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种对话 　　2002年11月，在“重新解读—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的展览现场上见到费大为先生，言谈中，费大为先生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作为一位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亲历了中国当代艺术各个时期的发展和嬗变，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很有深意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是处于体制之外的一种“异质”文本，在主流话语、传统惯性和市场经济等的夹缝里寻找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关注，而中国的当代艺术通过20世纪80年代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也逐渐地产生更大的影响，作为一种体制以外突出的文化现象受到较大的关注。西方的策展人、画廊和收藏家，以及美术馆博物馆，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当代艺术，通过展览、收藏、出版等，引发了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生态结构性的变化。中国艺术家开始更多地以个人身份被国外的策展人和画廊等艺术机构邀请，参加国外各种艺术交流活动；中国策展人也开始寻求一条把中国当代艺术更为全面地推向国际艺术交流平台的途径。 　　虽然各种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在欧美及世界其他地方举办，中国当代艺术频频亮相于国际“双年展”、“三年展”之上，近年来，中国的官方文化机构也有意识地组织年轻的艺术家参加国际的当代艺术大展，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始终不能摆脱西方艺术逻格斯体系的文化范式。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始终被一种先验的展览理念框架所左右，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选择也带着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眼光，这其实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严重误读，从而使中国当代艺术只能作为一种中国现实社会场景的身份图样，不能在国际的艺术格局中产生真正的话语力量。不容置疑的是，从确立中国艺术自身的力量和身份上讲，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争取合法化和平等化”，所谓“合法化”和“平等化”，即是指争取在国内和国际的展览空间及文化交流平台自主地平等地进行艺术展示和对话的权利；国内的文化机构也勇于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职责。随着2000年“上海双年展”和2002年“广州三年展”等国内大型国际性当代艺术展览的成功举办，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内国际的文化认知上初步取得一定程度的“合法化”和“平等化”。但是，其中许多学术层面和有文化深度的问题多少还是被搁置着，如何使中国当代艺术真正实现思想界面上的交流和沟通，如何使当代艺术在内在诉求层面达到和实现开放、实验创新，及自由交流的基本前提和文化意义。基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我们在与费大为先生的几次交谈中，逐步地、纵深地探讨了彼此的想法：合作在国外策划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里昂当代艺术馆和尤伦斯基金会的热烈响应和合作。同时，这一大型展览也被列入了“中法文化年”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中。 　　我们大家在这个计划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觉得，中国艺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应该重新回到艺术的本体课题上来重新看待“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作为“艺术”有它以艺术和文化的方式与时代和社会构成互动而独立的存在意义，它不应该只是作为社会变化和价值冲突的简单图解。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家的个人现象而不应只是作为一种集体图像；艺术家应以个人化思考来进入和构成艺术的潮流或趋势，中国当代艺术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点将充分体现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活跃和富于生气的力量。因此，我们将高度重视作品在展览中的主体作用和自我生成的意义，充分信任、尊重艺术家的个人理念，主张将艺术家和作品放在前台，排除先入为主的做法。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展览的不同角度和构思，探讨在国际交流意义上及艺术发展方向上艺术自身面临的问题，这是作为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在思想自主和平等交流意义上的一次工作和思考。 　　感谢参展艺术家的平等合作！感谢费大为先生、蒂埃里?哈斯巴伊先生、尤伦斯夫妇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参与和支持这一展览的各界人士！ 　　2004年4月8日

作者：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