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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上飞: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当代艺术家徐冰有个观点:“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你的处境和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艺术创作的源泉。”徐冰的话非常正确。的确,艺术源于生活。

不过,无论说“有问题就有艺术”,还是说“艺术源于生活”,都太笼统。我们得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首先是“生活”,人都要生活。艺术家作为人,不能例外。既然是人,在生活中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普通人一样,艺术家是个体,但艺术家又是特殊个体,他们面对问题时通常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可以说,艺术家的主体性并非由“技艺”所构筑,而是由“敏感性”所构筑。甚至可以说,艺术家的“先锋性”即是“敏感性”。

何以要直面问题?因为问题有可能会葬送生活,从而葬送人、葬送社会乃至世界。我们不光要面对问题,而且要尽一切可能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并尽力解决无非是希望未来更好。《韩非子·喻老》有言:“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明智的做法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不去解决它而自然消失。就艺术而言,单从创造策略的层面看,徐冰非常有智慧,因为他看到了艺术创造的契机:“中国正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阶段,整个社会在迅速地变化,这种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极其前卫、极其理论,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所以,我要回来,回到中国为这个时代提供的大舞台上。”我想并不是每代人都有幸能参与新的文明的形成(建构),也并不是时时都有(是)“形成一种新的文明”的“历史机遇”(契机)。创造历史的时刻不会等人,过了也就过了,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前,人类进入了空前复杂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国家也进入了“改革深水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谁最早发现问题,谁最早提出解决方案,谁最早解决问题……那他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艺术。这种现实主义应根植于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审视20世纪之前的传统,我们的文学中不乏现实主义传统,但在艺术中却乏善可陈。20世纪是中国艺术向西方世界学习的世纪,但由于诸种原因我们主要引进的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这里指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在很长时间是缺席的。“现实主义”本身便有批判性。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是以“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批判对象的,所以也可以直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尽管中外提法不同,但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类似的艺术创作在我国的既有传统中是有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发达。而我们真正缺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现实主义”首先是“求真”,关注现实、批判现实是态度,艺术表现手法的“写实”只是表现。毋庸讳言,了解西方艺术多年,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并不是其表层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方式或某位艺术家的某种画风,而是艺术关注现实或独立批判现实的精神。

毫无疑问,逃避现实、回避问题、自娱自乐都不是当代艺术家应有的创作态度。从“有生活就有艺术”到“有问题就有艺术”,当代艺术彻底转向了“问题主义”。我认为“问题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多年前我便想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拟书名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问题主义”》。我认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艺术应该是关注现实、直面问题、超越风格、突破样式、有感而发的。我曾在《直面现实——新青年的态度》一文中写道:“当代青年艺术家所面对的现实不只是社会现实(问题),还包括由社会现实(问题)导致或自发的精神现实(问题)、心理现实(问题)以及生存现实(问题)、生活现实(问题)、创造现实(问题)等。我们的作品应该是超越‘风格’、突破‘样式’、有感而发的。”

然而,环顾四周,不是风花雪月,便是奇技淫巧。看艺术家,“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就是不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向艺术与艺术家挑战的时代!

作者:廖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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