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椅子传入中国之前，古人都是直接席地而坐，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席位”“坐席”的说法。那么问题来了，椅子传入中国之后，古人是如何慢慢放弃跪坐，选择高坐在椅子上呢？

    在上古时期，“席”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铺垫用具，在家具发展史上历时最长、最古老。甲骨文中，“席”被写成一个长方形的象形字，中间好似席的织纹，可见席的样式，几千年来大致一样。在闻名中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草席，在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有四条草席，其中两条长2.2米，宽82厘米。其编织方法与现代草席相近。

    秦以前，古人“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称长跪，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与席地跪坐起居方式相应的坐卧具，就是席和床。

    采用跪坐的方式坐在地上，膝关节很容易遭受寒冷、潮湿的侵袭。虽然古人对住房内的地面进行了种种特殊加工，如用火烧烤地面，或抹一层白灰等，但人们要久坐，必须要有一定的铺垫物，即“筵”和“席”。筵和席都是铺在地上的坐具。筵长，席短。地上底层铺的较粗的叫筵，筵上面铺的精细编织物叫席，合而统称筵席，人皆席地而坐，在上面饮酒吃肉，称筵席。今天，人们还会用“筵席”一词指代酒席。
    古人以居席之礼别尊卑。有同席之限：男、女7岁以上、出嫁姊妹与兄弟、父与子等3种情况之一不可同席；也有异席之礼，《礼记》规定：群居5人，则长者必有异席；5人及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外安排一张席子。这样就产生了“主席”这一词语。另外还有“首席”“末席”等词语，都体现了“席”的礼制意义。古书中就有不少因座席不当而拔剑割席分而坐之的描述。《史记》记载，卫青的两位门客任安与田仁一次到平阳公主家，安排他俩与“骑奴同席而食”，二人“裂断席，别坐”。管宁与华歆因志不同，更是产生了“割席断交”这个成语。

    至今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席地而坐仍然盛行。日本在一些传统的场合，还可以看到跽坐的场面。日本的榻榻米就是由席演变而来。
    人们席地而坐时，由于腿足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时间久了会感觉酸痛，为了减轻跪坐的不舒服，东周时期出现了几。几是供坐者凭倚以缓解疲劳的。几提供一个外在的支撑，这种几又叫凭几，凭几非为放置东西使用，所以几面较窄，可以放在身体一侧以单肘倚着，也可以放在身前，把双膝伸入几下，双肘倚着。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了古人希望摆脱跪坐姿势的苗头了，他们开始寻找坐时依凭的家具。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藏有一幅我国明代画家杜堇所做的《伏生授经图》，该图描绘的是伏生向汉朝宫廷派来的学者讲述《尚书》经文的情景。传说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古籍藏了起来，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大劫。汉文帝时，九十多岁的伏生开始讲授他珍藏的古籍。因为年迈，他已经不再讲究坐姿，而且，他的身旁还有一只凭几。宋朝人习惯称凭几为“懒架儿”，一个“懒”字，便道尽了这种家具的功能。《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宋徽宗微服私会李师师时，就写道：“二人归房，师师先寝，天子倚着懒架儿暂歇，坐间忽见妆盒中一纸文书。”懒架儿除了可以搁臂，还可以用来搁脚——睡觉时将脚搁放在凭几上，就如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这样。可见直到宋朝，人们还在使用这种家具。

    后来，古人渐渐觉得，即使有了几，坐在地上依然不舒服，这时另一个重要的坐具——“塌”出现了。一般认为，塌是由商周时期的匡床发展而来的，到汉代已经是一种普及化的家具。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席的变化已不能满足上层贵族追求享受的需要。由于几、案等逐渐向高、大发展，与低矮的席日益不相称。随着传统礼制的破坏和时代的发展，这种比床小、比席高，专门用于坐的家具——塌便应运而生。

    塌在汉魏时期非常流行，塌的体积较小，而且比较轻便，有独坐和连坐之分。独坐即一人坐塌，连坐即两人坐塌。《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周瑜推荐鲁肃与孙权，孙权与鲁肃就曾“合塌对饮”。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多数人共坐之连塌，《北齐校书图》所记录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的故事。一张榻上，坐着四个人，吃的、喝的、用的、玩的都在上面，画上还画着两只凭几。