毛笔对着她写生完成的。

  (2)见《对“四写”总结的几点意见》,载《杨之光四十年回顾文集》第226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见注2。

  (4)见《教学相长避新途—为建立中国画教学的机关报体系而写》,载《关山月论画》第61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5)参见《广州艺术博物院珍藏丛书•关山月艺术馆藏品》第47页,广州艺术博物院编,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发行。

  (6)见注5。

  (7)见《我与国画》,载《关山月论画》第8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

  (8)此画现藏岭南画派纪念馆。

  (9)见《教学相长避新途—为建立中国画教学的新体系而写》,载《关山月论画》第64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作者:陈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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